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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女性入管死亡事件冲击人权
日期: 21年05月4期
《中文导报》专题报道组

今年3月6日,斯里兰卡女性桑达玛丽(Wishma Sandamali)在位于名古屋市的名古屋出入境在留管理局收容期间死亡,年仅33岁,如此年轻生命在异国他乡遽然早逝,而且留下了许多疑点,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日本在野党和市民团体提出强烈质疑,甚至使政府准备提出的入管法修正案也无法在国会提出,外国人的人权问题,在日本再次凸显出来。

女性假释遭拒绝  治疗疑点多

这位斯里兰卡女性在其故乡斯里兰卡,是一位教英语的教师,由于喜欢日本的动画片和日本文化,决定来日本留学。

2017年6月开始,桑达玛丽在千叶县内的日语学校留学。2018年,由于交不起学费,被迫退学。这以后,没有得到在留资格更新,2019年1月以后处于非法滞留状态。去年8月,由于遭到同居者的暴力,跑到警察局里,于是被警察送到入境在留管理局设施里收容,并成为强制遣返的对象。



桑达玛丽。家属提供,来自东京新闻WEB

她从今年的1月中旬左右开始诉说健康状态不佳,在设施内和外部的医院接受了诊疗,据说3月初,她几乎不能握拳,说话也有困难,先是发高烧,然后她的面部和四肢变得麻木,她在收容所中身体日渐虚弱,很快就只能勉强咽下水、糖和面包。

法务省入国管理厅有关她的病情的中间报告,说入管方面并没有从医师那里得到有关点滴和入院的指示,而《朝日新闻》从相关者那里获得的2月初的体检记录中写有医生建议:”如果不能服用(药物),就应该滴水入院。”

根据她所就诊的医院的消化内科做成的“窥镜检查报告”,她反复呕吐,并被怀疑患有反流性食管炎。该报告书指出:“如果呕吐这么多,就会出血”,应该投入胃酸抑制药继续观察,如果无法内服药物,因该点滴、入院(从她的状况来看,可能点滴、入院是很难的)。”

法务省的一位官员在一次采访中证实了这一记录的内容,并说:“所说的点滴、入院,指的是诊察过程中的经过,最后医生还是决定继续在收容设施中服药,没有指示点滴或住院治疗。”


据会见的她支援团体START反映,由于精神紧张状态带来的健康状态不良也是原因之一,由于衰弱得吃饭和步行都有困难。因此了去年12月以后2次申请暂时停止收容,实行假释,但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她就去世了。

入境管理局厅4月提出的中间报告,没提到在她死亡前的两日,诊断医师曾指出:“可以期待如果假释病情有好转的可能”,理由是“从名誉和隐私的关系着眼”,不过管辖该厅的上川阳子法务大臣承认:作为不去记载的理由是不十分充分的。


桑达玛丽的葬礼于5月16日在名古屋市守山区举行。从斯里兰卡赶来的亲属和日本的支持者等约80人参加了葬礼。祭坛上放着桑达玛丽的遗像,桑达玛丽的妹妹为主祭人。她说:“姐姐已经死了2个多月,死因仍然不明不白。她最终死在自己喜欢的国家日本,真实这令人难以忍受。”



桑达玛丽的葬礼于5月16日在名古屋市守山区举行。来源:NHK网络新闻

死者亲属代理律师指宿昭一说:“对亲属来说,和遗体相见的时间太短,令人伤心。应由第三方机构,对桑达玛丽的死亡真相进行彻查。”

斯里兰卡女性命陨东瀛,日本民众理性看待


生命的消逝本令人惋惜,不过在该事件中,一些日本民众对于这位斯里兰卡女性并没有过多同情,他们从法理分析,认为这名外国年轻女子违反入管法在先,理应受到惩罚。

“斯里兰卡女性客死名古屋入管局”被日本媒体大肆报道以后,日本民众纷纷在网络上发表了对事件的看法。

一名网民表示,请大家想想这位斯里兰卡女子为什么会被名古屋入管所关“小黑屋”,正是因为她非法滞留日本。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不能一味指责入管,而不面对自己的过错。

另一名网民称,在入管待了那么长时间,是那位斯里兰卡女子自己的意愿,又没人强迫,一分钱住宿费都不花不说,还要浪费日本纳税人的钱要求看病,真是好意思讲得出来。如果所有非法滞留日本的人都有样学样,那入管怎么办?依我看,应该全面禁止斯里兰卡人入境日本。最后,可不可以告诉我斯里兰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还有网民认为,日本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暧昧不清,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已经非法滞留了如此长的时间还没有被遣送回国,支持将法律改得更严,一旦发现有非法滞留者无论任何理由都全部强制遣送出境。听说目前日本全国还有3000名待遣返者住在各地方入国管理所的设施里,怎么可以这样?

