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蕊

2022年2月3日是我的四十岁生日，当天收到了来自日本同学石井的邮件，内记：“传马教授已经于2020年4月11日病逝。生前传马老师对家人叮嘱不告知任何人死讯，不公开举办葬礼。后来还是家属到学校办理死亡手续的时候大家才陆续得知。”接到这个消息我很震惊也难以置信，因为就在年初我还像往年一样给老师邮寄了贺卡和礼物，完全都不知道老师已经去世两年了……

传马老师没有电子邮件和社交软件，他很反对成为电子产品的奴隶，不喜欢收短信和电话，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络一直都是手写信件。去年年初没有收到老师的新年贺卡和生日贺卡，我还以为是疫情原因导致国际邮件不畅通，也没有多想。至此，内心又多了一份悔恨，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迟钝。

2005年大四，决定赴日留学后我第一次鼓起勇气给未曾谋面的教授认认真真写了第一封手写信，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希望他能收我为徒。没想到不久后，我就收到了老师文采飞扬、字迹秀逸的亲笔信，收到信后我又惊又喜，找到剪刀小心翼翼地拆开。信中鼓励我好好准备考试，我一边读一边哭，父母很担心地问：“是不是不收你啊？”我摇着头说：“就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会如此尊重一个未曾谋面的小留学生。

同年10月，我前往日本参加留学生考试。到达日本之后，首先联系了教授，约定了见面的时间。那时候，国学院大学的文学研究科还在路北侧的旧楼（现在新图书馆一侧），我很紧张地走到研究室门口，就看见一位清瘦的上了年纪的男老师走过来，声音洪亮地问：“李桑？进来吧。”我赶紧跟老师打招呼，老师进门后用非常漂亮的茶杯给我倒了热腾腾的茶水。在日本进入房间之前是要脱掉外套的，但当时我太紧张，穿着长长的风衣完成了跟教授的第一次见面，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有些羞愧。

不久后，迎来了入学考试。日本的研究生考试是由学校自己出题，一般是上午笔试，下午面试。笔试的时候感觉题不是很难，一篇阅读理解是现代文，关于书信礼仪的内容，另一篇是明治时期的文章，让写出该文章的出处和该文学团体的的特征等，最后就是一篇作文。我尽力回答了所有问题，但心里也比较担心。下午面试的时候更是紧张到极点，本以为也就两三个教授面试，但推开门一看文学研究科的所有教授都来了，大概有十几个人坐成一排。传马教授为了缓和我的紧张，笑着说了一句话，但是我太紧张完全没有听清，所以用日语跟老师说：“抱歉，您能不能再说一次？”老师又气又笑，说：“我是说你上午笔试答得很好！”反应过来，我羞愧得不行，相当于让教授当着所有老师的面又表扬了我一次。还好，后边的回答问题也比较顺利，成绩出来，我以留学生第一名的成绩被顺利录取。

考试之后，教授联系我让我趁着在日本的时间参加他的本科生课程旁听，多多适应日本课堂。在研究生课上，他介绍我的时候跟大家说：“这是我的中国女儿，你们不能欺负她！”同学们笑得不行，但也正是这句话奠定了我在研究室6年多的地位，每一位同学真的就像对待老师女儿一样关心我、照顾我、理解我，没有受过一点点委屈和欺负。

每周，我对传马老师的课又害怕又期待，害怕的是他对待学生太严厉，曾经当着师姐的面把提交的论文撕碎扔进垃圾桶，暴击上课昏昏欲睡的同学后脑勺……期待的是他对学生也特别温柔，每次课后肯定会给大家带好吃的茶点，放学后一起走到车站或者请学生们一起吃晚餐。放学的时候，大多是几个学长学姐陪老师走，但有时老师也会主动跟我一起走聊一聊中国的事情，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知道我经济方面不太富裕，就指定我担任助教、介绍我到他以前学生的公司做翻译，为我解决经济方面的燃眉之急；看到新出的相关研究书籍，会买过来送给我；有相关学术展览和交流会也会邀请我一起参加观看……生活、学习面面俱到，几乎每一次见面都会送我一点什么。

记得研一时静冈文学馆要举办正冈子规主题展览，教授便邀请我去参观学习，同时为了避嫌也邀请了当时的一位大师姐一同前往，全程路费、参观费和食宿费都是教授出的。他考虑到我没去过静冈，顺便还带我们去了距离文学馆不远的升仙峡游玩，感受日本的初秋美景。晚上特意选择了太宰治曾经住过的和式旅馆住宿，那是我第一次日本境内的文学旅行。旅途过程中，教授还给我一句一句修改了一篇论文的初稿，详细讲解了我们中国学生特别难理解的日文表达方式，后来我的日语进步很大，要归功于那次旅行途中教授对我日语的特训。

教授的衣着总是很整齐得体，精致的领带夹和质感很好的西服让人印象深刻，但头发总是乱乱的，有些不协调的可爱。教授酷爱吸烟，课间总要拉着同样爱烟的学长到吸烟室吸烟聊天，他吸烟的时候有个癖好，总是只吸烟卷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会很正好地卡在正方形烟灰缸里，摆放得整整齐齐再丢掉，看到我露出不解的神情，会笑着说：“这是男人的美学。”教授还有常去的酒吧，研究室聚餐以后偶尔会去那家酒吧开二次会。酒吧里有教授的存酒，每次他也会跟男同学们说：“如果没钱请女朋友喝酒，就来这里开我的。”

