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日本政府已经发布见解称，在户外可以不戴口罩，但这几天走出门去，满城尽戴白口罩。以至于记者在外面不戴口罩都有些怀疑是否只有自己太奇怪。对此，日本媒体也做了报道，采访社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并指出大家都不摘口罩的行为，可能是出自日本人的恶意，也称为“怨恨行为”。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源于“如果我赔钱了，所以你也应该赔钱”的心态行为，总之就是损人不利己。

举个例子，比如“A先生和我同时被分配到一个车间做兼职。我学得很快，能够比A先生完成更多的任务，他有懒惰的习惯。然而，两人的工资都是每小时1,000日元。我不满意，所以我向经理申诉，说由于我做了更多的工作，我的每小时工资应该比A先生高。 经理回答说：我明白了。但我不能给你那么多钱。 如果你坚持要在你和A先生之间有差别，可以你每小时900日元，A先生800日元，如何？”。 我同意并回答说：“这很好”。

客观地说，“我”会失去金钱，因为“我”的小时工资会减少。然而，“我”超越A先生的愿望占了上风，对差异会感到满意。

简单地说，这就是“怨恨行为”。“怨恨”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卑劣”， 它被称为吝啬的分配行为。

例如，日本在疫情中的口罩佩戴率高于其他国家，尽管在法律上并不要求佩戴口罩，甚至最近政府和媒体都说在户外不用戴口罩时，绝大多数人仍然在街上戴着口罩。 虽然这可以被看作是日本人高度卫生和合作的反映，但社会心理学家唯井真史指出，“这是怨恨行为的另一个方面”。

日本人害怕被批评说：“为什么我在忍受戴口罩的痛苦，他却不戴口罩呢？”这就导致了整体戴口罩率很高，你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平等的渴望，当对平等的渴望和竞争精神变得过于强烈时，每个人都会变得贫穷——在博弈论中，这被称为“共同贫穷的状态”。

这种趋势的起源是什么？

有些人说这是大脑的结构，但日本的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出于历史和文化。

最初，世界是一个有地位差别的社会。在欧洲和美国，仍然有这样的倾向。战后，日本创造了一个所有人民都是中产阶级的社会，鼓吹一亿总中流。这就是为什么当平等被打破时，日本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强烈地感到不舒服和愤怒。这是一种岛国心态。

仔细想想，社会地位高的人因为先接种了疫苗而受到了抨击。一般会认为这很正常，不需要如此激动，但日本人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事实上日本疫苗接种的过程就是一个烂摊子，政府增加了工作量，结果整个过程被推迟了。这完全是怨恨行为造成的，显示出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日本人的狭隘和幼稚。

不过，怨恨行为并不全是坏事。

如果有人吃了唯一的苹果，基本上其他人都不能吃。如果有人穿了只有一件的衬衫，其他人就不能穿。与此相反，每个人都能平等获得的商品，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公共商品。

经济学家西条辰义和他的同事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公共经济学的实验，并使“怨恨行为”一词闻名。在研究过程中，西条发现，怨恨行为不仅仅是想成为唯一在上面的人，即使是在受损失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怨恨行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产生了合作。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区集中资金创造公共产品，比如NHK订阅费。在要求大家缴费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有人占便宜的情况。所以在美国人和日本人身上做了一个实验，看看是否可以防止这种占便宜的事，结果显示了有趣的结果。

在实验中，玩家在游戏中投入资金以创造公共物品，其规则是他们自己的得失由他们对对方的行为决定，从而可以分析心理上的讨价还价。

结果显示，日本人的行为明显地更加“恶意”。 换句话说，他们试图破坏对方，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 独特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随着游戏的进行，玩家们逐渐变得更加合作。真正的因素是担心被人超越，让自己成为了占便宜的人——这有很高的受到报复风险，最终导致他们合作。人们常说，对方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每个人都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卑劣行为遭到报复而意外地变得合作。

西条和他的同事对韩国人、中国人和蒙古人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但西条指出，迄今为止，日本人的怨恨行为以及造成的合作是最多的。

在很多社会公德方面，日本人知道他们会被鄙视，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合作，因为他们害怕会有什么被报复和歧视的后果。

回顾2020年日本宣布的第一个紧急事态宣言。在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强制封锁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呆在家里，同时成为“自我约束的警察”，唾弃和鄙视其他出门的人。

在接种疫苗以及戴口罩的过程中也存在怨恨行为。那些对疫苗有不良反应，在床上躺了几天的人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心怀“怨恨”：“我不能原谅你们在我这么痛苦的时候不接种疫苗”。因为每个人都这么想，所以未接种疫苗的人被迫接种疫苗。 因此，疫苗接种率提高。

日本人的团结和高素质来自哪里？如果他们不参与，他们就会失去立足之地。这就是他们参与的原因，结果，一种合作的状态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