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红俊

寒流来袭，今天名古屋最低气温零下3.6度，最高气温2度。头一次穿着羽绒衣来学校。这话说得好像多委屈似的，平心而论，生活在太平洋沿岸，实在谢天谢地，不能太矫情。日本海沿岸、北海道等地，雪下起来动不动就是一两米厚，每年冬季从房顶除雪而滑落下来死亡摔伤的人屡见不鲜。

寒冷的天儿里吃啥？吃烤红薯吧！过去常有开着小卡车卖红薯的，播放着“烤红薯，热乎乎的烤红薯”，如今在超市和便利店就可以买到。于是，下了地铁，就径直走向便利店，买了几个刚刚烤好的红薯。纸袋上写着“温暖你的身心”。拿着它们走进教室休息室，分享给伙伴们，大家都吃得好开心。

又开始怀旧了。儿时的快乐记忆中少不了红薯。我们黄土高原的土地比较贫瘠，我家那一带，既无河流又无像样儿的水渠，所以水稻是不可能种植的——我第一口白米饭是到京城念大学时在学生食堂吃到的。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大豆，高粱以外，就是种红薯和土豆儿。我上小学那阵子，小麦大部分交公粮，我家每年能分到的只有百十来斤，大部分日子要靠吃玉米等杂粮度日，再就是吃红薯。

记得每年秋天，到了挖红薯的时候，白天大人们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群结队地去地里挖，用小推车或马车拉到仓库，那是属于公家的。而到了晚上却会有更加热闹的光景。男女老少扛着铁锹，拎着篮子涌到红薯田里，热火朝天地”拾红薯”，既然是拾来的，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回各自家里。这成为老百姓珍贵的口粮。

冬日寒夜里，每天晚上妈都会蒸一大锅红薯，一家人或围坐在火炉旁，或坐在炕上，边吃红薯边说些家常话。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人来串门儿，有一个人来的，也有拖儿带女的来的。来人都不提前打招呼，也不敲门，都是推门而入。来人了，就让个座儿，随便坐在哪里靠在哪里都行。那时候我们乡下没有喝茶的习惯，通常用一碗白开水待客。偶尔来亲戚或“贵宾”了，倒一碗红糖水。大家喝着水，吃着红薯，聊着村里发生的事儿，直到有几个人连着打哈欠的时候才散。

吃剩的红薯，妈就放在火炉边烤着。第二天早上背上书包去学校上早自习的时候，拿两个烤得又香又甜的红薯，边吃边走。

还有，我家每年都会做二三百斤红薯粉条，煮菜时放进去一把。赶上有肉吃的时候，猪肉炖粉条，那可是神仙般的美餐。

对我来说，有关红薯的记忆都是如此美好。可是听大人说，三年灾害的时候，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几乎都交公粮了，后来开始饿死人的时候，上面紧急调配了一些红薯干和豆饼发给社员，就这样大家都熬过来了。有一年回老家时，我问过几位来家里串门儿的老人，他们掐着指头从村东头儿数到村西头儿，说村里只死了十来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多亏了红薯干和豆饼，有人还动情地说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住在中南海里还没有忘了我们，派人送红薯干和豆饼来，要不然会像光绪三年一样一家一户都死光的。

我知道他说的是丁戊奇荒的事儿，那次大饥荒发生在光绪元年到四年（1875年-1878年），北方各地饿死一千数百万人，山西灾情最为严重，死了五百万人。从小时候起，就听老人们讲过很多那次大饥荒的故事。

唉呀，思绪又飞到好远的地方了。伙伴们在等着一起去吃晚饭呢。期末考试一结束，就有一阵子见不到了。

搁笔。大家都保重身体，注意御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