教授对中国怀有特别的敬意，每一年都为我特别订一份《人民中国》，拿到杂志也会略微讨论一番，跟我询问中国的情况。他曾经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日语，有过短暂的中国生活。教授说当时中国人都对他很友好，住在友谊宾馆的时候还有酒店的服务生邀请他去家里吃饺子，让他终身难忘。他把当时感受到的温暖，加倍地回馈到我们中国留学生的身上。这也一直影响了我，让我决心在生活中要做一个有温度且传承温暖的人。

博士课程的时候，我们研究室的研究向跨学科转变，主要研究文学与音乐。教授知道同学们都没怎么听过现场音乐会，就几乎每两三周就带我们去听各种古典音乐会，有时候演奏者是华人，他也会单独带我去参加。我没受过特别系统的音乐教育，完全不懂古典乐，很多作曲家的名字中文都说不出来，日文更是难上加难。教授却从来不对我提要求，让我享受就好，在音乐会上我干脆就放开自我，随着音符去想象，度过了很多个奇妙的时刻。可以说，东京都内和附近的音乐厅、市民活动中心我几乎都去过了。我的音乐素养是教授用钱堆出来的。每次不仅给我们音乐会的票，还要选一处有特色的餐厅吃晚餐，教授的热情让我们做学生的都自惭形秽，也同时暗暗下决心，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要做像教授一样的老师，去全心全意关心关爱学生。

2011年3月我迎来了博士毕业典礼。全研究室当中我是唯一一个在3年内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而且我的博士论文也在教授的推荐下获得国学院大学博士论文出版资助，顺利签约出版。教授说：“这关系到你的前途，加油！”受到这么大的肯定，我内心是非常有愧的。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博士学位并出版博士论文，都是传马教授对我的认可和期待。为了不辜负这份认可和期待，也让我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人，让教授有一天也为有我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2012年我选择了回国就业。就业情况严峻的情况下，百般纠结之后我选择了入职日本知名日企的中国分公司。当我告诉传马老师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很惋惜地说：“感觉你放弃科研有点可惜……不过能够顺利就业也挺好，将来有机会再去学校发挥能力。”回国那天，教授清晨从很远的埼玉县大宫市赶到东京羽田机场为我送行。没怎么开口说话，只是微笑着给我和送行的朋友们拍了很多张照片。我心里明白他的心情，所以不停地跟教授说：“等我假期还回日本看您。”离开日本我本不想哭，因为6年多的留学生活都是快乐，从没让我哭过，但是在走入安检门跟教授和朋友们挥手时，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图左贺卡是教授生前两个月最后一次抱病邮寄给我的生日贺卡；图右是我毕业离日当天教授送我的临别题词。

回国安顿好以后，我跟教授每年都会在彼此生日和新年的时候互相寄信问候。后来，我有幸从日企跳槽到大学工作，第一时间告诉教授时，他很欣慰，鼓励我要好好教书，做一个好老师。2014年暑假，我想给日本的老师和朋友们一个惊喜，同时也不想让大家特意为招待我破费，所以没有提前联系就去了东京。见到教授时他吓了一跳，但并没有开心，而是很生气，怪我没有提前告知他，让他很被动，无法招待我、送我礼物。弄巧成拙之后，我就再也不敢送惊喜了。

拍摄于2014年给教授“送惊喜”的当天，地点是涩谷居酒屋“えん”。

2015年，本来打算邀请教授来学校进行一周的学术交流，但他因为突发心脏病住院取消了中国行程。我很担心，立即请假飞到东京专程去医院探望了教授。短短1年不见，教授的模样已经完全不同，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躺在病床上的教授看上去更加的瘦小、无力，真的很让人心疼。陪了他2个小时，我只能无奈地离开了医院，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为他做，特别无力。

四十岁生日当天得到传马教授去世的消息，让我从白天哭到半夜，一想到教授的样子就禁不住流泪。仿佛他在用最后的方式告诉我四十岁是到了该长大的年纪了。接到消息10天后的2月14日情人节，我梦见了教授。他在梦里送了我一本初版《竹久梦二全集》，令我爱不释手。一个月后的3月14日白色情人节，我又梦到了教授，在梦里他对我说：“李桑，这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以后我不会来了，再见！”然后我和教授在梦里抱头痛哭，做了最后的告别。今天，我终于能够控制着想哭的情绪把我和教授之间的故事记录下来了，因为我慢慢想通了两件事情：一是所有人都有生死，死亡不过是让人的能量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他一定还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于这天地间，守护着我们；二是不告别是一种最浪漫的告别，至少在我心里，传马教授不是逝于2020年而是逝于2022年，但至今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教授一定在某个地方一边潇洒地抽着香烟、喝着最爱的“神之河”威士忌，一边看着一无所知的我们偷笑吧……

202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