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日本东京大学井上莉沙老师和她的学生们主办的”  東京大学リベラルアーツプログラム 学生メディア「茶話日和」”，在前不久（2022年5月14日）采访了在日华人王保和先生的纪实，经井上莉沙老师的同意，本报转发这篇采访，以作为纪念日中友好邦交50周年，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文化交流。由于是日文的直接翻译，一些语句有些生硬，但保留了当时采访的气氛。

玉米面料理也是东北特色

日本街上有很多中餐馆，但这家老板很特别，他是工程师，也是中餐馆老板。 这次我们去的这家中国东北餐馆，距离JR关内站步行约5分钟，靠近中华街所在的横滨。 该餐厅的名称是“铁锅炖 关内”。 我们采访了王先生。

——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王先生您来自哪里？

王：我来自东北的辽宁省，它是东北三省的南部地区。

——是吗，我的父母是沈阳人。

王：那算是老乡啊，开车大约需要30分钟。 我们方言大概接近。

——您的童年是在什么样的城镇/家庭度过的？

王：我成长在六七十年代，那是中国非常贫穷的时代。 肉类是配给制，每个人每月得到的肉不到三两，整个家庭几乎吃不到肉，一家人就2斤左右。 不仅是肉，连大米也很珍贵。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吃玉米而不是大米。 那些玉米现在被用在餐厅的特色菜中，真是身价也上去了。 那时，我们每天琢磨玉米面怎么吃才能吃的下去，例如，玉米面团被擀得很薄，然后进行烘烤，使其看起来像脆皮米饼。 还有，苞米面粥，窝窝头，酸汤子我们都吃过。 当时，整个中国基本都是这样的贫穷。我是四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我的父母很艰难地养活四个孩子，家里很穷。

王：说起来有点不卫生啊，那个时候没有抽水马桶，我们通常在屋外有一个公共厕所，但是冬天的晚上太冷了，我们就在屋里拿个桶解手，第二天到外面去倒。 另外，现在的食品上都写着有效期，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这并不重要，玉米饼变色了，就把变色的地方去掉，还可以吃，即使是现在，也许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我在家里也总把冰箱里的所有剩菜都吃了（笑）。 还有，不愿意浪费纸，所以我把练习书法用的纸背面反过来再用。的确，现在100日元就能买到很多纸，但因为它太容易得到了，我们往往没有好好珍惜。 像你们年轻人和我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

——是否有什么菜肴或标志性食物让您想起那些日子？

王：有很多。 在那些日子里，孩子们也知道家里的情况，所以从上小学时就开始帮助做家务。 早上，我们会先点燃炉子。没有火，你就不能做饭。 但在白天，有炉子的房间是锁着的，因为我的父母都出去工作了。 有一天，我的父母不在时，我真的很饿，想吃点东西。 所以我吃了一根葱，而且还是生的（笑），有很多这样的时候。

 

——您小的时候对未来有什么梦想吗？

王：我有两个梦。 我上小学的时候，毛泽东受到全中国的爱戴。 我听说他的一个儿子在朝鲜战争中死亡，另一个儿子患有精神疾病，无法继承他的事业。有那么半年时间，我有一个幼稚的愿望，想成为毛主席的孩子，想成为他的养子（笑）。

王：另一次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中国没有完善的高考制度，也没有太多的信息，所以当如何选择今后的一切（学习的专业），我感到迷茫。 即便如此，我知道，如果我上了大学，我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 特别是在电气和机械领域， 我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因为我曾经在家里摆弄过收音机，尽管那是在电子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半导体和芯片。

——所以您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修理收音机。 我们这代人完全不会去想如何修理收音机什么的。

王：是的，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同学的哥哥经常做收音机，所以我在他的身边上被感染了，开始自己学着制作。

——那么您在大学里学习过机械性的东西吗？

王：是的，学习过。但我第一次考上大学，是师范学院（一个大专的大学），毕业后能成为一名教师。 但那时老师待遇不好。所以我又复读一年，1980年考上了大学电气工程系，这个系那时很人气，因为它们是高度专业化的，又与改善人们的生活直接相关。我在报考专业时，并没有对我将来想做什么有一个清晰的印象，我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很受欢迎。

——毕业后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王：没有，我在大学里忙于学习，所以没有时间去想这些。 即使在假期，我也很少有时间看电影或玩耍。我只想尽快毕业，轻松一下。 然而，我有一个朦胧的想法，即我想利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对国家有用。我想那时对所有大学生学生来说，多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班干部。 当过班长和体育委员。 在大学里，我还是学校团委委员。 也许是因为我相识了很多有志向的人，我曾在毕业后主动申请去艰苦的地方，而其他的人想去的却不多。

——您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什么样的？

王：我的第一家工作单位是一家沙石工厂。 当时，煤炭是主要的燃料来源而不是石油，挖完煤之后，必须把洞用沙子堵上。 这样才能让地下产生的燃气隔绝空气，确保它不会发生自燃爆炸。 工厂是做沙石的，所以自然是在河边，离城市很远。 我每天早上都要坐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车去上班，所以工作很辛苦，自己管理的部下有100多人，车钳铆电焊全管。

