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闭门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紧迫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国内矛盾中落下帷幕。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胡锦涛的领导权威，使得“和谐社会”理论成为党和政府的执政网领。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为原先设定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既定目标提出了追加和匡正。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集中研究社会事务问题，把关注焦点从发展移向稳定，从效率转为公平。
　　六中全会的决定揭示了“和谐社会”的内涵是坚持协调发展、保障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尊重和保障人民权益、缩小城市和区域发展差距等等。这些目标之所以被反覆阐释，高调提起，其实正反衬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缺位、资源浪费巨大、环境破坏严重、干部队伍深陷腐败陷阱等。不和谐的社会现实激发出老百姓的不满情绪，累积生成著社会的隐患和危机，已经难以回避。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头人，现在又摇身一变为发展经济的急先锋，始终以社会先锋的形象自我定位。这种先锋主义最早起源于民间，却在权力的支撑和推动下，成为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特权。如果说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一个说法，那么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尽早尽快尽先尽量地缩短先锋阶级、精英社群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像过去30年以来那样渐行渐远、越拉越大。
　　和谐社会是一个好东西，但这种积极的社会理想不是自然形成的。自然界达成生态平衡，花费了千年万年，人类建成社会和谐，可能耗时更长。和谐社会需要全民共有的价值体系为基础，需要公平合理的操作制度做保障。中国在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进入了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的快速通道。按照国际发展经验，不和谐状态的阶段性扩大是自然的，而政府的作用就是确立主流价值，建立合理制度，为社会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重返和谐构筑平台。胡温领导集体自十六大以来走过的执政之路，就是从发现承认社会不和谐，到酝酿提出和谐社会概念，再到落实执行和谐建设的过程。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意味著“和谐社会”已经从概念落实到行动，其最终目标就是完成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信心和机会。
　　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中国政府承诺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将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投资，加大对社会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投入。但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社会不和谐现象之馀，创造新的制度空间来推动和谐再生，尤其重要。目前民情和舆论对社会不和谐的指责，集中在教育、医疗、住房、收入等民生问题上，而真正的民生和谐必须建立在民主和民权基础上才是真实的可靠的，这意味著政治体制改革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任务。
　　中国共产党高悬“和谐社会”目标，其所涵盖的对象应该包括全体社会阶层，惠及每个人。在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占主导的时代里，不同社会层阶之间以压迫为手段，以专政为目标，不是资产者剥削无产者，就是无产者打倒资产者，形成了非“正”即“反”的历史噩梦。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超越正反对立，让社会和历史走进“合”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