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作者 杨恺明
大概是从小生长在祖国大西北“粗狂”的缘故，所以我这个人对“吃什么”、“好不好吃”向来不甚讲究，多数时间只要“填饱肚子”即可。
在六、七十年代小时候，国营粮店里按照职业分类供应给每个人口粮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细粮（面粉、大米），百分之三十是粗粮（玉米面粉、豆制品等）。从粮店领出的粮票也是按照此比例供应的。那时候感觉吃玉米面的机会比较多，印象那个时期每天中午一顿炒的（或蒸的）“钢丝面”（用机器压制玉米面制成的截面圆形的面条；因比麦子制出的白面硬度高故称此名）。有时，早上喝“糊糊”（用玉米面粉制成的稀粥）；晚上吃“散饭”（用玉米面粉制成的稠粥）。另外，还有玉米面做成的“窝窝头”、“发糕”。现在笔者人身在华南，每日在广东风格的食物氛围中，感觉没像北方人那么多对“杂粮”玉米面那么多吃法。
记得那时，我们家大人做好饭，吃饭时我们几个孩子们没人说过、也不敢说“不好吃”、“不合口味”之类的话，否则会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思想”。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吃苦耐劳是“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兄弟姐妹们都不挑食。后来，笔者偶尔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挑食，或因不合口味说：“不好吃，不吃了”这么任性时，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笔者九十年代中期，公派研修学习到了日本东京。所在的株式会社专业指导教官田中一仁先生和我一样，也是一位对吃没什么讲究和爱好的人。株式会社的社长胜亦研二先生则是一位不但对日本日本料理，而且对中国菜均有讲究、研究的“大”男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十数次到访过中国。业余时间跟中国人朋友们学得做一手比较地道的中国菜而非常自豪，我在日本研修期间曾数次领教品尝过社长的出品。
我问过田中先生：“为什么社长先生工作这么忙，还如此对吃有兴趣并这么讲究？”田中先生回答说：“胜亦社长从小出身成长于日本一个企业经营者家庭，家境比较富有。小时候跟着他爷爷比较多。他爷爷一直就是对什么好吃、食材怎么做才好吃等很有兴趣。因此，社长从小就尝试着跟爷爷学做好吃的，练就了只要稍微品尝一下别人做的菜品，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此菜是如何做的、加了什么调料等等。”
我心想：哎呀！这可真开眼界，颠覆了我原来对“吃”的认知呵。和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我们可是不准说并且难以说出口好吃与不好吃的啊。仔细一想，原来我们是这样思维也不觉奇怪。计划经济年代，给市民们提供的粮食、食品及日用品普遍比较紧张，众多人口的情形下能吃饱、有得用与旧中国时代相比较就已不错了，那时还不具备让人们在品种和花色上进行选择的条件。
国门打开。伟人说过这样的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要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什么市场的计划的手段都可以用。如此，促使我们深思：出生成长在社会主义国度的我们不是与生俱来就是过贫穷日子的，只要我们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资本主义”能享受的，我们也一定能。时至新世纪二十年代有了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有许多方面我们已领跑于全世界。
至于说到对吃是否有讲究，是与个人兴趣及爱好有关，跟出生成长在日本或中国无关。近两三年来，新冠疫情肆虐蔓延，深刻影响着全世界，许多人正为生计、是否能吃上饭而发愁，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作者 杨恺明
大概是从小生长在祖国大西北“粗狂”的缘故，所以我这个人对“吃什么”、“好不好吃”向来不甚讲究，多数时间只要“填饱肚子”即可。
在六、七十年代小时候，国营粮店里按照职业分类供应给每个人口粮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细粮（面粉、大米），百分之三十是粗粮（玉米面粉、豆制品等）。从粮店领出的粮票也是按照此比例供应的。那时候感觉吃玉米面的机会比较多，印象那个时期每天中午一顿炒的（或蒸的）“钢丝面”（用机器压制玉米面制成的截面圆形的面条；因比麦子制出的白面硬度高故称此名）。有时，早上喝“糊糊”（用玉米面粉制成的稀粥）；晚上吃“散饭”（用玉米面粉制成的稠粥）。另外，还有玉米面做成的“窝窝头”、“发糕”。现在笔者人身在华南，每日在广东风格的食物氛围中，感觉没像北方人那么多对“杂粮”玉米面那么多吃法。
记得那时，我们家大人做好饭，吃饭时我们几个孩子们没人说过、也不敢说“不好吃”、“不合口味”之类的话，否则会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思想”。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吃苦耐劳是“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兄弟姐妹们都不挑食。后来，笔者偶尔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挑食，或因不合口味说：“不好吃，不吃了”这么任性时，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笔者九十年代中期，公派研修学习到了日本东京。所在的株式会社专业指导教官田中一仁先生和我一样，也是一位对吃没什么讲究和爱好的人。株式会社的社长胜亦研二先生则是一位不但对日本日本料理，而且对中国菜均有讲究、研究的“大”男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十数次到访过中国。业余时间跟中国人朋友们学得做一手比较地道的中国菜而非常自豪，我在日本研修期间曾数次领教品尝过社长的出品。
我问过田中先生：“为什么社长先生工作这么忙，还如此对吃有兴趣并这么讲究？”田中先生回答说：“胜亦社长从小出身成长于日本一个企业经营者家庭，家境比较富有。小时候跟着他爷爷比较多。他爷爷一直就是对什么好吃、食材怎么做才好吃等很有兴趣。因此，社长从小就尝试着跟爷爷学做好吃的，练就了只要稍微品尝一下别人做的菜品，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此菜是如何做的、加了什么调料等等。”
我心想：哎呀！这可真开眼界，颠覆了我原来对“吃”的认知呵。和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我们可是不准说并且难以说出口好吃与不好吃的啊。仔细一想，原来我们是这样思维也不觉奇怪。计划经济年代，给市民们提供的粮食、食品及日用品普遍比较紧张，众多人口的情形下能吃饱、有得用与旧中国时代相比较就已不错了，那时还不具备让人们在品种和花色上进行选择的条件。
国门打开。伟人说过这样的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要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什么市场的计划的手段都可以用。如此，促使我们深思：出生成长在社会主义国度的我们不是与生俱来就是过贫穷日子的，只要我们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资本主义”能享受的，我们也一定能。时至新世纪二十年代有了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有许多方面我们已领跑于全世界。
至于说到对吃是否有讲究，是与个人兴趣及爱好有关，跟出生成长在日本或中国无关。近两三年来，新冠疫情肆虐蔓延，深刻影响着全世界，许多人正为生计、是否能吃上饭而发愁，则是另外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