——您在那里工作了多长时间？

王：大约一年。 此后，我还被选为上一级单位的团副委书记，那时是1985年。 工作环境很好，办公室也漂亮，我的大学朋友们很羡慕我。 我组织了许多共青团员的活动，并到基层团支部开展工作。 当然，我必须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因为我是负责人。但这很困难，因为我以前没有写作和演讲的经验。 这与我在大学学习的专业内容相去甚远。 为了写出更好的讲稿，无论我是睡着还是醒着，我会把讲稿放在我的床被下，想到有好的思路和句子，我会立即起来把它写下来。 一年多后，我习惯了写作，曾在抚顺煤矿报纸，辽宁青年杂志都发表过文章。

——与您的童年相比，那些日子里的生活是不是要富裕了很多？

王：在当年。和抚顺煤矿矿务局的同一个年龄段的其他员工相比，我的工资是相当不错的。 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是科级干部的待遇，但我有助理电气工程师资格，我为此得到了另一份职称补助。 因此，比我小的时候生活富裕多了。

王：而且这不仅仅是工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有）某种地位。 在日本，想法是每个人都是平等和公平的，但在那时的中国却有些不一样。 如果你有地位，你的生活就会有一些便利性。 例如说煤，当时家里的煤不是很好，所以我请求公司用公司的车把好一点的煤送到我家，因为我是车间主任，员工们会帮我搬家收拾卫生。，总之，那段日子过得很有感觉感。

2009年受日本当地报刊采访

——您当时对您的生活挺满意的是吗？

王：是的，我当然很满意。 你大概在想我为什么来日本吗（笑）。

——(笑)是的，我只是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

王：有两个原因。 首先，在当时，日本是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贫穷国家所仰望的国家。 当时我在中国看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虽不多，但我通过这些东西了解到了日本的风景和日本平民的日常生活状态。 我看到邻居们每天早上是如何友好地相互问候的，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深刻。 我还看了山口百惠的电视剧和高仓健的电影。 所以我一直想去日本看看。

王：另一个原因是，我妻子的母亲是一个日本孤儿。 因此在1988年，她回到了日本。 所以我们也去了日本。 我在中国遇到并娶了我的妻子，但起初我不知道我的岳母是个孤儿。 岳母回日本两年后，她要求我们一家三口人到日本和她一起生活，所以我们决定到日本来了。

王：我在团委书记工作岗位工作一年以后，又被派到东北一个县镇当了副镇长，负责乡镇企业的发展。在那时，为了发展农村工业企业，城市技术人员被派来帮忙。 我们技术人员就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充当了信息和技术指导的桥梁。 尽管我是一个副镇长，待遇还是可以的。 因此，当决定是否去日本的问题时，我相当焦虑，因为要把我在中国的职位、工作和生活全部抛下，去一个新的地方。 但我如果不去日本的话，我们的家就要被分开。 当时我的女儿才三岁，我不希望家庭被拆散，所以我决定去日本。

 

——所以您来日本的决定是很突然的？

王：是的，是有些突然，我都没能参加我自己妹妹的婚礼。

——您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住在哪里？

王：横滨的戸塚 我岳母当时已经住在了那里。 我家三口人和我的岳母和我妻子的弟弟和弟媳，六个人住在了県给分配的两个不大的房间里。

——当您来日本后，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王：我没有太合适的工作，因为不懂日语。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类批发商的仓库工作。 我不习惯站着工作这么久。我在工作间隙学习日语。 我的口袋里有一本方便的日汉小字典，听不懂别人说话时，立刻查阅。当然，日语的汉字通常很难发音。

王：午休时间，我一吃完饭就学习日语。最终，由于我身体不适应的仓库工作，我的脊柱受伤了。 因此，在生活指导员的建议下，我决定去一所职业培训学校。 我于1990年来到日本，并在1992年就通过国家考试，获得日本通产省的电气主任资格证。

——是不是因为您能够利用你在中国大学获得的知识，所以你能够这么快获得资格？

王：我认为有很多原因。部分原因是我有电气方面的基本知识。还有，我在中国大学里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 在准备考电气主任（工程师）资格的同时，我还考上了了汽车驾照。 那时，我是每天都在工作的同时，在努力学习。

——不学不行，对吧（笑）。在拿到那个资格证书后，您是否找到了工程师工作？

王：一开始，在一个电气工事公司，找到一份电气工事助手的兼职工作。这家会社社长欣赏了我，让我毕业后到他们公司，当时就给我手取30万日元，即每天1万日元，1万日元这相当于中国三个月的工资。 而在那个时候，日元的价值很高，东西很便宜。 当时消费税刚刚开始征收3%，汽油是90日元/升，约为现在的一半。在那之后，我想成为设计师，所以我转到了一家更大的公司。

2003年的照片

——我听说您也在大学教书...

