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12月17日，日华女作协迎来2022年最后一场文学讲座。
宛如年底的厚重，这场讲座也很“厚重”，首先题目很厚《非虚构文学构建的个体记忆叙述与公众记忆叙述》，跟进内容也很重，如记：
一、 我们为什么需要非虚构文学，而不是报告文学
二、 我的非虚构创作——走出记忆再回归记忆
三、 非虚构文学构建的公众记忆叙述与个体记忆叙述
四、 非虚构文学的细节取舍
元山里子身着仪式感满满的女双排扣西装，在东京暨南大学日本学院理事长陈秀姐女士亲自插花的两簇艺术花卉映衬下，显得庄重且和谐。
元山里子从人生第一次接触到“非虚构”这个词讲起，进而用“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比较打开这场讲座的入口。
元山里子认为报告文学比较注重成果，一般论来说，有了成果，报告文学才跟进，所以为了渲染主题，偏于虚构夹着真实，文字多体现宣传文体，造成边界模糊，相对非虚构文学来说，报告文学多用于歌功颂德和夸张主题。报告文学更趋于给领导看，时代色彩强，伴随一定的功利性、新闻性、政治正确性。
非虚构文学比较偏于真实的细节，场景、对话、历史事实、历史背景，文字多平实，无需用煽动性语言，往往多用于记录民族个体的人生，非虚构文学更趋于给下一代看，甚至就是给自己看的。所以，非虚构文学一定是作者自己有话要说，发自内心、有感而发的。
非虚构写作，一定要有明确的动机，而且这个动机不包含我们一般论的“功利性”，而是个人的动机，甚至是私心的。这样才能排除那些政治正确啦，出书啦。
说到这里，元山里子话锋一转，提示了她14年前，由日本《中文导报》发表的散文《父亲与他的学生陈景润》原刊旧报，原来那是她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三代东瀛物语》的第一笔。
她感怀日本《中文导报》指引她走上文学之路。正当大家轮流看旧报时，她又展示了14年前手写的方格原稿，抬头是中文导报张石编辑长、和今天的主持人中文导报编辑杜海玲。
进入第二个主题：我的非虚构创作——文学走出记忆再回归记忆，元山里子披露了她的文学原风景：
我在鼓浪屿最豪华的别墅“黄家花园”渡过人生最初的三年。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三岁的记忆是遥远而模糊的，但是在所有孩子中。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独特的记忆。
有的男孩儿对母亲的乳房记忆犹新；有的女孩儿对父亲的胡须念念不忘。母亲的乳房和父亲的胡须，是母爱和父爱的符号，那就是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最初的文学记忆。
我也有一个历历在目的记忆——不是乳房、也不是胡须，而是榕树。我奇怪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梦中看到榕树，原来，那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的出生地鼓浪屿黄家花园的原风景，这，就是我的最初的文学记忆。
鼓浪屿黄家花园
我在《三代东瀛物语》里，记录了这个我记忆中最深的文学记忆。
当我离开鼓浪屿，到东瀛求学时，我走出了这个记忆，但是，34年后，我把这个记忆写在我的《三代东瀛物语》里，使鼓浪屿人看到我的这个记忆，于是这个记忆又回归了鼓浪屿。
文学让我们走出记忆，再让我们回归记忆。
文学的记忆伴随着我们的童年、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在时间的小河旁边迈向岁月的大海……
元山里子还及时地举例阐述：刚刚在中国出版的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三部曲《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无疑是代表她创作成就峰值的重要作品。三册书分别写关于她的父亲、母亲和自身的故事，我看了推介，感觉这三部曲正是安妮从曾经走出的文学记忆再回归她的文学记忆，她的父母虽然也是很平凡的人物，但是，正是这种平凡，才能够再现文学的意义，即对人的思考、对历史的反思。
