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综合消息 原定于2021年4月上旬公布的第七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终于在5月11日姗姗来迟，正式发表普查人数结果。
本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点为2020年11月1日零时，普查对象为该时间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共计14亿4350万人，超过印度的13亿8千万人，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相比十年前（2010年）的“六普”结果，中国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率达到5.38%，年均增长率为0.53%。其中65岁以上人口增加1461万人，但生育率急剧下跌，2020年出生人口约1200万，比2019年的1465万人下降18%，创1949年以来新低。
本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政府首次采取完全电子化的方式开展普查登记，由腾讯依托腾讯云、微信、企业微信平台提供。对于因通信不便、身心障碍、老人、文盲或电子化普查登记系统故障等原因无法进行电子化登记的人员，仍然提供纸质普查表，待填写完毕后由普查员统一录入，无论方法和技术上都比之前有了很大改变。
疫情之下，全球各国人口皆增长缓慢，由于政府公布时间一再延迟，各国媒体纷纷传出“中国人口将跌破14亿”的“预言”。对此，国家统计局解释道，由于这次人口普查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大幅降低了漏登率，很多原来漏登的人口都得到再确认和登记了，另外由于部分年份抽样调查推算的人口会存在一定的偏差，经年累积，因此本次与大家预想的数字有所出入。按照国际惯例和通常做法，将需要再进一步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数字另行择日公布。
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不可避免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虽然与著名的老龄化社会——日本及其他平均人口年龄超过40岁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平均年龄还显年轻，约38.8岁，跟美国人的平均38岁相差无几，仍然属于身强力壮的青年层，但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从“七普”数据来看，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6402万人，占18.70%，相比十年前上升5.44个百分点，接近1/5人口是老人。统计局长宁吉喆表示，“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预计到2048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5亿人。
相比之下，生育率数字就显得不太乐观。在过去十年，中国先后进行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刺激政策，曾经在2014年和2016年、2017年“新增人口”一项上有过小幅度增长，分别达到710万、800万和737万人，比2012年左右的660万人要有所提升。但这样昙花一现的光景不过区区三年，从2018年开始，“新增人口”数大幅跌至530万人，2019年只有467万人。到了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降为1.3，比2010年人口普查的1.63大跌0.33，即一位育龄女性一生生育的人数只有1.3人。而只有这个数字达到2.1，才能维持人口总数不增不减。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在全球200个国家及地区中的大约排名是190位，几乎倒数。
新出生人口要经过至少20年才能成为新一代劳动力，而在这段“小孩少”和“老人多”的区间内，有多少人算是劳动人口？据本次普查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据《经济学人智库》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7000万，而到了2050年，老年人将达到总人口的40%以上，届时本身就严重不足的劳动力人口，将如何创造足够的资源为他们养老？
性别比严重失调与人口分布大失衡
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就严重偏离了正常的男女比例，民间一直流传着当下的年轻人中有“3000万男性无奈打光棍”的猜测。在没有人为干预措施的情况下，自然界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区间应为男婴103～107，女婴100的比例。而中国的男婴出生比从1982年就开始出现非正常趋势，达到108.5，二十年间更一路上升到2005年的最高值118.6。根据“普七”数据显示，受二孩政策的影响，去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之前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由于这样的出生率，导致“普七”公布2020年的总人口数中性别比为105.07（即105.07个男性对应100个女性），这意味着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490万。而十年前的“普六”数据显示，00后男性（即约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后代）比女性多近1300万人，可见即使是受计划生育干预的他们，却仍然继承了父母一代的“重男轻女潜规则”。当时20岁的90后青少年中，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尤其江西省90后人口的男女比例高达120.79：100，相当于每出生约121个男婴，就有约17个女婴被流产。所谓的单身男性“无奈打光棍”意味着在剥夺了其他女性出生机会的同时，这些男性要在适婚年龄以4:1的比例追求同龄适婚女性。到2015年为止，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超过2000万，而同龄未婚女性仅约600万，出生率的降低并非都因为年轻人不肯生育，而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育龄女性的总人数在数十年前就注定了。
