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杨文凯）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9月10日公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公布新闻资讯管理办法》，规定所有海外通讯社从即日起，必须经过新华社代理，才可向中国客户发放报道和资讯。新华社代理转发相关信息时，有审查和删除的权利，将针对有损中国国家主权、破坏中国统一、损害国家安全和名誉、不利社会稳定、鼓吹宣传法轮功或邪教等内容行使删除权。
　　尽管新华社强调新“管理办法”只是保留并延续了1996年获得的授权，对外国通讯社的管理政策没有改变，但新规定甫一公布，马上引起了海内外一片喧哗和指责之声。新的管理办法，被视为中国近年来加强新闻管制的一个必然步骤，同时还在政治约束的背景下，隐含著对巨大的信息市场的利益争夺。

　　一、中国信息管制以网络为盛

　　近年来，随著社会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多样化，中国官方对信息的审查和控制也表现出新的形态。在针对外国通讯社实行规范审查之前，中国的互联网已成重点管制对象，中国人的网络生存自由时刻受到拷问。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曾发表声明称，中国的互联网政策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中国网民言论十分自由。但2006年2月15日，美国国会针对四大互联网公司，举行了在中国的商业道德问题听证会。国际互联网巨头微软、雅虎、Google、思科被指责为获得商业利益，屈服中国的压力，配合甚至满足当局监控互联网的要求，在自己网站上实行自肃性的新闻检查。
　　中国互联网用户高速增长，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网民看到的是中国网管放行的内容，许多“糟粕性”或“颠覆性”内容则受到屏蔽。中国有预算超过7000亿人民币的“金盾工程”，还有许多防火墙，是控制网络个人视听的有效手段，许多被禁网站在国内电脑上会显示“无法找到该网页”或“该网页不存在”。进入中国，国际互联网巨头也在关键词搜索中，自动撤除了那些敏感的内容，这成为其在中国市场经营的一个特徵，或者说是一个污点。为了逃避网络警察或防火墙的屏蔽，著名搜索引擎Google，曾经把网名倒过来写，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名为Elgoog的搜索引擎，但这一手也非万全之策。当Google的全球业务蒸蒸日上之际，其在中国的业务却意兴阑珊，增长缓慢。
　　2002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女生刘荻用“不锈钢老鼠”笔名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提倡自由生活，无视中共宣传，遭逮捕拘禁一年，酿成了著名的“不锈钢老鼠”事件。2005年1月，安徽网民张林在互联网上张贴反传统的朋克乐队“盘古乐队”歌词，被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判刑5年。中国著名的学术网站和言论基地《世纪中国》也在今年7月25日被当局下令关闭。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曾发表报告指出，截至2004年6月，在中国已有63人因网上发表文章触怒政府而被监禁。2004年，中国也有超过47000家网吧因不符合规定而被勒令停业。

　　二、赵岩案与程翔案或成规制外国传媒导火索

　　本次由新华社主导对外国通讯社审稿，是用行政手段规制网络信息之后的又一个延伸。中国在屏蔽受众渠道与管理信息来源两方面双管齐下，使得信息环境更加严峻。在公布新管理办法之前的8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判处外国传媒驻华特派记者赵岩和程翔数年徒刑，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美国《纽约时报》前北京研究助理赵岩，在8月25日因欺诈罪被判3年徒刑。对于先前指控他泄露国家机密，因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据了解，今年44岁的赵岩在2004年5月开始担任《纽约时报》研究助理。《纽约时报》在当年9月7日率先披露江泽民将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0天后赵岩在上海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遭逮捕，关押近两年。国际舆论和人权组织对此高度关注，赵岩在2005年获“无国界记者”颁发的新闻自由奖。
　　8月25日的判决，法庭虽承认泄露国家机密证据不足，但却判处赵岩欺诈罪成立，判刑3年。赵岩被指控于2001年在东北地区从一位村民手中拿钱，答应帮他逃避劳教。法庭命令赵岩交纳2000元人民币罚款，并交回欺诈款20000元人民币。但赵岩的姐姐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坚持为弟弟上诉。
　　无独有偶，在8月31日，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中国特派员程翔也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被判入狱5年。据法院审查表明，程翔担任《海峡时报》驻台湾记者期间，与台湾某基金会相关人员结识。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间，程翔明知该基金会是间谍组织，仍按布置以传真、邮件等形式将他在北京获得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文字材料提供给台湾方面，并化名获取酬金30万港元。2005年8月，中国正式以间谍罪逮捕程翔。鉴于遭拘禁后程翔如实供述，法院以自首论处，对其减轻处罚，判处5年徒刑。
　　但一直关心此案的香港记者协会发言人表示，程翔受判决严重打击了新闻自由，无法接受判决结果。程翔妻子刘敏认为判刑严重，要求上诉，她从没有怀疑过程翔的个人诚信。新加坡《海峡时报》与程翔家人一直保持联络，并提供一切所需支持和协助。

