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中国官方新华社9月10日发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资讯管理办法》，引起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弹。虽然官方强调，新举措只是原有管理办法的延续，无意损害海外媒体报道中国的新闻自由，但新华社以官方代理人的身份执掌新闻审查和删减大权，还是招致西方国家政府和传媒激烈批评——这被视为中国钳制新闻报道，破坏舆论环境的最新证明。
　　在当前的开放时代和信息社会，制定并实施以上规则，存在著多重误区。首先，本次出台新管理办法，没有出离中国制定政策措施的一贯出发点，那就是重利害取舍，轻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指下起个人上至国家，为人行事应先有理念前提和是非标准为依据。比如在当今世界上，新闻封锁与报道自由，哪个更得人心，更符合潮流，更值得追求？关于这个问题的是非黑白，世人一目了然。热衷打造开明开放形象的中国高层，无疑也会认可言论和传播自由是人类普世的价值标准。但是具体的政策规则制定过程，中国方面每每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趋利避害，以利己的方式管理一切，裁断一切，缺乏对人类普世理念的尊重，更没有对共同价值的负责。
　　中国近年来经济成长，国势崛起。在这个过程中，也伴随著严重的天灾人祸、贪腐渎职、恶性事故、民间抗争等，更兼国际情势复杂多变，时刻影响著中国的发展走向。为了管制，或者说净化资讯流通环节，中国加强规范国内媒体市场，过滤互联网信息，并且对外电通讯实行新闻审查，这些做法与中国追求开放的国际形象背道而驰。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实际却是人为制造稳定来掩盖一切，收紧传媒之口不啻是人为制造稳定的捷径。
　　其次，新管理办法针对外国通讯社实行新闻检查，本质上缺乏尊重和信任。许多世界闻名的通讯社在新闻理念、报道立场、采访技巧、写作口径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自社规则，通讯社的新闻稿不仅对读者和用户负责，也对市场负责。而来自官方代理的审查和删减，可能比拒绝外国通讯社进入中国市场显得更加傲慢，带有更大的污辱性。巴金晚年写作“随想录”说真话，提倡建立文革纪念馆，他曾对肆意删改其文章的有关部门愤怒地责问说：我发表文章与读者见面超过半个世纪，难道我不能为自己的文字负责，还需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让别人来把关吗？新华社的代理人角色，只对政府负责，却不能为海外传媒负责，更不为读者和用户负责。
　　其三，在这起议论纷飞的新闻管制事件中，新华社身兼资讯供应者和资讯管理者双重角色，重演了多年来中国政府部门在市场上既当选手参与竞争，又当裁判吹哨管理的暧昧角色，成为以行政手段介入市场运行的不正当的行业霸王。海外同行指责新华社在收紧政治约束的同时，更凭垄断地位窥视资讯市场的庞大利益，兼收渔利，似非空穴来风。
　　在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里，个人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自由，毫无疑问是最基本的人权和社会权利。这种权利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自信的象徵。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展言论空间，广纳各类资讯，改变利己思维，追求普世价值，将是中国建设政治文明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