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

【东瀛荷风】——“早春二月”文学专辑征文之四

作者：赵晴

          

早春二月，由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华纯、会长弥生主编的《日本华文女作家散文精选》出版了。用两位会长的话说，这本35万字的散文集让她们累得脱了一层皮。书还没有收到，我还无法抚触它的纹理，感受它的呼吸，但只看了封面就心头一热，想将它托起，如同捧起一个高声啼哭的婴儿。

作为编委之一，有一部分作品我是读过的。因为熟悉她们，所以读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她们在我身旁耳语。文学到底是什么呢？这么抽象的东西，哪里有什么定义呢。也许就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支撑下去的方式。这里所说的支撑，并不是勉力的坚持，而是精神上的一束光！“一个灵魂推动另一个灵魂”，正是其意义所在吧。

我是个喜欢写文字的人，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了”各种人生经历，我说“看到”是指舞台。

托父母职业的福，我从很小时就进出剧场，熟悉幕前幕后的故事和人间悲喜，这些也可以说是让我旁观或感受到了多种多样的情感、各种不同的人物，对世间诸相的理解与同情都从舞台上大量的作品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幼时在杭州与外婆生活过一段日子，外婆酷爱越剧，常带着我去看，我那时太小，不懂台上人物的挣扎与绝望，但至今仍记得《追鱼》里那条为了爱情，即使被剥去鳞片，也拼命要变成人的鱼在舞台上痛苦地打滚；也清楚地记得，看《孔雀东南飞》时，那一句唱腔“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凄凉得让我一哆嗦，直往外婆怀里躲。所有的这些，想来都变成了血肉，流入了血脉。

小时候听过这样的故事，说白乐天将自己的诗读给老婆婆听，如果老人家听不懂的话，他就一直修改到让她听懂为止。虽不知真假，但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而也更喜欢白居易。喜欢什么呢？说到底，是喜欢他这种姿态。他低下头、弯下腰，温言细问的姿态，可算是文人的应有姿态。把视线投向弱者，为弱者发声，同时也要尽量让所有人都能看懂。

后来，来到日本，不知不觉地生活了这么多年。简单地说，我觉得日本文化本身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调和。侘、寂、死、美，对人性的默认与抗争、妥协与反叛，都统统地放在“静寂”这个镜框之中。因此日本人对细节之美非常注意，对一草一木的变化、对人的一言一笑也格外留意。敏感，同时也容易为他人着想。另外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身边也有很多日本朋友，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会话很少有所谓的“深刻”，理想也不远大，并且不擅于表达。开始感觉无趣，然而时间长了，倒是想起三毛的一句话——“我不要深刻，只要简单。”或许简单到了极致，就是深刻吧，而深刻若只停留在嘴上，难道不是浅薄吗。

无论是因为喜欢白乐天，还是因为或是或多或少地受了日本文化的影响，总之我的文字简单，从不愿故作深奥。让读者看不懂的文字，很难期待人们的共鸣。而文学，我个人认为绝不是独乐和自我欣赏，就像刚才所说的，它的意义是应该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推动。比之“敲打”，也许“推动”更具人性力量。

我也写诗。诗中表达情绪时的笨拙与我的个性很相像，所以我的诗欲言又止或者意犹未尽。后来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诗性，也是诗韵，就是所谓的留白。我写诗是偶然，因此很难说有什么技巧。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么就是我写诗一定留“韵”了吧。女诗人的共同之处，我想首先就是以女性的视角记述女性的情感或思想。从某种角度来说，女性的意义具有人类的普遍意义。文字表达各有不同，但皆炽热，当然有的是火炉，读来瞬间融化；有的是暖手宝，攥一会儿才会暖和，而且越来越热。个人认为，我属于后者。

除了小说散文，在日本的华人女作家，比如华纯、林祁、弥生等老师都写诗、写小说，有的还写剧本、写评论，因此她们的写作面都非常广，思考方式也多种多样。她们的文字，也当然都带有她们各自的个性以及文字性格。总的来说，女性诗人的诗有的是以细节抒情见长，同时将作者的某种意图暗示或传递给读者，这种比较细腻，容易引起共鸣；另一种是扩大情感，让诗境更开阔，读起来大气；也有的直抒情怀，给人以更直接的震撼和冲击力。包括诗歌在内，女作家的作品，今后会更加多样化，也可能会变得近于无性别化。但我个人并不希望无性别化。女性的感触、女性的思维、女性的写法以及女性的母性、天性都使女性的文字具有“作为女性的特征”，而保持这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女性一生在家庭和社会等方面要扮演很多角色，在承担各种人生职责和不断地转换人生角色的同时，女性在一次又一次完成着蜕变。当然男性也是同样的，但相互的角色不同，感触自然也不同。如果将这种不同的感触写成文字，那么女性与男性当然不同，也必然不同。女作家们的作品中既有“人的共性”，也有“女性的特性”，比如直觉、敏锐、母性、悲悯、呐喊、抗争……。具有女性的人情味儿和母性的包容。

写着写着，就愈发着急将那“婴孩儿”捧在手里了，一定是沉甸甸的，那是28位作者人生的厚度和重量吧。

早春二月。

尚寒，但离春光乍泄却是不远了呢。  （于名古屋 鸿隐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