赖在日本不想回去,居然死者家属反问日本没有善待犯法在先的死者,简直是奇闻,一名网民这样讲到。他接着称,这斯里兰卡女性本来就没打算回自己国家吧,还不断递交难民申请,以便合法逗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不过亦有少数网民同情逝者。

一民网友称,虽然非法滞留是犯罪行为,但罪不当死。让她先住院养病才是上策。

另一名网民说到,连罪犯也有权利治病,何况这位斯里兰卡女士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为什么不让别人住院看病。还有,该女士去世两天前的生活监控录像也不能公开,这是对逝者负责任的态度吗?希望有关方面彻查。


日本人道主义团体提供支援

在入管收容所内死亡的斯里兰卡女性生前得到日本支援团体的帮助,她的遭遇能够在媒体得到报道,并引起很多讨论,都是因为有民间的支援团体在活动。在日本有不少这样的民间支援团体,据了解,这次帮助她的是一个上文提到的名叫“START”的团体。

据这个团体的网页显示,其主旨是帮助外国人融入日本:“在我们国家,不仅有日本人,还有200万以上的外国人生活着。在定居的外国人中约有40万人是老外国人,他们是从战争时期开始在日本居住的日本旧殖民地出身者及其子孙。

与这些老外国人人相比,被称为新外国人的定居外国人从1980年代开始激增。19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进入泡沫经济,陷入极端的劳动力不足。其中3K工作(辛苦、肮脏、危险)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不足也变得严重了。像这样日本人劳动者不愿意干的3K工作经常由外国人在做,外国劳动者在最底层支撑着日本的工业、建设业等。这些人中有一些人成为了超期逗留者。

泡沫经济开始的时候有30万以上的超期逗留者,其中大部分在制造、建筑现场工作。他们中有很多人回国或是在日本取得了在留资格,但现在还有大约6万人属于超期逗留。他们在日本社会中遭到歧视和压制。

这个名叫“START”的组织将活动定位于帮助外国劳动者,与当事人共同对抗歧视。
据了解,与START类似的团体还有好几个。比如在大阪的外国人收容者支援团体“try”,也是一个专门面向被收容在大阪入管的外国人的团体。它的主旨是“站在被榨取、被歧视、被压抑的人的一方”。

这些团体里不乏专业人士,拥有医疗知识和法律知识,给与收容所里外国人无私的关怀和帮助。在这些团体的网页上,无一例外都有“募集志愿者”“募集活动资金”的选项。他们的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1,探望。2,翻译。3,支撑假释者的生活。4,向日本民众普及“入国管理局收容所里关着的外国人”这些情况。

其中,“探望”在他们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探望分为定期探望和整体探望。定期探望是指每个星期前往收容所去听取里面外国人的生活情况,并给与鼓励和相谈。整体探望则是每次有长假时与其他支援团体一起协作而为。

“翻译”包括为收容者翻译各种要向日本提交的文件。

支撑假释者生活,是因为部分收容者能得到暂时的自由,在收容所外生活,但必须每个月一次去入管部门“报到”,而在假释期间不能打工,所以他们的生活就需要支援团体的帮助。

向日本民众普及“入国管理局收容所里关着外国人”这些情况,也是团体的工作,他们印制传单在街头分发,告诉人们在和平富裕的日本,有一些外国人住在收容所里,当外国人因违反入管法,一般都是被勒令回国,大多数超期逗留者也都回国了,但有部分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回母国,但在日本又没有居留权,所以进退两难,只能被关在收容所狭小的空间,而出于人道主义的支援团体对于他们的收容所生活伸出了援手。

日本政府放弃提交入管法修正案
 
本次,斯里兰卡女性在名古屋入馆收容设施内死亡案,也成为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国会展开政治拉锯的新契机。由于法务省拒绝公开收容设施内视频,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审议,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在5月18日被迫决定,撤回向本届国会提交《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

据了解,在18日的参院法务委员会会议上,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次长松本裕再次以治安上的理由表示“难以公开”视频。立民党国对委员长安住淳对媒体表示,如果不向遗属公开女性死亡案的视频,将提交针对上川阳子法务大臣的不信任决议案,展示了同政府和执政党对决的姿态。

执政自民党原计划在19日将入管法修正案付诸表决。在野立民党已对修正案提出了10项修改要求,并于14日同自民党协商后基本达成一致。但由于双方在视频公开问题上互不让步,协商破裂。鉴于事态陷入胶着,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传达了放弃修法的方针。

菅义伟首相在19日的参议院本会议上表示:“已经知道了在本届国会期间无法进一步审议入管法修正案的现状,政府对此予以尊重,同时向死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针对女性死亡事件,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将经过调查后给出最终报告。”

所谓“入管法修正案”,源于入管厅长期收容在日外国人而导致的侵害人权事件。2019年6月,长崎县大村入国管理中心内,一名40多岁的尼日利亚男性因无法忍受被长期收容,进行了绝食抗争而最后饿死了。此后,为求假释而绝食的被收容者相继出现。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受到强制送还处分的外国人的长期收容情况,在2021年2月提出了入管法修正案。

