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写留学生，国内称为留学生文学。不同的是，以欧美为舞台的，主要写奋力拼搏後的成功，泪水擦乾後的笑脸，风雨过後的鲜花；而以日本等亚洲国家为舞台的，则似乎多是无可救药的沉沦和刻骨 心的屈辱。後者至少可举出九丹写新加坡中国女留学生的《乌鸦》。读《乌鸦》，往往倾向於把沉沦和屈辱归因於女主人公自身性格的缺陷以至人品的低下。而张石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东京伤逝》（中文导报出版社），则更侧重於诉说、发掘和叩问个人性格、人品背後的元素。
菽薇、达菱和李茜曦都是很美丽的中国女孩子。作为八十年代第一批自费留学生，她们的美当然不会成为校园草坪和林荫路上的光点，不会是SASO浴液TENTETRICE香水圣罗兰时装鳄鱼皮挎包等高级消费品争相拉拢的对象，而很快在生活逼迫下自身沦为消费品──在SNACK当陪酒女郎忍受种种花样翻新变本加厉的屈辱。其实，菽薇的屈辱从刚下飞机时就开始了：在众多皮制革制布制漆黑淡黄乳白的旅行箱中自己洗得泛白的旅行包活像装满稻草的麻袋！而北京第二制革厂的劣质皮鞋和袖口跳线 口有油渍的“ 中古”套裙更在随後的日子里把一个姑娘的矜持摧毁得荡然无存。而当她最後只剩一袋方便面又找不到打工地方的时候，在中国男人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的时候，我们有资格要求她保持中华儿女的纯洁和自尊吗？
李茜曦的经历更令人唏嘘不已。她的父亲在“ 文革”中被作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枪毙後，民警进屋宣布“ 反革命家属须交纳子弹费两角五分！”“文革”结束後，她的“ 好几次在市里的数学竞赛中拿到冠军”的上高中的弟弟只因在公共汽车上把手伸进女孩裙子里，便在“从重从快打击各种刑事犯罪”运动的当口被判处死刑。她为筹措弟弟减刑所 要的三五十万元“ 人情费”而东渡日本。很清楚，她除了做陪酒女郎别无选择。问题是，难道这仅仅是她个人道德品质低下甚至自甘堕落造成的吗？不错，对於祖国的贫穷及贫穷导致的悲剧我们是不应该指责，但是，如果这种贫穷和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各种匪夷所思的荒唐的运动，那堋海外儿女所遭受的屈辱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屈辱。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第一代留学生的年轻姑娘的屈辱就是全体中国男人的屈辱、祖国母亲的屈辱。不是吗，当另一个中国女孩卧轨自杀的时候，站台乘客的反应是：“ 这些中国人，到日本给日本人添了多少麻烦？”警察的反应是：“你们中国人到日本干什堋？带来了多少混乱？”。
尤其令人深思和沉痛的是，不仅三个中国女孩这样的弱者遭受屈辱，强者也在遭受屈辱。李蕴藉，一个堂堂的中国男子汉，出身於中国体面家庭，来日前已是北京体育学院的老师。在他的专业中国武术方面，谈理论如数家珍出语惊人，论实践全系首屈一指甚至轻取日本各路名手，学术上他帮别人写的博士论文深受好评。然而他连硕士生都考不上──指导教官执意将他拒於门外。为什堋呢？因为他“ 根本不崇拜日本”。实际上为了考取硕士生他也曾“装傻”，甚至把“恭恭敬敬、面带羞涩”写在纸上贴在墙上，“ 但一到关键时刻就露出傲慢的本质”。李蕴藉这个强者所蒙受的屈辱，除了因为他不熟悉日本的“文化地图”，应该说还有更本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他这个强者的背後是弱者，亦即他来自作为弱者的国度。太极拳不同於《源氏物语》，本来就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为什堋非要让身为此道强者的中国人“ 崇拜日本”？说穿了，无非因为他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必须对日本人“ 目光闪动著百分之百的敬佩”。试问，如果李蕴藉是美国人会遭受同样的屈辱吗？
世所共知，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但日本不仅不怨恨美国，反而对美国俯首贴耳，唯其马首是瞻──盖因美国是强者，是强势国家。反观中国，千馀年慷慨无私的文化乳汁，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以德报怨，对“ 残留孤儿”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都未能拉住参拜靖国神社的脚步──盖因中国是弱者，是弱势国家。作为旅居日本十几年的第一代老留学生，作者显然对此有异常痛切的体会。
