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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散与归属嬗变下的华文写作
日期: 21年05月2期


——日本本华文作家协会与《香港文学》杂志社成功举办“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讲座
 
中文导报讯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后疫情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原本固有的价值共有要重估,原本共享的生存体验要重构。文明,或许不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有光亮;文化,或许不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么有向度。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时代,身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们,又将如何写作?所在国的本土经验与故乡情的母国经验,如何在一个新的视角下建构共同经验?虽然我们总是不无先验地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每个成其为时代的那个根部或底部,其发出共鸣的相通之处又是什么?淘洗文化记忆,回望历史境遇,如何在一个更具张力的语境下,写好对中国的想象和对所在国的叙事?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意识,2021年4月25日下午,日本华文作家协会与《香港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为主题的ZOOM讲座。《香港文学》杂志今年第四期推出七位日华作家的小说专辑,读者反响巨大。日华文学的历史厚度与现实高度,日华作家的实力与热望,又一次引发人们的关注。本次讲座,这七位不同代际的作家集体亮相,袒露心声。作为这次活动的嘉宾,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苏州大学曹惠民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江少川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赵稀方教授、南京大学刘俊教授、复旦大学张业松教授、暨南大学白杨教授、江苏师范大学王艳芳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戴瑶琴教授、安阳师范大学张益伟教授、济南大学宋晓英教授、北方工业大学冯雷教授等在线出席。日华作协的部分会员、日本和国内文学爱好者等,当天下午共有100人(最大上限)连线参加了讲座。



日本华文作家协会王海蓝会长主持了会议。她首先指出这场活动是新世纪以来日本华文不同代际小说家的首次集体亮相,意义非凡,然后致辞感谢《香港文学》周洁茹总编辑对日本华文文学的重视和对这次活动的付出,感谢《小说月报》对这次日华专辑中黑孩作品的转载。同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稀方教授和汤俏研究员在他们“海内外中文文学”公号上的大力推广,感谢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副会长张凤女士的来信祝贺,感谢海外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女士对活动的支持和宣传,感谢为这次活动付出辛苦的日华作协同仁。

紧接着《香港文学》杂志周洁茹总编辑作了发言。她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源与日本有着重要关联,日华文学的历史厚度不应被忽视。近年来日华文学新人辈出,为整个世华文学界所重视。周洁茹总编辑说,《香港文学》杂志一直重视海内外文学创作,得以在今年第四期刊发了日华小说专辑,她对日本华文作协和王海蓝会长的支持表示感谢。讲座接下来进入主题,七位主讲作家,即40后哈南、50后陈永和、60后黑孩与亦夫、80后陆秋槎以及90后春马、琪官,他们围绕自己的创作与今天的活动主题按年龄顺序进行了精彩发言。



(一)个人写作才更加适合这个“不确定”时代

海外华文作家的特殊境遇使得他们的“在地性”精神心象特别显著。但如何表现这种“在地性”?“心怀”与“放眼”的大视野当然是一个表现。但注重身边与日常的小视野是否也是一种“在地性”呢?60后的日华作家黑孩近年复出,陆续在《收获》《山花》《芙蓉》《北京文学》等杂志上发表长篇和中短篇,并出版了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贝尔蒙特公园》,广受好评。黑孩小说最大的写作特点就是注重身边与日常,这一方面是源于她深受日本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她坚持用文字还原生命的真实所使然。她在发言中谈到,由于时代不同了,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机会,“个人成了与世界直接相连的存在,可以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意见。”她还说,“表面上现在似乎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小时代’,但从本质上来说的话,正因为文学不再伟大,所以这个时代的写作就成了对作家的考验。因为我们接受的信息越多元,对世界的感觉也就更敏感。”在这样的时代,个人的命运,或者是这个时代的写作都可以用“不确定性”四个字来概括,因此“个人写作才更加适合于现在的时代。”黑孩坦言,她对大题材大主题不太感兴趣,只想把自己生活的世界自然地写出来。她例举了自己的新作“日本三部曲”,三部小说都有一个真实的日本地点与之对应,发生的事情也都是与她的生活息息相关,尽管并不完全是对真实的还原,却是以她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为参照。她说,“我写的不是自传,而是小说。纵然小说中有许多从自己的生活中借鉴的素材,但也仅仅是借鉴而已,剩下的全部都来自于想象。”

出生于1990年的日华新锐作家春马,在谈及这个时代的写作时也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小众化写作,另一个是去时代化写作。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在日本取得社会学硕士的春马,连获两届日本华文文学奖。他是一个多面手,不仅写小说,也有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发表。作品见于《青春》《野草》《香港文学》《星星》《诗歌》等。获得第六届青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自逐白云驿》,最近在南京出版。春马在发言中说,“就像对海外作家的定义难以确定一样,我也无法定义自己的写作。”根据春马对日华作家的接触和研究,他认为日华作家可以分为纯文学作家、知日派作家和日常化写作作家。

