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山
1905年，麦克阿瑟作为其父的副官赴日本观摩日俄战争，但到达时战争已经结束。也许没有亲眼看到日本军队的战斗实力，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被打得丢盔卸甲，差一点儿成为日军的俘虏。在被迫离开菲律宾时愤愤地留下一句话，“我还会回来的”。确实，再次回来时不仅回到马尼拉，而且直接回到东京。当象徵著苦难的“巴丹”号专机降落在富士山下的厚木机场时，麦克阿瑟对迎接他的人们说，“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很远，但似乎已抵达终点。”
喜欢深居简出的麦克阿瑟却善于表演。走出机舱时，大墨镜、军便服、玉米烟斗，踌躇满志的最高占领者姿态一览无馀；在“密苏里”巡洋舰上，近百年前佩里准将到达日本时携带的美国国旗高高飘扬，显示著第二次“黑船来航”；盟军总部从横滨搬到皇居对面的第一生命大楼，在美国大使馆守株待兔地等待天皇来访。在两人的合影中，军便服、两手卡腰、神态自若的麦克阿瑟，大礼服、双手下垂、拘谨严肃的昭和天皇，内务省自然不同意将最高统治者不是天皇的照片刊登在各家报纸上。实际上，21岁的年龄差距，或许麦克阿瑟父亲式的感觉油然而生，“既然认错了，就放他一马吧。”除正式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外，从此天皇高枕无忧。
作为基督教徒，麦克阿瑟是理想主义者，占领初期发誓将军国主义日本改造为“东方的瑞士”。下飞机伊始就宣布给妇女选举权，理由是女人不要战争。结果妇女不仅拥有了选举权，而且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当选39名议员，甚至一名妓女也进入国会。有人将状告到麦克阿瑟那里，得知其获得26万张选票后，麦克阿瑟郑重其事地回答说，“这恐怕不会是全靠她那暧昧的职业得来的吧？”并同样发去祝贺信。
为改造日本，麦克阿瑟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过节假日，甚至连圣诞节和复活节也不例外，从未到过东京以外的日本其他地方旅游、巡视，也从不参加晚会和招待会。朝鲜战争爆发前仅离开过日本两次：一次是在
麦克阿瑟的日常生活简单得刻板，两点一线，即生活所在的大使馆和办公所在的盟军总部，惟一的乐趣是早上带几匹爱犬散步。有一天吉田茂发现麦克阿瑟闷闷不乐，得知他的“布莱基”不幸死去。聪明的吉田马上命令农林大臣带著照片满日本找一模一样的狗。皇天不负有心人。尽管是“克隆”之物，但麦克阿瑟依然兴高采烈，日本为此获得的利益大大超过了寻找狗的成本。
在物质特别匮乏的占领时期，麦克阿瑟督促美国政府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运向日本，挽救了无数处在饥饿线上的日本人，同时2500名传教士带著1000万部《圣经》在日本传播上帝的福音。深受感动的日本人寄给麦克阿瑟的信共有50多万封，甚至数百名日本女性表示愿意为其生儿育女。
在麦克阿瑟的导演下，700万军队瞬间被解散，军工厂的设备被拆卸并作为赔偿运往战胜国，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被剥夺，发动战争者被送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判处其中的7名为绞刑，鼓励工人组成工会且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进行斗争，释放政治犯，言论自由，铲除军国主义教育内容，斩断靖国神社与政府的联系，解散家族式财阀，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地主阶层消失等等，改革指令接踵而至。特别是在修改宪法问题上，面对日本人的保守，麦克阿瑟乾脆指示盟军总部民政局按照象徵天皇制、放弃战争、废除华族的三原则起草宪法，并强迫日本政府接受，同时在宪法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其他各种制度性改革。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日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像麦克阿瑟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别人的国土上进行改革终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动力是政策后面的刺刀。
麦克阿瑟又是一个彻底的反共主义者。尽管最初利用日本共产党等左翼势力推动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但一旦这些革新力量超过能够容忍的程度就要进行无情的镇压。日本共产党计划在
刚愎自用的麦克阿瑟竭力主张扩大朝鲜战争的规模，恰好为寻找报复机会的杜鲁门提供了机会，罢免了其盟军最高司令官、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美国远东军及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回到美国后，麦克阿瑟在国会参议院发表讲话说，“从科学、艺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来看，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45岁的壮年，而日本则是12岁的学生”。对充满怀念之情的日本人兜头一盆冰水，失望、抗议纷纷涌向大众媒体，“麦克阿瑟热”刹那间迅速退潮，纪念馆、铜像、名誉市民等消失得无影无踪。
1964年4月，念叨著“老兵不死，只是消失”的麦克阿瑟去世，享年84岁。
尽管是“昨天的陆军，今天的麦克阿瑟”，但对独裁者的无条件依附、情绪化的依赖意识、缺乏理智的狂热追捧，其后因一句“12岁少年”之语，立即转化为屈辱感、爱国心和狂妄自大，从一个事例反映出日本人具有的“服从强者”、“歇斯底里”型国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