第三个主题：非虚构文学构建的公众记忆叙述与个体记忆叙述。元山里子认为小说的精髓，在于塑造人物，需要小说家想象别人想不到的精妙的细节，但是，这个世界，往往是小说家想象不到的细节，在现实世界经常发生，那么，非虚构小说里的人物是否吸引人，自然也取决于是否有精妙的细节，而非虚构文学，不可以虚构细节，这样，就需要非虚构作家以自己的判断力去挖掘和选择细节。而且这个细节，必须是有历史感的细节。
她用第二本非虚构作品《他和我的东瀛物语》里的一节《擦肩而过，那天那刻那三个人》，记录了1946年5月1日在东京皇宫广场同时出现的三个人，他们在冥冥之中后来成为元山里子生命中最重要、最亲密的人，即她的父亲、母亲和夫君。
而三个原本完全没有交叉点的人，在同一天、同一时，聚集在东京的那个历史场面，这本来是他们三人的“个体记忆”，但是，一旦把他们三人的这个“个体记忆”与历史上这个“公众记忆”相结合，就有一种文学的张力和打动人心的、命运独具的历史性。然后，在这三人三模样中，可以自然而然地凸显曾经参加侵略战争的元山俊美的抗争、求进的个性，在同样三个平凡中塑造出与另外两位不同的人物。
所谓历史感，就是公众记忆。
元山里子还分享了日华女作协的林祁老师刚刚发表在《海峡人文学刊》2022年第4期。及2022-06-19公众号《林祁：“中日混血”的“在场”写作》，今天在场的朋友们，说了林祁老师对她的非虚构文学评论的三个关键词：1、间性写作；2、人性的救赎；3、战争加害者的心灵档案。
并披露评论家李良老师的评论，元山里子说：李良老师作为主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的总编辑，具有独到的眼光，他从我的非虚构文学中，特别注意到三个女人和三个岛，三个女人，指的是我母亲铃木贞子、我丈夫的残疾妹妹元山俊惠和我。三个岛，指的是：鼓浪屿岛、台湾岛、日本岛国。
李良老师这个评论是至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把“个体记忆”与“公众记忆”结合起来的精彩评论，李良老师讲评的第三个女人，即我丈夫的妹妹时说：“这样一个佝偻着腰背的日本老年女性，她的存在是于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时代至于军国主义的侵略基于人性的一种疑问和追索都是不可替代的”。
李良老师短短的一句话，出现了“家庭”与“时代”这两个关键词，恰恰就是“个体记忆”与“公众记忆”相结合的评论。
与会者都知道李良老师和林祁老师，这个披露给大家一个更深入了解中国评论家的视点和见地。
最后元山里子讲非虚构文学的细节取舍，她介绍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
“年轻时，认为文学一定是要温暖的、浪漫的，那时候写的文章，现在读起来，依然很温馨，初中时，经常给邻居和初中同桌讲故事，讲《灰姑娘》的故事时，甚至私下改了一个细节，将灰姑娘的异母姐姐们说成改邪归正的好结果，以至于初中同桌同学林春莲后来自己看了《灰姑娘》，就提出我讲得不对。
中年时，认为文学更应该揭露黑暗，47岁时的第一本处女作日语小说《XO酱男与杏仁女》，那时候，日本畅销书叫《話を聞かない男、地図が読めない女》，感觉这种对比式的句子很有吸引力，就取了对比式的书名。内容却是暴露黑暗的。
而到了耳顺之年后，又强烈的主张文学应该是温暖的，才能够启发、激励人。越来越觉得，文学写恶、读者面对的是恶；文学写善、读者面对的一定是善，那为什么不取善呢。
非虚构文学，特别是传记，又特别是家族传记或者个人传记，经常难免对苦难的过度书写，因为非虚构嘛，就是真实写照，但苦难对别人的启发，并不是最有效的，如何战胜苦难，才是对别人有价值的。
我写《三代东瀛物语》时，有意识地避开过度书写苦难，重点说母亲的隐忍和坚持，其中写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姐姐刚刚从下乡的河北老家农村茨榆坨调到唐山铁路工作，一时间联系不上，母亲度过了艰辛的绝望、后悔、失眠的日日夜夜。并有一种日本人对苦难的祭祀情怀，在家后院种下一棵小树。
