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作者：董红俊

这次暑假回国，时隔二十多年回到母校翼城中学看了看。

1978年我小学毕业，恰逢县中学恢复文革时停办的初中班，在全县范围内招生，92班、93班各45名。我和发小红兵二人幸运地考上了。记得是新学期开学几天后才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俩早上跑到村中学的教室里，从书桌里仓促地收拾好自己的书本，像逃跑一样离开了学校，连声招呼都没跟同学们打，大概因为害羞吧。

从此开始了住校生活。学校生活不能说不艰苦，十几人住一个大房间，睡土炕，虱子、跳蚤、蚊子、老鼠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儿。食堂的伙食极差，早晚饭都是两勺玉米面糊糊，午饭基本上是一个发黑的馒头加两勺冬瓜汤白菜汤之类。充当餐厅的大礼堂里没有桌椅，打好饭后我们都蹲在地上吃。到了每月一次改善伙食的日子，会有两勺有猪肉的菜汤和一张油饼，或者是一碗香喷喷的炒面。那个日子食堂周围就跟逢集一样，热闹非凡。

晚上在只有两个100瓦灯泡的教室里上晚自习，常常会停电。每当停电的时候，我们就用自备的煤油灯。于是，教室里烟雾缭绕，煤油味儿刺鼻，下自习后各个灰头黑脸。

但老师们都是认真负责的，他们也都住在学校的平房里，我们班主任杨老师就住在我们宿舍最西头。老师们个个都讲课认真，对我们管教也很严。当年的老师大都没有什么尊重人权、保护隐私的意识，来自村里的哪个同学调皮捣蛋了，班主任杨老师就会把他叫到前面来，当着全班同学面，敲着他脑袋，唾沫星飞溅地说：“你TMD不用心学习，以后考不上中专，考不上大学，就回家跟你爹一样挑大粪去吧！”

我脸皮薄，怕被班主任这么当众羞辱，三年间不敢有什么闪失。当然，我心里清楚，要想跳出农户，不再挑大粪，修理地球，只有刻苦学习。

作者与二妹和在母校任教的同学

我基本上每两个星期回一次家，一进家门就脱个精光，让母亲用滚开的水把衣服里里外外地烫一遍，再好好儿洗个澡。返校时带一背包玉米面饼子和咸菜、辣椒酱等干粮。从村里到学校要走10几里崎岖的坡路，一天难得见一辆路过的卡车，偶尔还会有野狼出没。我跟红兵大多时候很要好，亲兄弟似的，有时候也闹别扭，好几天不说话。若是在周末回家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有一个默契，相隔四五十米一前一后地走，前面的人走累了坐下来歇息，后面的也坐下来歇息。

校园里有两座修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砖塔，其中一座就屹立在我们宿舍前面，在学校东南角。夏天或秋天的晚上，我常和红兵爬到底座上，躺着看远处的风景，望着星空寻找流星，也聊聊各自的梦想。有时候看着聊着就睡着了，半夜里冻醒了再回宿舍接着睡。有两次被暴雨淋成落汤鸡。

校园西侧还有一口金代大铁钟，我们上美术课第一次写生，美术老师安老师就带领我们画那口大钟。学校西北角有一处被松柏树环绕的烈士亭，我常去那儿背单词，也看过无数次烈士名单，其中有在临汾战役中牺牲的我们董家的董子俊，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哥哥。南门外有一口“仇恨井”，据说当年日军把很多八路军、游击队战士和抗日群众杀害后扔到那口井里了。二十多年前我带一群日本朋友访问母校时，两位僧人朋友带领我们在烈士亭和仇恨井前祈祷、默哀。

通往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座修建于明朝的木牌楼和一座修建于清朝的石牌楼，还有一座关帝庙。当年都破旧不堪了，这次回去发现都修缮一新，颇感欣慰。

三年后，红兵考上县中学高中班，两年后毕业，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成为我们村20年不遇的大学生，如今成为某电视台领导。我呢，考上了地区重点中学临汾三中，入学后才知道改为三年制了。晚于红兵一年毕业的我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日语专业。

作者和二妹在母校

其实翼城中学不仅仅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父母和二妹的母校。这次回去，若不是二妹两位同学在母校任教，在校门口接我们，一定会被门卫挡在外面呢。

如今母校里有了漂亮的教学楼、宿舍楼和图书馆。看到穿戴整洁的晚辈们精神抖擞地走在校园里，为他们感到高兴，也期待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