(二)是虚构,但又不等同纯粹的自主虚构

出版了《土街》《吕镇》《一树谎花》《无花果落地的声响》《咬你》等十多部小说的60后作家亦夫,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从事文学创作30余年,获得过中山文学奖。在谈及小说的虚构时,亦夫说小说当然属于虚构写作。但虚构小说又不等于是纯粹的自主虚构。“在小说人物、环境渐渐成型和成熟以后,它就是一个有着自身历史背景和民风民俗的社会,我总感觉小说人物有自己的逻辑和处事方式,作为作者的我总有一种被裹挟着往前推进的感觉”,因此他觉得小说写作犹如在一个未知之地的探险般快乐。在谈及写作的个人意义时亦夫说,写作对于自己而言,好像更大的意义“在于创造,在于它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拓展。”这种拓展是对自己“生存想象和精神欲望的成全”。其结果就会影响到自己所选择的文体和写作风格。因为对过往的细节有着令人惊叹的记忆,所以“对于细节真实而完整的记忆,给我写小说带来了丰富的收藏。”这种写作的个人意义,在亦夫看来也是时代变化所致。他认为“文学过去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被逐步细化和分流,文学不再像昔日那样万众瞩目。写作的门槛变得很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门槛。”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此,真正的文学需要天才。在这点上亦夫与黑孩的创作理念有所不同,他不太喜欢将个人体验写入作品,他追求作品的神性和灵性。对此亦夫认为,即便不阅读日本文学,本身生活在日本,就不可避免的受到日本社会的影响。因此他觉得“移居日本对我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日本生活本身,而不是日本文学”。

(三)小说家就要关注人和人性

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的50后作家陈永和,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写小说,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创作经历了。近年来,她的作品发表在《收获》《上海文学》《江南》等文学杂志上,在前几年出版了《一九七九年纪事》等长篇小说,并获得过中山文学奖。她研究人、关注人,擅长写人性。她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基础和出世环境决定了你能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什么,以及长大后做什么”,“我这辈子最关心的就是人”。她在发言中说形象地比喻说,文学是从她身体里长出来的一棵树,她的身体站在大地上,文学是一颗种子,种子在身体里慢慢长大。她是国内高考恢复后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开始写一个长篇小说,灵感源于小时候流传坊间的一个停尸房里的传说。她说“文学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跟它的缘分已经无法割断,我的写作不为什么只为喜欢,一个人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已经很满意无所求了。”由于关注人与人性,因此在她的小说里,人性总是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总是渗透于过去与现在的时间里,使得她的小说有着令人迷恋的深度和令人省思的宽度,从而在日华作家中独树一帜。

出生于1949年的40后日华老作家哈南,是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的。他也在发言中谈及小说之眼就是看如何揭示人性。他说,小说的主题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在小说中如何揭示人性。特别是在一个不确定时代,人性变与不变的那么一种交织和交错,展示着现代人更为复杂更为不可琢磨的一面,这固然为小说带来了精彩度,但是描写这种精彩度,则是给小说家增添了新的难度。因为小说中的人性永远无法穷尽现实中的人性,所以哈南说他之所以再度拿起笔写小说,就是想在日本这个“异地”挑战这个难度。哈南的作品多有发表在《收获》《十月》《中山》等大型文学期刊上,也获得过文学奖项,属实力派的日华作家。

(四)跳出生命体验的类型小说写作

陆秋槎是一位80后日华新锐类型小说作家。他从复旦大学古籍硕士毕业后来到日本,用中文和日语从事双语写作。出版了《元年春之祭》《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樱草忌》《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等作品并获奖。推理小说之外,陆秋槎也发表过两篇科幻小说,他能驾驭多种风格,技巧娴熟,别开生面。陆秋槎说他在这之前几乎和主流文学界没有什么接触,一直是在类型小说领域里创作。他在发言中说,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80后作家已经稳居文坛,占据了青春小说的主体位置。为此他只能另辟蹊径,开始尝试类型小说的写作。在受到漫画文化和偶像文化等亚文化影响的同时,在小说阅读方面读者也开始追求通俗化和娱乐性,陆秋槎说这些都是他从事于类型小说创作的重要契机。在他看来,类型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文体比较自由,可以跳出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甚至可以跳出时代进行写作。他说由于是类型小说写作,因此即便是用日语创作,与日本人的推理小说相比也毫无违和感,接受度比较高。 