修正案明记,对于受到强制送还处分而拒绝回国的外国人,不满足一定条件,收容所将不再收容,在日期间许可与亲属一起生活,对于三次申请难民认定的外国人,即使在申请期中也会被强制送还。对此,那些支援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回国的外国人收容者的人权团体表示强烈反对,斥为“恶法”。在九州地区参与援助被收容者提出国家赔偿请求的稻森幸一律师表示:“为了解决长期收容而推行强制送还的讨论,是违反普世价值观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有悖常理,政府不能无视反对声浪。”

长崎国际教会的柚之原宽史牧师,一直在大村入国管理中心内通过面会形式听取被收容者的苦恼和心声。他认为入管法修正案在本届国会暂缓成立,是社会对入管行政表达不信任的必然结果。目前,大村中心还收容着30名外国人,其中有的人已经被收容了9年。柚之原牧师指出,无视人权的长期收容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日本声援难民的NPO等支援团体呼吁,在那些爆发内战的国家,被强制送还者无异于去送死。2月以后,他们开始征集废除修正案的社会署名,截至4月14日共收获43000多署名,交给了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官员。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是难民政策非常严格的国家。比如,2019年在日本申请难民身份的外国人有10375人,最终获审核批准的只有44人,难民认定率0.4%;另外,无法认定为难民但基于“人道理由”而获得特别在留许可的外国人只有37人。2020年,新冠疫情之下,在日难民申请者3936人,难民认定47人,难民认定率1.3%,特别在留许可44人。放眼世界,英法等发达国家虽然也有数次难民申请无果后将被强制送还的规定,但在2019年,英国的难民认定率为39.8%,法国为19%,德国为16%,美国为22.7%,加拿大为51.2%,澳大利亚为17.3%。相比之下,日本的难民认定率明显过低,日本的难民保护态势,与国际标准的落差还是巨大的。

本次受到外国人女性在入管收容所无端死亡案的冲击,以及社会反对声浪高涨的影响,入管法修正案暂缓提交国会。有分析指出,其中也不乏政治考虑。执政党和政府如果对涉及人命的修正案强行闯关,会强化执政党的负面印象,同时拉低政府支持率,直接影响到秋天的众议院选举和7月的东京都议会选举。执政自民党抱着事缓则圆的心态先退一步,并不意味着在今后的国会上不会再提案。对此,日本社会呼吁修正案应秉持“人权第一”原则,对外国人应该“保护重于送还”,实现对焦国际水准的难民认定为目标。


中国人入管死亡事件回顾


在以往的历史记录中,中国公民也有在入国管理局中死亡的事例、

2009年3月20日,中国籍公民杨维刚于在东京入国管理局拘留所自杀,他的家属则对死因表示质疑。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该年3月21日晨接到日本东京入国管理局通报:中国籍公民杨维刚3月20日在东京入国管理局拘留所自杀,3月21日凌晨因抢救无效身亡。

杨维刚是辽宁省渖阳市辽中县长滩镇人,当年36岁,当时已在日本生活了5年,其妻2008年也来到日本。他在国内还有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杨维刚因违反日本出入境管理法,于2009年1月30日被入管局收容。这一年的2月25日,由于杨维刚拒绝自主回国,法务大臣向其下达强制遣返令。3月20日晨9时左右,杨在东京入管局拘留所内用电水壶电线缠绕颈部自杀,后被东京入管局职员发现送至东京广尾医院抢救。

《中文导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后受到中国社会各界关注。据《沈阳晚报》报道,杨维刚的妻弟陈先生告诉记者:“我姐夫这个人特别好,他在我家住了10年,和家人、邻居关系非常融洽,没有不说他好的。我和姐夫处得就像兄弟,我父母对他也特别好,出国的钱都是我父亲拿的。我早就劝他早点回国,我家有个果园,我俩一起伺候果树保证衣食无忧,但他不听我的,一心想把出国钱赚回来。”

杨维刚当时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与姥爷姥姥一起住。

记者与杨维刚的姐姐取得联系,杨女士情绪非常激动:“我弟弟的尸体还在日本,都十天了……”杨女士说,弟弟死亡的消息她当天就知道了,是一个在日本的亲戚告诉的,她很震惊,不相信是真的。“几天前,我和弟弟还通过电话,他的声音显得非常轻松。”

杨女士告诉记者:“我希望有关部门查清弟弟的死因。”

杨维刚的妻弟陈先生表示,杨维刚家境贫穷,在农村的父母都有大病,还不知道儿子的噩耗,“不敢告诉他们,怕受不了刺激啊!”陈先生对日本的解释表示怀疑,认为“不存在自杀”。陈先生在接受辽宁卫视采访时说:“他(杨维刚)很想回来,前些时候打电话还说过这事,他说5、6月份基本就能回来了……他父亲患脑出血,好几年不能下地,现在卧病在床。我父亲(杨维刚的岳父)患胰腺癌,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事儿的话,马上就得完。”

据陈先生说,杨维刚是在2004年10月去日本打工的,当时签证期限是3年。后来因为他在车祸中受了伤,他的签证合法延长了一年,也就是2008年10月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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