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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0亿到100万亿 中国“五年规划”的故事
日期: 2021/03/31 15:36
来源:长江日报

  1953年是“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当年的GDP经国家统计局核算为824.4亿元。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当年GDP为1015986亿元。  这张图表,记录了近70年来GDP的起伏,而从“五年计划”的名称多次改变,也能看出时代的印记。

  从“一五”到“六五”

  我们这样走过

  “一五”计划: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投资举动

  从1951年开始制定。草案数易其稿,终于在1955年得到确定。但是,“一五”计划的建设任务实际上从1953年便开始执行实施了。

  “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亿元。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投资举动。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至1957年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超额完成,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一五”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工业生产成就,远远超过此前的100年。这一时期,也是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

  “二五”计划:经历大起大落

  1955年8月,“一五”计划正式颁布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便已经开始考虑制定“二五”计划。意想不到的是,“一五”计划取得的巨大成果,也使得党内开始出现忽视研究、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进而在经济建设上表现出“左”倾冒进。在此背景下,“二五”计划从制定到实施,经历了许多波澜和坎坷,最终也未能正式颁布。更严重的是,“二五”时期,中国还出现重大挫折和巨大的经济困难。

  “三五” 计划:从关注“吃穿用”到以备战为中心

  1962年到1965年进行了为期3年的经济调整,未纳入五年规划。

  从1963年起,中国便开始考虑“三五”计划的编制问题。原定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后根据毛泽东要求,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1966年本应是“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然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的运行更是十分艰难。1967年、1968年工业生产连续下降,不仅使国家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也使“三五”计划有完全落空的危险。中共中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加强各地的领导班子及经济计划部门,甚至派出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一批被停顿的“三五”计划重点工程,经济领域的困难局面得到缓解。随后,一批重点项目便重新上马。

  1969年起,国民经济开始缓慢复苏,扭转了工业生产连续下降的不利局面。由于1969年、1970年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三五”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大部分得以完成。

  “四五” 计划:“三个突破”与两次调整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完成了“三五”计划。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抓革命”,就能“促生产”,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四五”计划在编制、实施过程中,又出现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的现象。职工人数、工资支出、粮食销售量均大大突破预定计划,导致国家财力、物力的高度紧张,农业劳动力减少,引发粮食供应的紧张。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

  经过周恩来1972年和邓小平1975年主导的两次调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五五”计划:经历伟大历史转折

  “五五”计划的制定始于1974年。1975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修改,形成《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 (简称“十年纲要”)。“五五”计划没有独立文本,全部内容都包含在“十年纲要”之中。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十年纲要”和“五五”计划均未能正式下达及执行。

  1977年形成了《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指标过高,超过国家财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经济学家薛暮桥听完这些指标后,回到家里失声痛哭。

  在经历1979、1980年的两年调整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些重大的比例关系开始向着合理方向发展,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1979年财政赤字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到1980年年底,货币发行量132亿元,货币流通量接近引起经济危机的临界点。

  “六五”计划:公布时已运行两年

  从1975年开始,“六五”计划前后编制了3次,经过多轮调整、修订,于1982年12月10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此时,“六五”时期已过去两年。然而,这毕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编制、公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表明中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当《人民日报》上公开发布“六五”计划的内容时,引起强烈关注。这是继“一五”计划后又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经过充分调整后,开始迅速增长:农村首先出现承包权改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高,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六五”时期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当“中国式规划”

  遇到黑天鹅

  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极其复杂的系统,再高明的规划或规划机构都难以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做到精准掌控,尤其是一些“黑天鹅”事件更是难以预测。

  因此,根据情况对规划进行调整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中国式规划的重要经验之一。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来看,这些规划几乎都经历了明显的“中期变盘”。例如,“七五”计划实施中后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随即开展了未曾预设的治理整顿;“八五”计划实施中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带来了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再加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于是在1993年大幅度调高了原来制定的增长速度。

  1996年,“九五”计划开局良好——通货膨胀大为缓解,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都表现良好。出乎意料的是,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一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便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呈下降趋势,经济发展遇到严重挑战。外贸出口增幅从1996年的20%急剧下跌至0.5%,利用外资额也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1998年上半年,国内消费品零售市场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产能过剩态势逐渐加剧,呈现出通货紧缩的趋势;企业开工不足,工业经济下滑,投资减速,消费乏力,失业增加。

  为此,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对“九五”计划进行重要调整,以拉动经济增长:果断扩大国内需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出口退税率、打击走私,千方百计增加出口;降低存贷款利率,对教育、医疗和住房进行市场化改革,设置节假日“黄金周”,使这些措施形成合力,刺激消费;增发国债和贷款,主要用于农村电网改造、高速公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大学招生、国家粮库建设、长江干堤加固等基础设施建设。

  调整决策下发之后,全国各地的建设行动迅速开展起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九五”时期,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跃上新的台阶。五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3%,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七位。随着“九五”计划的完成,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实施“十五”计划,开始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界规划兴衰简史

  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倡导国家规划的先驱者之一,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年出版)认为:“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吗?历史告诉我们,有许多国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个植林者的办法,胜利实现了它们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国家规划理论的重要奠基者。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不足是其盲目性,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有组织的方式。列宁首次提出国家规划的概念。

  最早的国家层面规划的雏形出现在一战期间,主要服务于各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迅速管理和配置非常稀缺的战略物资资源,比如德国当时成立了一系列战时机构,管理全国300多种原材料,统筹规划和管理全国的生产、消费需求。

  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十六大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规划制度的诞生。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规划就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20世纪30年代后,世界上出现了席卷全球的计划化浪潮。美国于1934年成立了国家规划委员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国家面临物资和资源的紧缺,许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探索性地引入中央计划体系,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法国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日本成立了经济企划厅,荷兰、挪威、比利时、英国、意大利和丹麦等国也纷纷效仿。此外,大部分非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都选择了发展规划制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规划制度开始出现危机,中央用行政命令指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没有积极性;此外,客观现实总是充满未知的,规划经常出现不符合实际或不能适应发展趋势的情况,且不能及时调整。

  20世纪70年代,非洲的发展规划总体上宣告失败,世界逐渐出现了去计划化的浪潮。随后苏联和东欧开始了规划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以“滚动”年度计划的方式增强规划的灵活性。

  1991年4月,已存在70年的苏联国家计委被撤销,宣告了五年规划制度在苏联的终结。

  从世界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世界银行总结的13个持续高增长的经济体中有12个实行过规划制度,这其中还包括中国台湾,台湾从1953年到1993年制定和实施了十个“四年规划”。唯一没有采用过规划制度的高增长经济体则是中国香港。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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