1988年，当乔纳森．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 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中国正在设立自己的“ 艾滋病长城”。中国惟一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一语成谶。艾滋病已成中国新的国难。但是，对爱滋病的救治依然捉襟见肘，药品发放缺乏连续性，导致病人缺医少药，吃吃停停；生产抗艾药品的制药厂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步履缓慢；面对艾滋病病人，政府和社会依然存在不理性态度。
■药终于来了
这是政府第一次到村子里发放药品。对于60岁的河南尉氏县村民丁洪章来说，他们来得晚了，可怕的疾病已经夺去了他的儿子的生命。
但还有更多的村民躺在光线昏暗的床上，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脓，脸色吓人地黑，他们感染的是致命的艾滋病，他们的命运，就是等待死神的降临。
自从1992年村前连接开封和县城的马路上出现成群结队的卖血农民，噩梦便降临到这个村庄头上。2000年，这个700人的小村庄有4人死于艾滋病，2001年，又是4个。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到来。
2003年7月，北京的专家和医院、防疫站的医务人员终于来到了曲楼村。这个因为4年前出现艾滋疫情而人迹罕至的村庄重新燃起希望。每个月，艾滋病病人们被集体组织起来接受定期的病情检测。所有接受检测的人都能够领取一个星期用量的抗艾药物。村里还建立了合作医疗，每个病人只需要交10块钱，如果住院，可以报销大约30%-40%的医疗费用。同时，处于困顿中的家庭可以免缴今年的公粮。
更大范围的有组织的防治工作已于今年3月全面展开。中国在涉及11个省份的51个县级行政区划里建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政府承诺，在示范区内凡是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到今年年底，示范区的数量将增加到127个。
■在好消息的背后
11月6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北京举行的2003年中国企业高峰会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上说，今年中国会同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机构做的流行病调查表明，中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84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万分之六，在亚洲居第二位。其中发病的有8万人。从1985年至今，中国累积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有100万人。
在这次发言中，高强的官方表述上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在介绍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3个主要渠道时，高强首先提到的是非法采血、供血，并对此做了较多阐述，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将针刺吸食毒品和不良性行为列为传播途径的前两位，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河南、安徽等地农民到官方审批和政府机构主办的血站卖血传播的艾滋病疫情一直语焉不详。
中国政府最近还表示，将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政府将对贫困的艾滋病病人给予经济救助，对其子女免收上学费用。政府的承诺包括：在城市，对艾滋病患者中的低收入者，由国家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在农村，国家免费为农民提供治疗药物。同时，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但是国家针对病人的大规模治疗行动中又出现了新的危机。许多艾滋病患者，由于没能得到经过专门培训的医务人员的临床指导，在服药过程中吃吃停停，又缺乏定期检查，抗艾药物的不连续服用，将会造成很大的耐药性，降低疗效。
■远未启动的医药市场
与全世界一样，缺医少药是中国艾滋病治疗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据了解，目前一位艾滋病患者如果采用进口药治疗，月花费在3000元左右。这一价格让一些失去经济来源的艾滋病患者无力承担。如果采用国产药，病人月支出在470元到800元之间。
中国有将近100万的HIV感染人群，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但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一家获准仿制生产的国内药厂对这个传说中的300到500亿元销售总额的市场表示出兴奋。
药厂的冷漠源于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因为国家目前对抗艾药物的采购和应用采用计划体制，还没有形成市场化的有规律的供需。一些国内药厂希望等到国家出台规范性的艾滋病临床治疗文件，并明确抗艾药物作为特殊药品的管理方法后，再开始上市销售。
艾滋病药品临床应用的特殊性限制了这个市场的启动速度，另一个事实是，有许多的艾滋病患者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病情，当然也无法接受治疗。目前接受治疗的病人的数字不会超过1万。
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他们不能不考虑市场收益。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规范治疗工作开展之后，病人愿意主动治疗，“只有用药量大幅增加，成本才能下来，才能既带来社会效益，又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
■一种危险的论调
有一种危险的论调认为，这些HIV感染者，大多是是被主流社会疏离的曾经的卖血者、毒品吸食者、卖淫嫖娼者，或者是无辜感染者。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或者本身就是社会边缘人群，他们并不能为中国的GDP增长做出多少贡献，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这种论调的潜台词是，政府和社会不应该投入那么多的资源来救助他们。
“ 他们虽然不会直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贡献，但整个地方经济会由此受影响，别人就不会来这些地方投资。”中国医科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曹韵贞严肃地指出，“如果任由一批又一批的人、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逐渐塌下来的话，整个中国经济都会受影响，可以想象，中国经济将来就会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格局！”
“ 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政府能够单独打赢这场战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鲁杰11月6日在北京说。在他主持的这个关于艾滋病的研讨会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和联合国官员都在座。他举例说，中国现在的HIV感染人数相当于1990年代初泰国和南非的情况。泰国后来加强防治，现在它的感染率保持在5%；而南非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结果占总人口25%-30%的国民感染了艾滋病毒。“ 中国会走上哪条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