后来因为我姐姐刚好去北京参加篮球比赛，躲过唐山大地震，有惊无险。这个细节的描写，得到很多读者的感动和欣喜，我也庆幸自己的取舍。
有意思的是，我的这种取舍的问题意识，在我第三本东瀛物语中，意大利翻译家比我更明显。去年，我的新书在意大利出版，意大利版书名叫《幸子太太眼中的幸福》，其实我原来的中文题目是《幸子太太的战争十字架》，意大利汉学家、作家、翻译家弗沃里老师将题目焕然一新，当然里面的内容没有改。我认为书名改得非常好，弗沃里老师对我说：现在人们都在讨论什么是幸福。这本书有现实生活的感觉，也有日本神秘文化的奇妙！我们与读者一起确认什么是幸福。”
意大利文版《幸子太太眼中的幸福》
讲座的最后阶段是现场互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访问学者、国内著名海外华文评论家陈庆妃教授首先发言，她从研究海外华文的角度、提出了当今的海外华文动向及对海外华文作家们的期待，她说：“元山里子女士今天的讲座某种意义上回答了新移民作家海外写作的重要议题：为何写作，如何写作。日华新移民作家经历了从留学生的‘荒岛’求生，融入日本社会，并且取得社会成就之后，已经丧失了‘消费’意义上的写作目的，这固然使新移民作家获得一定的超越性与非功利性，但也容易滑向中产阶级的趣味写作，使写作成为生活的附庸、点缀，或者是一种社交，从而缺乏历史的深度。幸运的是，元山里子的身世、学养和际遇成为她写作的特殊滋养，使其文学书写既细腻呈现来自历史断裂处的流离聚合，也体现不同代际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关怀。中日混血对于元山里子而言，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她出入中日家庭又凭借职业女性的身份洞察社会，广泛体验两种文化的‘隔’与‘合’，因而其非虚构、个人化的视角不仅能呈现文学书写带来的心灵震颤，也能在流动的社会变迁中把握历史的无常与人生的应变之道，从而获得一种通达的领悟。元山里子以齐邦媛写作《巨流河》作为对自己未来写作道路的期许，这在海外华人女作家当中实属取法其上，与父辈对话，与历史对话，与当下对话，如此勇敢自剖心迹，又如此坚定自许伟愿，其使命感令人感佩。海外作家、日华作家也许自此将有另一番风景。”
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陈庆妃教授
紧接着日华女作协名誉会长华纯发言说：李小婵在中国长大，有日本血统，我感觉她身上的中国元素会更多一些，她主要用中文写作，所以我更愿意直呼她的中国名字。有时我会想到，时空之于人的存在，其实就是黏在一张张记忆卡上的所有事物的总和。刚才李小婵说走出记忆，再回归记忆，是一种人类固有的朴素的本能，我很赞同。一本非虚构的历史故事，从真实出发，从思想和艺术感受出发，不跟风向，不随潮流，不包含一般性的功利性，为自己，也为后代的读者留下一部珍贵的回忆录，这是很了不起的。
《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一个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种另类的叙事策略，它带有一种杂糅的性质，整体是非虚构，细节上却带有作者的创意，李小婵的先生元山俊美已经去世，她把过去的很多碎片粘合起来，用人物会话和心理描写充实和丰满了这个真实故事的框架，可以说有某种‘越境’的特质和意义。我认为李小婵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帮助她成就了‘东瀛三部曲’，这些带有‘混血’中日历史文化的著作，在中国获得出版和成功，能反映战争对人性的拷问和人类的反省。因此也引起了我的一种想法，元山俊美在日本受到右翼打击，加入日本左翼的共产党以后又被开除，他在日本会陷于怎样的孤独，叙述他生平的这些著作如果在日本出版，日本读者又会怎样理解呢？我研究过日本的战争文学，从广岛原子弹灾难中逃生的女性以受害人立场在世界各地控诉核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却闭口不提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事实，在加害与受害的因果关系上模糊不清的一些观念也影响过日本作家。因此我很希望从华文文学出发的李小婵能在日本出版这些著作，在中日合璧上实现突围，填补战争文学令人遗憾的一个空白。“