性别比失调不仅造成女性生命权受损、长期的性别歧视和对个人成长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令男性在社会生存中遭遇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因此爆发出各种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跨国买卖婚姻、非法代孕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又一个随时爆炸的地雷，持久地危害社会的健康与安全。因此，如何平衡当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平等地尊重人的出生权和生存权，才能为未来社会的持续发展打下健康的人口结构基础，否则一路断崖式下跌，中国“未富而先老”的危机避无可避。
另外，与2010年的“六普”相比，随着经济差距的加大，中国的人口分布从北向南呈现惊人的“荒凉”与“密集”变化。其中，人口下降最严重的是东三省，辽宁减少115万人，吉林减少337万人，黑龙江减少646万人，东北地区人口比重整体下降1.20个百分点。加上甘肃、内蒙古、山西，过去10年，全国共有六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减少。此外，中部地区人口下降0.7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人口上升2.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沿海和东南部发达地区在不断吸引全国各地人口的迁徙，相比于凋零的东北，广东和深圳成为新兴的宜居地，其中广东省的人口在过去10年净增2170万人，为全国之最，展示了无可比拟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可见，热门产业集中与经济水平较高是改变人口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对于迁徙的人来说，当家乡的资源不再有吸引力，甚至到了被迫挣扎于生存的地步，则“离家无家处处家”。
老龄化社会，东亚共同之殇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新增人口进一步放缓，不止是中国，对于东亚各国来说都是雪上加霜。日本的2020年出生人口仅为84.8万人，相比上一年再减1.7万人，再创历史最低值。韩国更是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2020年的出生人口仅27.6万人，死亡人数却有30.8万人。同为发达地区的港台两地也都首次得到了人口负增长的数据。
在已经基本不再有“人口红利”的发达国家中，出生率下降、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代社会需要靠纯体力来获取的工作越来越少，和男性受教育程度相当的女性也能凭借智力与技术获得自己的事业，晚婚晚育不在少数。再加上东亚地区城市人口稠密，大城市房价又高空间又小，生育下一代成本都非常之高。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也具备以上要素。如果再加上儿童得不到免费医疗和教育，养育成本加上上一代的养老负担，即使是城市中产的“夹心层”也会举步维艰，遑论还有9.64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人民币。因此，年轻人宁愿把钱投资在自己身上，选择活在当下，无论男女，拒绝婚育的比例也越来越多。
所谓“生生不息”，并不是指“繁殖”本身，而是指人与宇宙和谐地共存与新生。每一代人的使命都是为下一代甚至几代人创造更好的世界；如果上一代没有做好，令下一代生活在逼仄空间，又有什么权力去指责他们宁可“躺平”也拒绝重蹈覆辙呢？
本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点为2020年11月1日零时，普查对象为该时间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共计14亿4350万人，超过印度的13亿8千万人，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相比十年前（2010年）的“六普”结果，中国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率达到5.38%，年均增长率为0.53%。其中65岁以上人口增加1461万人，但生育率急剧下跌，2020年出生人口约1200万，比2019年的1465万人下降18%，创1949年以来新低。
本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政府首次采取完全电子化的方式开展普查登记，由腾讯依托腾讯云、微信、企业微信平台提供。对于因通信不便、身心障碍、老人、文盲或电子化普查登记系统故障等原因无法进行电子化登记的人员，仍然提供纸质普查表，待填写完毕后由普查员统一录入，无论方法和技术上都比之前有了很大改变。
疫情之下，全球各国人口皆增长缓慢，由于政府公布时间一再延迟，各国媒体纷纷传出“中国人口将跌破14亿”的“预言”。对此，国家统计局解释道，由于这次人口普查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大幅降低了漏登率，很多原来漏登的人口都得到再确认和登记了，另外由于部分年份抽样调查推算的人口会存在一定的偏差，经年累积，因此本次与大家预想的数字有所出入。按照国际惯例和通常做法，将需要再进一步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数字另行择日公布。
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不可避免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虽然与著名的老龄化社会——日本及其他平均人口年龄超过40岁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平均年龄还显年轻，约38.8岁，跟美国人的平均38岁相差无几，仍然属于身强力壮的青年层，但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从“七普”数据来看，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6402万人，占18.70%，相比十年前上升5.44个百分点，接近1/5人口是老人。统计局长宁吉喆表示，“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预计到2048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5亿人。