在这个意义上，《东京伤逝》其实是一部严肃而深刻的作品。同时也可看出作者丰沛的文学才情──不但故事编得一气呵成，引人入胜，笔调也腾挪有致，摇曳生姿，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文字驾驭功力。倘若适当降低“色素”指数，完全可以在纯文学 域放出异彩。是所望焉。
菽薇、达菱和李茜曦都是很美丽的中国女孩子。作为八十年代第一批自费留学生，她们的美当然不会成为校园草坪和林荫路上的光点，不会是SASO浴液TENTETRICE香水圣罗兰时装鳄鱼皮挎包等高级消费品争相拉拢的对象，而很快在生活逼迫下自身沦为消费品──在SNACK当陪酒女郎忍受种种花样翻新变本加厉的屈辱。其实，菽薇的屈辱从刚下飞机时就开始了：在众多皮制革制布制漆黑淡黄乳白的旅行箱中自己洗得泛白的旅行包活像装满稻草的麻袋！而北京第二制革厂的劣质皮鞋和袖口跳线 口有油渍的“ 中古”套裙更在随後的日子里把一个姑娘的矜持摧毁得荡然无存。而当她最後只剩一袋方便面又找不到打工地方的时候，在中国男人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的时候，我们有资格要求她保持中华儿女的纯洁和自尊吗？
李茜曦的经历更令人唏嘘不已。她的父亲在“ 文革”中被作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枪毙後，民警进屋宣布“ 反革命家属须交纳子弹费两角五分！”“文革”结束後，她的“ 好几次在市里的数学竞赛中拿到冠军”的上高中的弟弟只因在公共汽车上把手伸进女孩裙子里，便在“从重从快打击各种刑事犯罪”运动的当口被判处死刑。她为筹措弟弟减刑所 要的三五十万元“ 人情费”而东渡日本。很清楚，她除了做陪酒女郎别无选择。问题是，难道这仅仅是她个人道德品质低下甚至自甘堕落造成的吗？不错，对於祖国的贫穷及贫穷导致的悲剧我们是不应该指责，但是，如果这种贫穷和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各种匪夷所思的荒唐的运动，那堋海外儿女所遭受的屈辱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屈辱。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第一代留学生的年轻姑娘的屈辱就是全体中国男人的屈辱、祖国母亲的屈辱。不是吗，当另一个中国女孩卧轨自杀的时候，站台乘客的反应是：“ 这些中国人，到日本给日本人添了多少麻烦？”警察的反应是：“你们中国人到日本干什堋？带来了多少混乱？”。
尤其令人深思和沉痛的是，不仅三个中国女孩这样的弱者遭受屈辱，强者也在遭受屈辱。李蕴藉，一个堂堂的中国男子汉，出身於中国体面家庭，来日前已是北京体育学院的老师。在他的专业中国武术方面，谈理论如数家珍出语惊人，论实践全系首屈一指甚至轻取日本各路名手，学术上他帮别人写的博士论文深受好评。然而他连硕士生都考不上──指导教官执意将他拒於门外。为什堋呢？因为他“ 根本不崇拜日本”。实际上为了考取硕士生他也曾“装傻”，甚至把“恭恭敬敬、面带羞涩”写在纸上贴在墙上，“ 但一到关键时刻就露出傲慢的本质”。李蕴藉这个强者所蒙受的屈辱，除了因为他不熟悉日本的“文化地图”，应该说还有更本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他这个强者的背後是弱者，亦即他来自作为弱者的国度。太极拳不同於《源氏物语》，本来就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为什堋非要让身为此道强者的中国人“ 崇拜日本”？说穿了，无非因为他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必须对日本人“ 目光闪动著百分之百的敬佩”。试问，如果李蕴藉是美国人会遭受同样的屈辱吗？
世所共知，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但日本不仅不怨恨美国，反而对美国俯首贴耳，唯其马首是瞻──盖因美国是强者，是强势国家。反观中国，千馀年慷慨无私的文化乳汁，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以德报怨，对“ 残留孤儿”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都未能拉住参拜靖国神社的脚步──盖因中国是弱者，是弱势国家。作为旅居日本十几年的第一代老留学生，作者显然对此有异常痛切的体会。
在这个意义上，《东京伤逝》其实是一部严肃而深刻的作品。同时也可看出作者丰沛的文学才情──不但故事编得一气呵成，引人入胜，笔调也腾挪有致，摇曳生姿，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文字驾驭功力。倘若适当降低“色素”指数，完全可以在纯文学 域放出异彩。是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