王：不是的。在中国，曾作为兼职教师，我给刚进工厂的员工们讲授过电气工程的课程。

 

——您刚来日本的时候，您周围有中国人吗？

王：几乎接触的人都是日本人。工作单位中也都是日本人。 到2015年左右才结识了中国朋友。 在那之前，要么因为我的工作很忙，要么因为联络只靠电话你方便。在横滨确实有很多中国人，但以前我和他们交流机会少，相同爱好的人没找到，所以没有机会与他们交流。

——您还在做工程师吗？你（作为工程师）的工作与你在餐厅的工作是并行的吗？

王先生：是的。 餐馆在经营，料理也很喜欢，但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工程师。 餐馆是家族一起在做，餐馆的经营算我的副业吧（笑）。

——您有两个餐厅，一个在上大冈，一个在这里关内？

王：不，还有更多。

——您说是副业，却很宏大啊。

王：关于我为什么选择经营餐厅这条路，说来话长。 我现在有七个餐馆。管理工作交给我的女儿和儿子。首先，我们家在1995年开始了街头屋台卖店，这是后来餐馆的雏形。第一个餐馆是在1998年开始的。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时，我们的孩子正在上幼儿园，每年幼儿园都有活动搞跳蚤市场， 可以卖食物，所以我们做了水饺，结果超级受欢迎，看到这么人气，就想着，说不定可以在哪儿卖水饺。 

2002年水饺班的一个场景

王：第一家店（卖饺子）是在镰仓市大船商店街的一个角落里，主要是我妻子经营。 我当时仍然每天都在做工程师，所以我在周末的时候帮忙。这家餐厅的口碑很好，而且有客人说想在餐厅吃热乎乎的中国菜，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上大冈开了一家餐厅。 餐馆的菜单都是我做的。

——看起来很好吃啊，您一直是个好厨师吗？

王：我一直喜欢喝酒，喜欢喝酒，就会做一些小菜和配菜，所以自己也经常研究料理（我考取了日本的厨师证）。我举办过多次水饺班。多数是在公民馆和自己饭店教日本人包饺子，最远的是在真鶴駅付近公民馆、是神奈川日中友好协会邀请去的。 平日还得工作，所以我通常在周六和周日开课，并在朝日新闻报纸上刊登通知。 我现在不做了，我们不仅教过饺子，还和我的饭店厨师们教过如何包上海小笼包呢。

 

——关内这个店的饭菜，是您的家人或其他人在做吗？

王：是的，现在我们雇佣了专门的厨师来做饭。 当然，我也有厨师执照，可以做水饺和简单的料理。

——我有中国血统，但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日本，所以我不知道中国的东北菜是什么样子。

王：对了，你（张）是哪年出生的？

——2002年出生的。

王：真年轻啊！我儿子是1994年出生的，我的女儿是1987年出生的，所以他们之间差6岁。 你才20啊。那你看看，这道常见的东北菜，锅包肉（调味的薄肉片，上浆油炸，加糖醋酱油）和东北大拉皮。 我相信如果你问问你父母，他们会知道的。

——您的两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本度过的？

王：是的，我把我的女儿从中国带来时她才三岁，我的儿子在日本出生。他也在学习经营管理饭店，一会儿，我还要继续跟儿子讨论餐厅的事儿。

——您在日本购买原料吗？

王：基本上是在日本买的。 如果所有东西都来自中国，那就不容易了。 但也从直接从中国进口一些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在日本买不到。

——将来会在哪里生活呢，选择在日本还是中国？

王：如果我只考虑自己，我希望生活在中国， 有一些我想去的地方和想看的东西。 但现在我有家庭和儿女，所以我不确定。 总的来说我认为会是在日本生活。虽然，我还不确定在那里生活，但我想去日本中国的很多地方，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去看看。 当然，我以前也去过其他地方，但那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想更多地享受自由旅行。

——您在您的生活中做了很多选择。您认为人生什么重要？ 还有什么是您想继续做的吗？

王：我想继续告诉年轻一代。 “在生活中，有些事情该你在那个时间段去做，那你就必须的去做，过了那个时间段，就不行了，而且你要尽力去把它们做好， 这样你的人生就不会留下有遗憾。” 我认为这很重要。

——您对未来有什么目标吗？

王：我们提供的东北菜在日本还不是很普及。 说到中国菜，以辛辣著称的川菜，还有粤菜这些中国菜能在日本能受到欢迎，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得以在日本传播。 所以我认为传播东北菜需要时间，我想把这个餐厅继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整个采访进行得轻松愉快。王先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很难相信他已经60多岁了，他谈吐有趣，侃侃而谈，让我们受益匪浅。很遗憾我们这次没能尝到他的一些特色菜，但菜单和王先生的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点食物的美味。 每一个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去访问这家餐厅吧，一定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