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很久没来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来过南京多次，都是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事。28年前，我在南京丁山饭店参加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后不久，就离开了祖国。这之后，则是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期间曾专程赴宁看望潘天祯、宫爱东、沈燮元三位先生。

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江南图书馆，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两江总督端方创办的，后来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说它历史悠久，是较之北京的京师图书馆要早。从早期的缪荃孙、柳诒徵，再到钱亚新、汪长炳等，直至潘天祯、沈燮元，他们都曾为南图作出过重要贡献。

 

沈燮元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末即涉足古籍，他曾在顾廷龙先生参与创办的合众图书馆短暂工作，不多久即去了苏州的苏南文管会。自1955年进入南图后，沈先生一直在南图古籍部工作，和古书打了一辈子交道。

沈先生和我是忘年交，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细想起来，这项工程耗时18年，而我们在一起共事，也有数年之久。从年龄上来说，他大我22岁，进入图书馆版本目录学、文献学领域，他又早我11年（我于1960年3月拜顾廷龙先生为师），所以说，他也是我的前辈。但对于我的导师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先生来说，他又是晚辈了。他和我沪宁之间的两地书，有40余封。我去美国后，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信也有20余通。

版本目录学家，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沈燮元先生

沈先生在南图工作了数十年，曾担任南图古籍部副主任，但他平易近人，没有人视他为领导。退休后，他仍坚持每天到馆，利用他的广博知识，竭诚回答读者的咨询。他退而不休，仍把自己当作南图的一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早已使他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南图有这么好一位研究馆员，这是南图的骄傲。

顾廷龙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私下对我说：“你要大器晚成，不要急于写文章，要把基础再打扎实一些。”我想，这句话也可用在沈燮元先生的身上。1990年，沈先生66岁，八七高龄的顾廷龙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副对联，联句云：“复翁异代逢知己，中垒钩玄喜后生。”这是对燮翁在黄丕烈研究和版本目录学两方面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对沈燮元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作无私奉献的感谢。应该说，顾先生对沈燮元是十分了解的。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方行曾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如早十年编，是不可能编的，那时正在“文革”劫难中。晚十年编，则无人能担纲，无法组织人力去工作。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出于私心的人为的干扰。但在工作中，沈燮元始终坚定地站在主编顾廷龙先生一方，支持并服从主编的决定，为完成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觉得，近十年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做了许多工作，出版了不少书目、图录、文集等。出版社都拥有自己的作者群及读者群，但似乎年逾九十高龄且健在的作者是极少见的。不久前，我曾就此问题询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汤文辉先生，他说广西师大社似乎没有如此高龄且健在的作者。然而，国图社却在六年的时间里出版了三位高龄图书馆资深专家的著作，一为2012年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原馆长、期颐老人钱存训先生的《钱存训文集》（钱先生于2015年去世，享年105岁），一为新近出版的九五老翁沈燮元先生的《沈燮元文集》，另一为2016年出版的国图善本部资深研究馆员丁瑜先生（时年91岁）的《延年集》，这或许是国图社自1979年成立以来所出版的三部最年长者的著作吧。

沈燮元著《沈燮元文集》（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我是很相信缘分的，就以丁瑜、沈燮元两位先生来说，他们都指定我为他们的著作作序。更巧的是，在30年前的1988年，中国图书馆界开始评定职称，丁、沈两位先生和我，分别在北京、南京、上海三馆获得研究馆员的高级职称。遗憾的是，除我们三人外，当年亦获研究馆员职称的图书馆专家可能均已作古。

如今的丁瑜先生，高寿九十有三，身子骨仍硬朗康健，有松柏之姿。沈燮元先生则依旧活跃于学界。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和同事们筹办了三届版本目录学、文献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蒙沈先生前来捧场并提交论文。我和沈先生每次相见都十分高兴，但见他虽无旧日的矫健，但还是松身鹤骨，精爽不衰。我真诚地希望他能永葆昔年之风采，安然迈入期颐之年。

（此文据沈津先生在《沈燮元文集》首发式上的讲话整理编辑而成，转载自《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