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26岁的原舞妓桐贵清羽公开揭露舞妓行业的劳动实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舞妓与接待文化之思考》的呼吁人之一、律师岸松江接受采访，从法律角度进行了逐一解读。

岸律师指出，早在1954年，日本政府已将全国的艺妓纳入《劳动基准法》的监管范围。1958年，京都劳动基准局也认定市内539家置屋和茶屋适用该法律，因此从法律和实态上都应承认舞妓属于劳动者。然而，桐贵清羽回忆，当年她在中学三年级时，只是递交履历表并接受面试便被收留进置屋，期间从未签署劳动合同。这种情况违反了《劳动基准法》第15条所规定的“劳动条件明示义务”，置屋可能因此面临罚金。

桐贵称，她在舞妓时期几乎全年无休，最多每月休息两天，常常深夜仍在工作，所得报酬仅是每月约五万日元的“零花钱”。岸律师表示，这不仅违反了工时规定，也触犯了《最低工资法》。此外，未成年舞妓在酒席被迫饮酒，更是明显违法，《劳动基准法》第62条明确禁止让未成年人从事损害健康与道德的劳动，酒席接待正是典型案例。

更为严重的是所谓“陪浴”的惯例，即舞妓陪同客人前往温泉地，甚至与其同浴，实质上是性接待。岸律师指出，如果舞妓未满16岁，即便本人“同意”，对方年长5岁以上仍可能构成《刑法》上的不同意性交或猥亵罪。若置屋知情而不制止，还可能被追究帮助犯的责任。

桐贵清羽将舞妓的境遇形容为“现代的奴隶”。许多女孩刚从中学毕业便进入置屋，没有任何劳动权利和人权教育，通讯手段被限制，无法与外界联系，更无从求助。表面上虽不在牢笼之中，但自由被剥夺的现实与奴役无异。

针对改善方向，岸律师呼吁，劳动基准局应对置屋展开调查，查处是否存在薪资拖欠和违法用工，并责令整改。京都市作为将舞妓视为文化象征并加以宣传的地方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建立安心可靠的咨询窗口，确保舞妓能够在受到侵害时及时获得帮助。

桐贵的揭露撕开了“花街文化”光鲜外表下的阴影。这不仅是个别置屋的违法问题，更是日本社会如何在保护传统与维护人权之间做出抉择的深层课题。

对于前舞妓揭露花街对女孩不尊重的各种事宜，有日本网友评论道：我在学生时代曾在京都祇园做过与舞妓、艺妓相关的工作。那时候我觉得情况比现在更糟，未成年的舞妓被灌酒、陪客人喝到深夜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接待的间隙，来休息的舞妓们也向我倾诉过许多这里无法写出的抱怨。我常常说“你们怎么会做这样的工作呢”，她们却回答：“是我自己选择的，而且受到很多人的照顾，不能辞掉。”但在我看来，那就是现代的奴隶制度。传统和文化固然重要，但必须随时代调整，否则最终也会无人继承。我认为，政府已经该认真介入这一领域了。

也有网友指出，那不是一般被家人疼爱的孩子会去的地方。昭和时代的印象是：要么因为贫穷，为了家人而早点出人头地、寄钱回家；要么作为“减轻家里负担”的孩子，被收留供养，只能忍耐着努力修行。

真正能独当一面的舞妓，也是因为有了“赞助人”，愿意为她花钱投入，才能获得高收入。靠的是这种支持。即便后来通过形象策略让舞妓的社会地位提升，有女孩对此职业有憧憬，但我看到的现实是，身边本地女孩的就业很少，反倒是远方来的孩子被劝说加入。这样看来，这文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