　　三、新管理办法兼收政治约束和商业利益双重效果

　　就在以上这些相关背景下，新华社本次发布针对外国通讯社的新管理办法，引起了巨大反弹和联想。与此同时，中国也采取措施限制外国传媒进入中国，包括不再扩大对科技杂志以外的外国期刊发放发行许可证等。
　　此前，国际传媒机构一直批评中国限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自由采访和发放信息，而中国在申办2008奥运会成功时，曾承诺作为主办国将无条件发放媒体签证，允许媒体记者自由采访。但新管理办法明显与此相反。与新华社颁布新管理办法相配合，中国最高法院也在9月12日宣布了新闻报道禁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首席大法官萧扬宣布：法官应当慎言，未经批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律不应擅自接受采访，或在新闻媒体上对重大敏感问题发表议论。法院系统更禁止发布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
　　近年来，中国当局对国内的一些敢言敢说的媒体，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和管制措施，比如《南方周末》、《新京报》、《中青报》“冰点”周刊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媒体对于官员腐败、重大事故、社会抗争的报道，不是走钢丝，就是打擦边球，时刻需要拿捏分寸。在此背景下，外国通讯社对中报道受到管束，顺理成章。
　　对此，香港《南华早报》发表题为“控制新闻不是构建和谐之道”的社论，指出北京此举并不奇怪，目的是利于政府控制，在必要的时候限制人民的所读、所闻和所看。社论同时分析说：让新华社负责发布新闻，究竟是为了提高新华社的收入，还是加强对外国媒体报道的控制，或者两者兼有，现在还不清楚。官方这么做或许自有道理，但在外界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决定，将进一步损害政府声誉。
　　以上分析所指称的事实是，近年来外国通讯在中国业务蓬勃发展，在经济资讯、金融信息、财务分析、体育消息、国际报道、新闻图片等方面，大受中国用户欢迎。比如路透社、彭勃社等，分别与上千家中国用户直接签约，提供及时信息。相反，新华社以官方地位而在道德、政治方面包袱太多，在市场竞争中有被边缘化之虞。为此，新华社本次获得节制、代理外国通讯社的大权，除了垄断市场利益以外，还瞄准了北京奥运会的巨大商机。所以，新管理办法的目的被解读为政治约束和商业收益双赢。

　　四、温家宝欧洲行听反对声浪行解释之旅

　　针对外国通讯社在华业务新管理办法公布之时，正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欧洲，参加第六届“亚欧会议”。欧美舆论对新规定反弹激烈，纷纷抨击北京方面限制新闻自由，使得温家宝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欧洲之行成为辩驳和解释之旅。
　　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莱滕贝格尔说：“我们强烈反对这种监管措施。”在中欧会议上，欧盟已与温家宝讨论了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在下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国与欧盟的人权对话例会上，还将讨论这个事件。在英中贸易协会9月12日举行的友好欢迎晚宴上，也有商界人士直接提问，称新华社此举将影响企业获取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中国此举与其愿意建造一个以信息为基本的现代化经济体的期望不相一致。
　　面对指责和置疑，温家宝一路解释说中国无意妨碍新闻自由，但同时强调新管理办法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并希望外国媒体和个人在报道中国时应自觉遵守中国的法律。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和外交部发言人也都坚持了这样的立场。
　　秦刚在答辩中表示，中国欢迎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将会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服务，今后将进一步改善报道环境。他说，新管理办法不涉及奥运会期间的采访报道活动，显示出异例的弹性。另一方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承诺：“如果因为这个条例，外国通讯社的业务活动、受访活动受到影响，请他们向中国政府投诉，我们负责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