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玲
自从上野千鹤子被文春炮爆出登记结婚后,坊间哗然。她在最新一期《妇人公论》上写了一篇随笔,优雅而沉稳,是对文春炮的反击。特翻译如下:
“世界上有一种卑劣的人,到处嗅闻打听别人的私生活并以此制造话题,文春炮便是如此。”
文春炮,在日本社会相当有名,各种隐私都能打探到,可以说是资深狗仔队——从狗仔队这个行业来说,文春一帮人堪称精英。而如果被上野千鹤子这样一言以蔽之,又能看到真髓,总也不是很能堂堂自豪的行径。正如上野千鹤子所写:“既然能这样去查,自然也该查到了我和色川先生提交婚姻届时在2021年9月6日,而色川先生时在9月7日去世的。如果写了我们结婚,这句也该写吧。“
上野千鹤子写了她新婚15小时的缘由:“我确曾在八岳南麓的家中照料96岁的色川先生往生。他摔倒后大腿骨骨折,度过了三年多的轮椅生活。这期间与疫情期重合,我在线工作的职场就在他居所旁边。很幸运我有了长期照料他的机会。色川先生比我大23岁,他离开八王子的家已超过20年,他结发妻子已经去世,与独生儿子也极少见面,所以其家人也知道将由我照料他老后。
在长期的照料中,我们经常谈到他死后的事。因为我们在法律上没有关联,所以我连死亡届都不能为他提交,住院或手术时也不能为他签字。我曾为他去处理银行事务,将几个账户解约,精简到一个账户,但办理这些手续时都被问到我是他什么人。答友人,对方就会打电话给色川先生与他确认。在经历了很多繁琐而头疼的这一类事情后,我们决定只有利用日本的法律来达成简洁。
手段只有两个,一是养子缘组(收养),一是婚姻。在收养手续中,即使只大一天也是家长,所以我就要跟色川先生姓,因为明知之后我会活得比较长,所以说明知对我不便。色川先生同意以婚姻形式转为我的姓。但对我来说,两种都是苦涩的决定。拿着他签好字的两份文件,我一直犹豫不决。
2021年夏天,5天不能吃也不能喝的色川先生,面色土黄,眼看将启程黄泉路。我拜托定期巡回到家中的护理员照看他一会儿,我开车去役所提交了婚姻届。看着表格里上野大吉的名字,我很悲愤。如果日本的婚姻制度可以改为夫妇各自姓氏,就不用这么难过。如果日本的法律不是家族主意,就不用受这种心理折磨。”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读到,上野千鹤子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她写了这么多宣扬独立精神的著作,虽然被文春炮轰击了一把,但依然以她的亲历感受来再次印证了她的主张。
从上野千鹤子的文章里,也能读到日本在宅护理的现场:“色川先生居住的八岳南麓的介护事业团体给我们很多照顾,每天早中晚,无论刮风下雪,都有护理员上门来帮忙。若非如此,估计很难在家照料他。这次算是充分体验到介护保险的恩惠了。色川先生对于来看望他的人,这样介绍我:这人是护理专家。又或者说:这是我知己好友。他的知己,这是我最喜欢的身份了。山麓的居民多是从大城市移居来的,与人相处都有合适的距离感,我们各自自称是色川、上野,也没有人来打探是什么关系。
上门照顾他的护理员N桑,每次都对我说,有什么困难随时叫我啊。
有一次,色川先生临近生命终末期的夜里,听到他很痛苦地呻吟,我起身一直陪伴在他旁边。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的无力感击倒了我,我掩面哭泣不已。这样下去我自己也不行了,我从内心希望得到谁的帮助。虽然是深夜,我拨通了N桑的手机电话,她来了,不是为色川先生,而是为护理者的我。这让我感激不尽。
色川先生去世后,有几处媒体都来采访或希望我写点什么。我都拒绝了。太悲伤,没有心情写。而且,并不想贩卖自己珍贵的隐私生活。
半年后,敬慕色川先生的人们为他出版追悼集,让我写几句。我不能拂了这样的心意,所以我写了很短的几句。这几句话被哪里的记者嗅到了,所以有了文春炮。
我并非要隐瞒,但也没有理由公开。知道的人都知道,与我心灵相通的友人,绝不会将朋友的私生活拿去消费。如果从第三者那里扩散着不准确的消息,还不如我作为当事人发言。为此判断,所以写下这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