华纯老师
《中文导报》副总编张石说：“山里子老师之所以能写出如此感人的非虚构作品，与她家庭的历史和个人的经历有着重要的关联。她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著名的数学家，父母都有在对方国家长时间生活的体验，经历文化冲突与融合，构成了多元的行为方式和家庭氛围，这是元山里子老师作品多彩的纵线，而元山里子老师本人来日本留学，和侵略过中国，而具有深刻的忏悔情结和反战精神的日本军队的老兵结婚，在现代日本的声光色影和与中国有着独特联系的家庭生活，这是她作品独特的横线，这种综合交错的经纬使她的作品在过去和现实中自由穿梭，情感世界思通历史的深层而又闪烁着现代多重而复杂的光谱，故事情节让人深深回味而又唏嘘感叹。她的日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
日本《日中商报》总编辑、在日华文作家协会事务局长张逊说：“因为疫情，我们也有三年没见了。据我所知，这三年里，元山里子一直笔耕不辍，取得了丰硕创作成果，特别是《幸子太太眼中的幸福》在意大利翻译出版，引起很大反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机缘巧合让这本书与浪漫的意大利结缘，出版过程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分享给我们，以及意方是如何看待你这种多重身份的作家？”
张逊老师
现任读卖•日本电视台中文讲师古川由美发言说：“元山里子老师提及到人性善恶这一话题，我深有感触。我种植花，脏兮兮的泥土、臭烘烘的肥料，或许还有些小虫子，正因为有了这些不美好的存在，才有了美丽的花朵的盛开。通过这些不美好的存在，使得我更爱花。并确信是真正的爱。如果恶存在，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我们真的需要回避它吗？”
古川由美老师
赞助提供这次日华女作协讲座平台的暨南大学日本学院理事长、千代田教育集团总裁陈秀姐代表赞助方发言说：“祝贺日华女作协成功举办5场文学讲座，每一场都得到热烈反应，给我们暨南大学日本学院吹进一股文学风，也为我们学生走进社会、请进作家讲文学课开启了新河。”陈总裁在大家的关注下还特别介绍了他们整个教育集团的远景，让与会者看到了文学的受众与受众的文学新天地。
陈秀姐理事长（右）与元山里子
主持人杜海玲总结说：元山里子（中文名李小婵）的“非虚构小说的创作”。我在近20年前读过她的日语小说，很是惊艳，后来她出版了《三代东瀛物语》《他和我的东瀛物语》。我读过这几本书，很想听创作谈。小婵的讲座，和几位嘉宾的发言，以及听众提问，都很引人共鸣，或深思。这是文学的好处。在日常的，仓促的，焦躁的12月，以听人谈文学而撑出一片远方的天。
最后，系列讲座策划人日华女作家协会现任会长弥生老师作总结性发言，给这场讲座画上圆满句号，弥生说：“感谢元山里子作家专程从名古屋来东京为我们做这次讲座，讲座的精彩内容让大家都非常有收获和帮助。
这次讲座是今年的最后一讲，之前我们还举办过《诗歌与散文的写作》（弥生）、《我与中国与创作》（中岛惠）、《文学与人生职业规划》（王一敏）、《书法与文学》（晋鸥）的讲座，由于疫情关系，《俳句、汉俳与诗歌》（华纯）以及《历史事件与长篇小说的创作》（吴民民）两次讲座没能进行，我们将延期到明年举办。”
日华女作协弥生老师
讲座主讲元山里子从最初她来日本第一次接触非虚构这个词时一无所知，到如今也成为一个非虚构作家，使这场讲座本身成就了一个非虚构作品。
部分与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