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走过多年单身路，在他任期5年里，日本的“第一夫人”长时付阙，让国民不无遗憾——这可以解释新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后，安倍昭惠夫人何以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和媒体宠儿的一个重要理由。日本人为重获“第一夫人”而欣慰而欢呼，安倍昭惠也确实以她清新、智慧的时代形象开始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

　　在安倍当选前，昭惠夫人已展现出自己的亲和力，并毫不讳言个人对韩流的追星，对中国的喜爱。安倍上任后，昭惠夫人陪同首相出访中国、韩国，并热情接待访日中国高中生，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个人风采，还看到了日本的新形象。可以说，在安倍上任后致力于改善日本同中、韩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努力中，昭惠夫人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积极的、良性的，是值得评价和赞赏的——在这个方面，昭惠夫人切实发挥了“第一夫人”的作用。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台湾“第一夫人”吴淑珍因涉嫌诈取国务机要费贪腐大案而遭检察机构起诉，酿成台湾历史上空前的政治海啸，并迫使丈夫陈水扁走向政治末日。一般来说，现代社会里“第一夫人”的责职，并非宪法明文规定，却带有约定俗成的性质。“第一夫人”的角色定位，与个人的素质和性格、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还有民众的期待等因素休戚相关。吴淑珍在台湾政党轮替后成为“第一夫人”，从好感度极高的传奇政治伴侣沦为千夫所指的窃国贪腐典型，为时不过数年。在这个过程中，吴淑珍个性张狂，素质见底，树立了“第一夫人”的反面典型。

　　台湾舆论曾经赞赏吴淑珍有别于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第一夫人”形象，肯定她简单亮丽的造型，并认为她活泼随和，有“菜市场”性格，作风平民化，并在夫妻关系中处于强势，不时扮演陈水扁的危机处理者角色。所以，吴淑珍被喻为陈水扁最好的发言人。但“菜市场”性格的反面，则是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见钱眼开，为人格局小，气宇狭，不足以母仪天下，为世典范。吴淑珍藉贵为“第一夫人”之便，在总统府内热炒股票、大收百货公司礼券，发展到想尽各种方法把国务机要费划进自家口袋，这一切都显示了她在本质上没有理解“第一夫人”的角色定位，更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第一夫人”。

　　美国国家博物馆曾经举办过有关“第一夫人”的展览会，按照现代“第一夫人”的五个主要角色布展，分别是：保护文化与历史的倡导者，社交夥伴和国家女主人，社会活动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倡导者，各种场合下的政治角色。这说明“第一夫人”应该是扩大社会影响、提升国家形象的软性存在，而排斥热衷争权逐利的强硬角色。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夫人”普遍受人称道的，当推“贤妻良母”的品德、“相夫教子”的责任、“不慕虚荣”的性格。

　　劳拉．布什年轻时是人见人爱的淑女，并以她的美德驯化了花花公子布什。劳拉出任美国“第一夫人”后，对官场政治保持距离，衣著突出朴素品位，甘于寻常生活。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夫人贝尔纳．戴特的形象是非政治性的，法国人非常赞赏她贤妻良母型的角色定位。俄罗斯第一夫人柳德米拉43岁即入主克里姆林宫，尽管她当过空姐、翻译、德语教师，但在家里是“贤内助九段”。韩国“第一夫人”权良淑没有华贵外表，没学历职历，没有显赫家族，她的愿望就是做一个贤惠开明的妻子，帮助卢武铉渡过总统任期。儿子结婚时，权良淑摒弃一切排场，不收贺礼，新房靠银行贷款才买下，让韩国民众很放心。

　　与以上这些“第一夫人”相比，吴淑珍可谓雄心长在，手段精明，但结果却治家无策，适得其反，使陈水扁一家成为台湾政治的耻辱，成为台湾民众的公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第一夫人”的为人风格和行为垂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对此体会尤深。普遍地看，人们总是喜欢“第一夫人”思路敏捷、行为能干，是有风采的，具亲和力的，最好还是漂亮的，但这一切必须以“第一夫人”明确自我角色定位的底线和上限为前提，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只会带来灾难，古今中外不乏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