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此次消息发布，前些年网络热传的“三星堆不敢再挖掘”、“不再公布发掘信息”、“挖出了可怕的东西”、“很多秘密没揭露”，三星堆是“外星人基地”，“三星堆人突然神秘而来，突然神秘消失，是坐宇宙飞船走了”……等等不着边际的坊间传闻也该收敛结束了。

图：在国内独树一帜的三星堆青铜人像。

【神奇瑰丽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四川广汉城西7公里，距南兴镇（现名三星堆镇）4公里的鸭子河畔，南距离成都仅约40公里。由当地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

1929年春，广汉县南兴镇真武村村民燕道诚一家，在宅旁挖蓄水沟时，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坑道，由石板围成，坑内放满了精美的玉石器。

燕道诚携家人把坑内400多件玉器搬回家中，藏于各个角落，并不让家人告人。

一年后，为将玉器出手，他将一块玉瑗送给当时驻广汉县的一位旅长陶宗伯，此人在得知这块玉瑗的价值后，派了一个连进驻，大肆开挖。

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从燕家购买了4块玉器，随即消息传出，古董商蜂拥而至，广汉地区掀起挖掘高潮。

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古物出土应归国家所有，随即下令禁止私人乱挖乱掘。

1934年3月15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与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考古发掘队，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持续10天，一共出土文物600多件。

建国后，又陆陆续续进行了一些小规模发掘工作。

1986年3月，四川省考古所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实习发掘。7月实习发掘刚刚结束，距实习地点20米开外两个祭祀坑先后突然现世——

南兴镇第二砖厂的工人在挖砖坯土时，发现了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便报告了刚离去的考古队。8月四川省考古所重回三星堆，进行大规模发掘工作。

在两座与商代同时期的大型祭祀坑中，出土了1700多件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还有80根象牙，4600多枚当时的货币、海贝、铜贝等。

不少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1988年，国务院文化部专门对三星堆进行评审，从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国家级。

1992~1997年兴建了三星堆博物馆。一大批前所未闻、前所未见，诡异的大型青铜人像、黄金面罩出现在人们面前，立即在国内外产生轰动。

【神秘莫测的三星堆器物】

三星堆文化以遗迹和实物，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见、诡谲怪诞的古蜀城邦，还带来一连串旷世之谜。

而出土实物比传说更像迷雾，巨大的纵目人青铜面具、姿势奇特的大立人像、旋转的太阳鸟和刻满纹饰的纯金权杖，古蜀三星堆和金沙一派巫风神雨，神秘莫测。

例如，世界青铜像之王——高2.6米、重180公斤的世界最大的青铜人像大立人。头戴高冠，表情凝重，身穿华丽长袍，双手在胸前呈半握状。

例如，“青铜纵目人面像”。两耳间相距宽达1.385米，高64.5厘米，铜人面像阔眉大眼，眉尖上挑。

再例如，高达近4米（原高应有5米）的青铜大神树，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其想象之瑰丽、体型之巨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们都知道，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商、周，那时期留下的青铜器都讲究气度稳重、庄严，可是三星堆的青铜器却恰恰相反，它们飘逸、超脱，充满神奇的想象力。

再比如，这些青铜器中人物奇特的造型面容，眼睛向外凸出，简直跟美国科幻片里面的外星人一模一样！

各种猜测也随之而来，三星堆人有的说是欧洲人，有的说是以色列人，有的说是黑人，当然最受热捧的还是——外星人。

大部分人对三星堆和金沙的了解仅限于数量惊人、造型奇特、工艺精的出土实物，而这些实物背后的整个文化背景都只存在于想象当中。

于是，很多人认为，它在文化史中很突兀。从文化传承上来讲，不知它源从何处，且之后无继承。犹如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一般。

考古学又是“入门门槛低”的“民科”重灾区，经过不停的炒作，不停的渲染，甚至是歪曲，产生种种离奇的猜想也就不奇怪了。

但严肃的审视，三星堆至少有如下热议的基本问题：

1、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遗址上古代居民的族属是谁？

2、封闭的四川盆地如何自行产生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

3、三星堆高超的冶炼技术及育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4、三星堆古蜀国何时产生兴盛，又何以突然消亡？

5、三星堆灭国之后，遗民去了哪里？

【古蜀国历史脉络与遗址】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这是李白在《蜀道难》的开篇，简述了古蜀国的茫茫传说。

古蜀国在先秦文献中缺乏系统记载，司马迁的《史记》也几乎没有巴蜀古史，唯有西汉时期蜀人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东晋时的《华阳国志》才记载了满篇神话的半史料半传说。

但现代考古与史料辨析结合，已经能勾勒出古蜀的历史分期。

和当今的文化一样，四川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川东川西两个大区，以成都为中心是蜀人，以重庆为中心是巴人。