相比之下，生育率数字就显得不太乐观。在过去十年，中国先后进行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刺激政策，曾经在2014年和2016年、2017年“新增人口”一项上有过小幅度增长，分别达到710万、800万和737万人，比2012年左右的660万人要有所提升。但这样昙花一现的光景不过区区三年，从2018年开始，“新增人口”数大幅跌至530万人，2019年只有467万人。到了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降为1.3，比2010年人口普查的1.63大跌0.33，即一位育龄女性一生生育的人数只有1.3人。而只有这个数字达到2.1，才能维持人口总数不增不减。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在全球200个国家及地区中的大约排名是190位，几乎倒数。
新出生人口要经过至少20年才能成为新一代劳动力，而在这段“小孩少”和“老人多”的区间内，有多少人算是劳动人口？据本次普查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据《经济学人智库》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7000万，而到了2050年，老年人将达到总人口的40%以上，届时本身就严重不足的劳动力人口，将如何创造足够的资源为他们养老？
性别比严重失调与人口分布大失衡
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就严重偏离了正常的男女比例，民间一直流传着当下的年轻人中有“3000万男性无奈打光棍”的猜测。在没有人为干预措施的情况下，自然界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区间应为男婴103～107，女婴100的比例。而中国的男婴出生比从1982年就开始出现非正常趋势，达到108.5，二十年间更一路上升到2005年的最高值118.6。根据“普七”数据显示，受二孩政策的影响，去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之前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由于这样的出生率，导致“普七”公布2020年的总人口数中性别比为105.07（即105.07个男性对应100个女性），这意味着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490万。而十年前的“普六”数据显示，00后男性（即约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后代）比女性多近1300万人，可见即使是受计划生育干预的他们，却仍然继承了父母一代的“重男轻女潜规则”。当时20岁的90后青少年中，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尤其江西省90后人口的男女比例高达120.79：100，相当于每出生约121个男婴，就有约17个女婴被流产。所谓的单身男性“无奈打光棍”意味着在剥夺了其他女性出生机会的同时，这些男性要在适婚年龄以4:1的比例追求同龄适婚女性。到2015年为止，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超过2000万，而同龄未婚女性仅约600万，出生率的降低并非都因为年轻人不肯生育，而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育龄女性的总人数在数十年前就注定了。
性别比失调不仅造成女性生命权受损、长期的性别歧视和对个人成长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令男性在社会生存中遭遇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因此爆发出各种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跨国买卖婚姻、非法代孕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又一个随时爆炸的地雷，持久地危害社会的健康与安全。因此，如何平衡当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平等地尊重人的出生权和生存权，才能为未来社会的持续发展打下健康的人口结构基础，否则一路断崖式下跌，中国“未富而先老”的危机避无可避。
另外，与2010年的“六普”相比，随着经济差距的加大，中国的人口分布从北向南呈现惊人的“荒凉”与“密集”变化。其中，人口下降最严重的是东三省，辽宁减少115万人，吉林减少337万人，黑龙江减少646万人，东北地区人口比重整体下降1.20个百分点。加上甘肃、内蒙古、山西，过去10年，全国共有六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减少。此外，中部地区人口下降0.7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人口上升2.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沿海和东南部发达地区在不断吸引全国各地人口的迁徙，相比于凋零的东北，广东和深圳成为新兴的宜居地，其中广东省的人口在过去10年净增2170万人，为全国之最，展示了无可比拟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可见，热门产业集中与经济水平较高是改变人口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对于迁徙的人来说，当家乡的资源不再有吸引力，甚至到了被迫挣扎于生存的地步，则“离家无家处处家”。
老龄化社会，东亚共同之殇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新增人口进一步放缓，不止是中国，对于东亚各国来说都是雪上加霜。日本的2020年出生人口仅为84.8万人，相比上一年再减1.7万人，再创历史最低值。韩国更是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2020年的出生人口仅27.6万人，死亡人数却有30.8万人。同为发达地区的港台两地也都首次得到了人口负增长的数据。
在已经基本不再有“人口红利”的发达国家中，出生率下降、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代社会需要靠纯体力来获取的工作越来越少，和男性受教育程度相当的女性也能凭借智力与技术获得自己的事业，晚婚晚育不在少数。再加上东亚地区城市人口稠密，大城市房价又高空间又小，生育下一代成本都非常之高。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也具备以上要素。如果再加上儿童得不到免费医疗和教育，养育成本加上上一代的养老负担，即使是城市中产的“夹心层”也会举步维艰，遑论还有9.64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人民币。因此，年轻人宁愿把钱投资在自己身上，选择活在当下，无论男女，拒绝婚育的比例也越来越多。
所谓“生生不息”，并不是指“繁殖”本身，而是指人与宇宙和谐地共存与新生。每一代人的使命都是为下一代甚至几代人创造更好的世界；如果上一代没有做好，令下一代生活在逼仄空间，又有什么权力去指责他们宁可“躺平”也拒绝重蹈覆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