另一位90后日华作家琪官,大学就读英语专业,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做过编辑,现在日本攻读博士。他的作品散见于《香港文学》《西部》《青春》《湖南文学》等文学刊物。跟春马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琪官也常用跳出生命体验的超现实主义手法。琪官的文笔相当成熟与老练,缘于他在异国他乡求学过程中对写作的热爱和坚持。他曾在自己博客中说:“小说的价值并不是单单靠一笔稿费就可以衡量的”。“我写小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表达我对世界的态度”。他说自己来日本留学之前思考的都是生死问题,觉得过于沉重,所以开始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为自己的作品做一些调整。来日本留学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开始写日本的华人,写华人对自己身份的思考和自我认同,有的作品还涉及到同性恋元素。他认为这也就是这个时代多元化写作的表现,“可以随心地写生活中感受到的事情”。


(五)日华文学不应该被忽视

七位作家的发言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稀方教授首先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讲评。在谈及日华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时,赵稀方教授认为日华文学有被当代海外华文文学忽略的倾向,而从近年来日华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来看,这种倾向是不可取的,也是有问题的。日华文学处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这种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是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听完几位作家的发言后,赵稀方教授感到日华文学已经超越了一般华文文学所自带的异文化冲突阶段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日华作品大多会写一些日常的身边故事,没有特别成功的人物形象而是边缘性很强的边缘性人物。这种私人型、虚构性,注重小人物叙事的不同类型写作,表明了日华作家具有纤细性和多样性的一面。他对此表示“很有收获”。这种类别性还表现在世代的变化上。日华作家所拥有的40后50后60后80后和90后等不同世代,是他们不同类型写作的一个基本点――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体验。最后,赵稀方教授颇具视野地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华文文学的特征究竟是什么?除了海外华文文学所共有的特殊性(如边缘性、在地性等)之外,作为历史和现实而存在的日本华文文学本身,还具有哪些特殊性?只有认识和理解了这种特殊性,日华文学的创作才能更上一个层面,日华文学才能在世华文学中拥有特殊地位。

首位以日本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张益伟教授,用“解密”和“接力”作为关键词来展开讲评。所谓“解密”, 张益伟教授梳理了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现当代日华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与百年前相比,我们对当代日华文学的研究力度较为薄弱,应当引起重视。”为此,他对江少川教授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教材进行了增补,用一节的篇幅增加了日华文学的内容。所谓“接力”, 张益伟教授提到华文作家的代际继承紧密,一代代作家与一代代读者完成了接力。但他强调代际不应该成为评判作品的标准。接着他对陈永和、亦夫和黑孩的作品形式、主题和思想进行了挖掘。他认为陈永和的《黄玫瑰陷阱》采用了多重叙事者的叙述方式,这在日华文学中不多见。亦夫的《无花果落地的声响》中的罗文辉是一个“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非常尴尬的存在,大家可以看到他“面具化生存的压力”。他还提到作家黑孩的创作,在主题方面有很多挖掘,她“用细腻而私人化的一种感触,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大主题”。

(六)日华作家们要干的事:用心讲好故事

以《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小说在中国走红并年年陪跑诺奖的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72岁),今年4月1日出席其母校早稻田大学的入学式。村上春树在为文学部和文化构想部的新生所做的祝辞中,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就成了人们所说的小说家。“但所谓小说,基本上对社会并没有直接效用,即便发生了什么,小说也不会成为特效药或疫苗。但问题是没有小说,一个社会也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真正能感动我们的不是意识不是逻辑而是更为广远更为丰饶的心灵。所以小说需要用心去写。如何用自己的内心发现他人的内心呢?一个办法就是讲故事。所谓故事,就是在我们暗黑的心田里照射进光亮;所谓故事,就是在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内心,用其虚构用其比喻加以再现。这就是我们小说家要做的事情”。

这样来看,我们即便再如何定义何谓写小说,再如何解释其私密性、独创性与共通性,但照村上的说法,小说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故事。用故事表明“我”的在场,用故事表达自我超越、自我叛逆。显然,这对我们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是有启发的。在离散生存体验与归属生存体验的嬗变之下,如何写好具有历史与现实维度的故事,就显得重要。离散表明跨域或跨界。一旦跨域或跨界就要寻找归属,一旦寻找归属就尽显双重文化价值观的交叉与交融,既是所在国又是母国。有时,这是一种尴尬,但更多时候是一种视角,是一种想象,它提示每位海外作家们既要用心写好所在国故事,也要用心写好中国故事。或许这就是日本华文作协与《香港文学》共同举办这次讲座的意义所在吧。

讲座的最后是问答环节,由日华作协学术顾问、文学评论家戴瑶琴教授主持,黑孩、亦夫和春马等作家先后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整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线上济济一堂,气氛热烈,大家意犹未尽。

(日本华文作家协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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