东区沿长江进入四川盆地，西区由汉中、天水地区进入四川盆地，实际上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和四川盆地沟通的主要通道。

近20多年来，考古学家在川西北茂县、汶川、江油、绵阳、什邡一代发掘了距今6000~4500年的遗址。

从源头上看受到了北方甘肃与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影响，揭示出一条始自甘肃，经松潘草地，顺岷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的古文化传播路线。

古蜀国的第一代，君主据说叫蚕丛。《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后代曰柏濩，又次者曰鱼凫(珀)。”“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这反映出古代的人们，相信他们是三位相互承袭蜀王，每一位都活了数百岁，所以每一位蜀王就是一个朝代。

其实，这只不过是后人的附会和错觉罢了。和很多上古传说一样，所谓的蚕丛、柏灌、鱼凫，是整个部落和族群所共有的名称。

1995~1996年，成都市考古队在成都西南30公里的新津县宝墩村，发现了一座长1000米、宽600米的古城遗址。

这也是成都平原乃至中国西南最大的史前早期古城。此后，又相继发现郫县、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紫竹、双河、大邑盐店与高山等7座古城，呈拱卫之势。

成都平原8座史前古城明显是独立一体的文化体系，其中又以宝墩古城面积最大、最为典型，由此命名为“宝墩文化”。

时间为距今大约4500~37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

古蜀国前期，蚕丛、柏灌（一种水鸟）、鱼凫（野鸭）等族系都是来源于氐羌族系。从部族名称来看，都有明显的渔猎、采集特征。

此时诸多城邑也大多近水而建。公元前1600年前后，鱼凫部族才在鸭子河畔的三星堆建立都邑，进入平原农业兼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

这时正值商代，古蜀国已与中原地区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甲骨卜辞中发现大量譬如“蜀其受年”、“征蜀”、“于蜀”、“至蜀”、“至蜀有事”等与蜀有关的记载。

随着杜宇、开明等族系的到来，又为古蜀国注入了新的血统。

可能是从云南昭通一代北上的部族杜宇进入成都平原，“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

意思是杜宇将都城迁到了“郫”（郫县、今成都郫都区），并正式称帝，以“望帝”为名号。

《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说明川西此时已经进入农业社会，领地扩大到大半个四川盆地。

杜宇时代的古蜀国国力强盛，还参加了西周武王伐纣战争。

到春秋战国之际，杜宇族系被又一个来自楚国（今湖北）、逆长江而来的鳖灵取代。

在传说中，鳖灵治理洪水有功，杜宇禅让于他。这应该是臣子夺权夺位之后，效仿尧舜的美化。

《太平寰宇记》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

《蜀王本纪》记载：“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鸟而思望帝。”李商隐有诗曰“望帝春心托杜鹃”。

这些文字都透露出了杜宇失国的信息，也为汉语增添了一条成语——杜鹃啼血。

鳖灵的国号为“开明”，而“开明”词义为“太阳升起”，说明开明王朝还是继承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

到了开明王朝保子帝时，势力向南到达云南东北、贵州西北一带，向北进逼今天的陕西汉中，与秦国接触。

秦、蜀两国基本处于时战时和的局面，但蜀国逐渐处于劣势。

公元前316年，因蜀国内乱，秦国率领大军攻打蜀国，开明王朝灭亡，共传十二世。

此后，秦国又花了30多年的时间，四次扑灭古蜀国王族的叛乱，建立了郡县制。

“秦灭巴蜀”成为古蜀文明的谢幕，但在秦国即将吞并六合、建立统一的大帝国这个庞大的历史图景前，却又成为揭幕。

公元前256~251年，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他征发民工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2000多年来，都江堰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盆地也融入中华文明，从古蜀国的传说变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图：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时间对照表

图：今天的都江堰

【三星堆真相】

随着遗址的发掘、文明的出土、史料的考证，一部虽朦胧却较完整的蜀国信史，犹如一束破晓之光，拨开云雾，摊开被掩藏在时光里的秘密。

广汉三星堆作为史前大型聚落，遗迹主要分布面积达4平方公里，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根据C14测年数据，三星堆时间延续长达2200年，跨越多个传说时期。在地层上是连续的，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

三星堆一、二期其实属于宝墩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器，也正是宝墩文化典型陶器。但此时三星堆并未筑城，只能算一个聚居点。

另外，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发现的被称为“牙璋”的玉礼器发源于二里头文化（传说中的夏）。

牙璋在二里头文化结束后在中原地区衰落，却在三星堆异常兴盛。

考古学家推测，在三星堆二期，因商灭夏，大量夏人迁徙至四川盆地，带来了夏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期——三期，对应的应该是鱼凫[fú]王时期，也就是约公元前1600年，在此建立王都。

