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林阳吉

来到沈从文故居，是一个秋天的早上，石板铺的院落里没有露水，有一层霜，我把脚步放得轻轻的，像是怕惊扰了沈先生的好梦。时光还早，喧哗的旅游团还没出现，现在是最安静时分，我一个人从左厢房到右厢房，那房舍、物品、树木和花草，依稀还残留著沈先生的气味与呼吸，彷佛听得见他轻轻的咳嗽和轻轻的脚步。那张从北京运来的桌子摆在那里，《边城》就在这张木桌上写成，还有那把驮过他瘦高身躯的藤椅，蚊帐；我坐在有些摇晃的藤椅上，伏在斑驳的旧木桌上，一缕书香或是墨香在四周幽幽飘过，依稀，外面又传来民间傩戏艺人沙哑的嗓音。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许多知识分子都流亡西南各省。一九三八年沈从文也辗转来到昆明，最初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执教，第二年转入北大任教。

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任叙永分校主任。初到昆明时，沈从文一段时间与杨振声家住在一起。当时沈从文除了教书写作，仍继续编教科书。杨振声领衔，沈从文为总编辑，朱自清负责选散文。

因为昆明常遭敌机轰炸，不久沈从文一家迁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距城十馀里的乡下。每周三天住城里，上课，编教科书，教导学生。三天住乡下，主要是写作。和当时许多住在昆明乡下的教授一样，先要坐火车到呈贡，然后再换一匹马骑上十馀里地到乡下租住屋。由于战时经济吃紧，当时张兆和除做家务外，还在一所中学教书，沈还得帮著做些家务活，连九岁的龙朱和六岁的虎雏都得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即使这样吃饭还常常成问题，有时夫妻俩只好让孩子先吃。这可能是沈一生中生活最困难的时期。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主要教三门课；各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从文是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教授，并不擅长像一般大学教授那样一招一式的讲解，他摸索出一套自己独有的教学方法。沈从文教学方法很有特色，通过言传身教，教授学生实际经验与写作技巧。教写作课时，他不搞命题作文，而是让学生自由发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来写作，以此提高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他还与学生一起动手写，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为了教学实验写出来的，所以他的一些小说集乾脆叫《习作集》和《从文习作》。虽然沈从文在外多年，但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却很难改变，学生听得不太清楚，多少影响了讲课效果。不过总体上，他的教学还是受到学生，尤其是爱好写作的学生的欢迎的。

沈从文当时教二年级的课。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馀为选修课。据汪曾祺回忆：“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

关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情景，汪曾祺说：“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书很多，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沈先生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汪曾祺《沈先生在西南联大》)

一九三九年，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副教授，但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学系。一九四三年七月升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月薪三佰陆拾元。”看起来很不错了，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同期比沈从文晚两个月晋升的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比沈小八岁，一九四二年才任讲师的，月薪却高达四百三十元。这也反映了当时学历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当年沈在联大的课还是很受学生欢迎的：那时，选读他《各体文习作》的同学很多，三间大的教室，总是座无虚席，不少同学不得不搬了椅子坐在门窗外听讲，因为，不止中文系的同学来上这门课，有空来旁听的其他系的同学也不少。

在那样一个讲究学历资历和旧学的年代，沈从文虽然很受学生欢迎，但在主流圈子里仍然评价不高，那些喝过洋墨水的人如朱自清、闻一多、吴宓等都是学贯中西，沈从文只能教新文学和写作课，就像现在在教大学公共课一样，自然受到一些老先生的轻视。

对沈从文最有成见的当属刘文典。刘文典教授对沈的轻慢差不多成为西南联大的一个经典。最著名的有两个故事；一九三九和一九四○两年是昆明警报最频繁的年头，五华山上一挂起红球，大家就知道敌机来袭，警报一响大家都跑警报。一次，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跑警报，便指著沈不屑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后来沈从文由副教授升教授时，人皆举手，独刘文典不举手，还称：“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作教授，我岂不是要作太上教授了吗？”（许渊冲《学林散叶》）

沈从文评上教授后，刘文典仍然没有改变对沈的歧视，一次在课堂上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追忆逝水年华》）

这件事其实反映了当时教育界对新文学和作家的轻视，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只不过刘文典公开说出来罢了。这位驰骋文坛的著名小说家在大学校园里一直处在被轻慢的地位，在这种气氛下，沈从文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离开大学校园可能与早年心理挫伤也不无关系。

一九四六年夏，沈从文一家离开昆明，随北大复员。回到北平后住在中老胡同的北大宿舍。住在这里的还有废名、朱光潜、冯至等人。沈从文继续在北大执教，同时还担任了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四个刊物的编辑工作。

一九四八年，北平已经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一大批教授和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政府通知，要他们南下，沈先生也在其中，但沈先生经过认真思考还是留了下来。然而，他没有想到，一场文艺思想领域的政治风暴正悄悄地落到他的头上。

他的作品被称之为“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而加以批判。特别是郭沫若在一九四八年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上发表了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文章，列举了他各种“反动”言行，文中特别提到“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著。”

以郭沫若当年地位之尊，这样的话对沈从文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与此同时，北大民主广场上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和标语，不少是公开骂沈从文的。“斥反动文艺”也贴上了墙，沈从文被说成桃色作家。更有甚者，一九四九年三月，北大校园里，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先生的攻击，并张贴了一幅大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路线的沈从文！”对沈先生的创作几乎全面否定，这是沈先生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

沈先生一直特别敏感，脆弱。“爸爸心中的频频爆炸，才刚开始，逐渐陷进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境界。”(沈虎雏《团聚》)

沈先生对此十分恐惧，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清算的时候到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同年七月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排除在大门之外，在巨大压力面前，他绝望了，甚至选择了自杀。病愈出院后，他被安排到颐和园附近的中央革命大学学习，为期十个月。事实上从这时起，他基本上就等于走下了大学讲台。

一九五三年在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的关照下，沈先生离开北大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从此彻底告别了大学校园，也为他的教学生涯划上了句号。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图书馆偶然发现《边城》，是第一次接触沈先生作品，这一篇精美的散文把我看呆了。

如今，我终于来到梦中的湘西，来到这个泊在沅水边的小城凤凰，来到沈先生故居，是抵达一片爱的乐园，还是在寻找一个美的灵魂？我无法回答，心里只有一片隐隐的慰藉，我来到了边城，我在那把摇晃的藤椅上坐了许久，这就够了，足够我长久地回味。

                   200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