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参加过郑和下西洋的女人》

                                         

郑和下西洋，始于江苏太仓。当收到来自江苏太仓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学凌鼎年会长创作的小说《参加过郑和下西洋的女人》一文，窥窗欲辨的好奇心骤起。

   

 诚如文中所述，“中国的传统，一般不欢迎女性上船，尤其是出海之船，远航之船。”明清时期，官方将“三从四德”纳入《大明律》《大清律例》，“既嫁从夫”的律例之下的郑和船队上居然有女人，确实是“不说石破天惊，也是个抓眼球的题材。”

    

记载郑和事迹的明钞本马欢的《瀛涯胜览》。

从口口相传到耄耋大去，从尊为人格神仙姑，到官至鸿胪少卿的后代马十力以附页形式夹在族谱，再到凌作家巧妙地用代序方式出现，马三姑进族谱，整个过程用了六百余年。全文立意新颖而又深刻，以马三姑这一边缘女性为切入点，撬动了郑和下西洋的宏大历史叙事，痛点在于原本擅长女红又做了无数台接生的马三姑，最后还是没能剥离明清权力对女性的系统性禁锢的脐带。

   

 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是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的航海壮举，船队七次远航，四次抵达非洲，从第四次起主要访问东非沿海城邦，有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索马里布拉瓦）、竹步（索马里朱巴河流域）、麻林（肯尼亚马林迪），马林迪的“中国沉船”考古遗址便是“郑和记忆”最有力的佐证。部分学者甚至认为，郑和船队可能抵达过更远的马达加斯加或西非。

    

《瑞应麒麟图》,中国明代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沈度作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描绘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榜葛剌国进贡的长颈鹿（画中称为麒麟）。

因此，当我将《参加过郑和下西洋的女人》推荐给《西非统一商报》，该报吴会增总编当即拍板刊发。恰逢农历乙巳年春节，其第九版副刊的连载任务尚未完成，刊发任务便耽搁下来。但是关于《参加过下西洋的女人》的话题却延续了个把月。该报吴总编意犹未尽之余，咨询是否有一部中长篇写这个题材的？到了今年五月分两期刊发后，读者反响较好，又叮嘱我为《参加过下西洋恶女人》写个短评以飨非洲读者。

   

 促成这篇微型小说评析文章的过程，即暴露构筑叙述文本的过程，便是元叙事，是最明白无误的关于叙述（过程）的叙述。因此，元小说叙事层次，是《郑和下西洋的女人》的一大艺术特色。作家将创作谈嵌入文本，马诗书与凌作家经冯教授确定郑和船队有女人的历史史实之后，便开始商讨如何将马三姑写入族谱代序，并计划创作小说，形成“故事中的故事”。这种自我指涉结构，暴露历史书写的建构性——正如海登·怀特强调“历史即叙事”，族谱序言与小说皆成为重塑记忆的装置。

   

 该篇语言简净克制，对话推进叙事。虚实交织的叙事结构又是《郑和下西洋的女人》的又一艺术特色。小说以编撰《马氏家谱》族谱的现代事件切入，通过《马氏家谱》附页的历史文献与冯教授的学术对话，构建双重真实感，同时以合理的文学想象填补历史空白。马三姑的事迹介于族人口述与文人补录之间，既依托明代十竹斋信笺之“物证”，又暗示口传历史的流动性，形成虚实相生的张力。这种手法模糊了史料与创作的边界，呼应博尔赫斯“虚构与历史互为镜像”的叙事哲学。

    

 性别书写的颠覆性层面，应该给马诗书记一功。凌鼎年是一个创作力旺盛的作家，这离不开大量的典籍阅读与对生活的细心观察。马诗书话不多说，“劈头”就是一句：“凌老师，我请教你一个问题，郑和下西洋的船上有女人吗？”创作上可以有，现实中闻所未闻啊。因为马诗书正着手于《马氏族谱》，因此凌作家断定，马诗书手中有鲜为人知的史料。

   

 随着情节的推进，三张明代十竹斋信笺揭开了马三姑跟随郑和船队的征程。虽是进士族谱附页亲笔，马诗书又言“小说笔法，当不得信史”。凌作家又开启了与冯教授的求证模式。一番操作下来马三姑身上延伸出沉重的历史话题——程朱理学被权力异化之下，纤直不弓弯的缠足从宋代的上流时尚到了明清成全民强制，但是郑和船队的女性却以女红、接生作为文明教化正解构着父系的权力结构。

   

 话已至此，为马三姑写代序，凌作家能推得掉吗？马三力、马诗书、冯教授、凌作家合力之下，马三姑终以附页形式抬进了《马氏族谱》，实为传统族谱“女性不入谱”的规训挑战，这种对儒家宗法制度的柔性反抗，像极了在黑夜中掌灯的人，有时不得不把灯芯捻得很低——但真正的光明，终将来自烧毁灯罩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