这也得到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研究员的肯定。对应的也正是中原的商代。

作为鱼凫王国都城，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比同时代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2.5平方公里）还要大些。

这一时期三星堆文明达到最高成就。

除了诸多著名文物，这里还出土了一根重达500克的金杖（皮），是夏商周时期出土的全中国最大的一件黄金制品。

直径2.3厘米的金皮里面，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说明是包裹在木杖之外的金皮。

这根1.4米长金杖皮的一端，平雕有46厘米长的三组图案：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他面带微笑，头戴五齿高冠；

靠近杖的内部，雕刻了图案对称的鸟和鱼；鱼和鸟的颈部，各串着一根看似箭翎的图案。

这组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鱼+鸟+戴王冠的人，翻译过来就是鱼凫王。

当然，三星堆最令人震撼的，还是那些突然出现的巨大青铜器。在三星堆的青铜器上，鱼、鸟，也常作为神的象征刻于重要物件上。

从时代上来说，三星堆这个聚落建立的时间在大约公元前2800~2600年左右，但是这并不代表三星堆在4600年前已经掌握青铜冶炼技术了。

实际上，三星堆几乎所有复杂青铜器都来自于1986~1987年发掘的1、2号祭祀坑。

而2个文物坑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前1300~1150年，为鱼凫时代中晚期，也对应迁殷后的商代后期。

除了那些自己代表性的青铜器物和礼器风格，三星堆祭祀坑实际上还出现了一批和中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等极为相似的青铜礼器。

这些青铜尊、罍、瓿礼器的祖源显然来自于三星堆以外，并高度成熟，其兽面纹、云雷纹等商文化代表性的纹饰遍布器物。

所以，三星堆的青铜技术来源已经非常清楚——中原。

另外，根据深入的金相分析，三星堆的冶炼金相也与当时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青铜器相似。

尤其是可用于追踪矿脉来源的“放射性铅比例”，与同期中原的青铜器有高度的同一性，有可能来自同一个矿脉。

与此同时，三星堆青铜器的金相学特征高度相同，这表明，三星堆祭祀坑的这一大批铜器有可能是在同一个极短的时间段内铸造而成的。

那么三星堆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否更加精湛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学者已经指出，三星堆青铜器在铸造时使用的技术也是当时常见的泥范套铸技术，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极不讲究——

一些应当打磨的毛刺未进行打磨，扉棱也没有经过特殊处理，这同样表明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并非特别高明。

另外，三星堆考古尚未发现大型青铜器作坊。在祭祀坑之外，三星堆在墓葬和大型建筑物的基址中也没有发现使用青铜器的习惯。

再有，不少大型青铜器都有后期凿眼、开洞的情况，是器物铸造完成之后开凿的，而且使用了三星堆本土切割玉器的工艺。这是违反常理的事情，因为在铸造时留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何必要冒着破坏器物的风险在铸成后费力打孔呢？

所以合理的推论就是——三星堆并非自己生产了这批大型青铜器。

而是鱼凫国从中原或者楚地请来一批青铜匠人，这些匠人乘船逆长江、岷江而上，包工包料带着矿石来到三星堆，为鱼凫王铸造了这批青铜器。

但是，这批青铜器的主体，在造型艺术上，是按甲方——鱼凫人的审美创作的，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在进行祭祀之后，这批青铜器按照鱼凫人的习俗进行了埋葬，因而得以完整保留至今。

图：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比中原的要更飘逸、超脱，充满神奇的想象力，这应该鱼凫人、鱼凫王的艺术审美造就。就像今天四川人的生活也较为洒脱，巴适！

【三星堆之后】

1985年12月，成都十二桥路在建楼施工时，发现一处木结构建筑遗址，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十二桥遗址”。

该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但由于该遗址地处成都市区，房屋林立，因此，实际揭露的遗址面积仅有1800多平方米。

它包括连绵不绝的“干栏”式居住区和大型的木结构宫殿式建筑两部分。

由于该遗址是被一次汹涌的洪水掩埋掉的，因此，它的原貌在泥沙下保持得异常完好，甚至连民居的草顶也被完整地发掘出来。

十二桥遗址记录见证了当时岷江泛滥汹涌的洪水。治理水患的确是古蜀国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难题。

此后，在成都西郊、南郊一带发现数十处同期遗址，一同把成都的都城历史向前推进到3000年前。

而十二桥遗址大型建筑群，作为成都同时期遗址群的核心组成部分，无论其建筑规模、气势、建筑物形势都远远超出其他遗址之上。

考古学家将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十二桥文化”。对应的时间被定为杜宇王国时期。

2001年2月8日下午，成都市西郊的青羊区金沙村修建小区，在开挖下水沟时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器、铜器和象，又揭开了金沙遗址的面纱。

十二桥用于居住，而金沙遗址用于宗教祭祀、作坊加工等。

这里是杜宇王国的祭祀区，已出土青铜器1200余件、金器200余件、玉器2000余件、石器近1000件，另有骨器、陶器、木器、象牙、卜甲等。金器也尤为引人注目。

其中，“太阳神鸟”金饰闻名全国。这张镂空雕刻的圆形金箔，直径12.5厘米，厚0.2毫米，用近似于现代剪纸的方法镂空，太阳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四只飞鸟绕日而飞。

它的设计简练生动，工艺精湛，体现了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采纳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古蜀文明中心从三星堆向金沙转移，但文化特点并未消失，前后存在非常清晰的传承关系。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文化上有着直接的联系，金沙的很多器物与三星堆的器物在样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极为相似，造型风格、图纹符号等都与三星堆基本一致。

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神树、青铜鸟、金人面具等，有着共同的图像主题，反映出共同的信仰和崇拜。

但金沙（杜宇）的青铜器，冶铸水平和造型规模远小于三星堆（鱼凫），有可能是在吸收了中原-长江青铜技术之后，“蜀国制造”的产物。

如果说三星堆三期（鱼凫）是古蜀文明的第一次发展高峰的话，那么金沙（杜宇）则是古蜀文明的第二次发展高峰。

金沙遗址一边继续传承着三星堆的“怪异风格”，一边也明显加强了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比如出现了用甲骨占卜的现象。

杜宇国推翻了鱼凫国，但三星堆还有四期，即开明阶段。原以为文化中心已经移到成都金沙、十二桥一带。

但近年来在遗址外围附近的发掘，证明到了四期，三星堆遗址还是一派繁荣，城墙还在继续夯筑、修补和使用。

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遗址内涵、文化堆积比三期还丰富，毫无衰退迹象。

这说明在杜宇时期的成都（十二桥、金沙）建立后，三星堆依然继续使用，形成一南一北的“双城”格局。

所以，改朝换代之后，三星堆依然是文明中心。文明的延续性，是四川盆地乃至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

【三星堆之外】

与很多人想像的不同，四川盆地并不是李白描述的那样“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实际上，四川盆地与关中甘青史前就是有密切交流的。从考古遗址和文化器物来看，古蜀文化的最早源头，就是北方甘肃与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

还有西周时期的宝鸡弓鱼国墓地——在这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小方国墓葬中，大量发现有一种地域文化特征极强的钵形尖底罐，多见于四川广汉的早期蜀人遗址，但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玉器中有很多与中原以及长江流域其他同期文明高度相似，比如玉璧、玉璜、玉璋。

金沙玉器的大都来源彭州龙门山，即古文献记载的龙溪玉。这种玉由于质地疏松，埋藏在地下非常容易出现沁色，所以金沙出土的玉器大都色彩斑杂。

但也有不少玉器的玉料来自于云南、新疆、还有些来自东南亚。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还有十节玉琮，高约23厘米，玉质温润，颜色青绿，与金沙出土的其他玉器完全不同。

经测定，十节玉琮的加工制作年代比金沙遗址早了1000多年，与良渚晚期的玉琮，无论是形状还是玉质完全相同，可谓是当时流传的“古物”。

而更为显著的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出土了大量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是四川最早的外汇。

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但琉璃珠等串珠类饰品，则显然来自西亚南亚。

另外，三星堆的金面具、金杖形制的确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相似，看来是通过某种途径，吸收了西亚、中亚草原的文化因素而制成。

这些都说明，早在商周时代古蜀国已经与中原、长江中下游、西亚、南亚等地有充分的贸易往来。

3000多年前人们的跨地域交流，已经完全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

古蜀文明不仅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受到了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另外，古蜀文明不止输入，也包括输出。

大量海贝、象牙，邀请工匠入蜀铸造大型青铜器，都说明古蜀人从事大宗贸易，而拥有能够支持这种烧钱游戏的财富。

蜀，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直到现代中国的“四大名绣”中仍有蜀绣的一席之地。

蚕丛，这个“古蜀第一王国”的名字，显示与桑蚕高度相关。就连“蜀”这个名字，也和蚕有关。

“蜀”字在甲骨文中，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蜷缩蠕动的蚕。上半部分是它夸张化的头和眼睛，下半部分是它的身子。

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说明古蜀很早就和海外有商贸，确立了南方丝绸之路的起始路线。

至于奇异的纵目造型，则很可能是因为缺碘症引起的眼球凸出，应当是即今天医学所指的甲亢症。

作为内陆的缺碘地区，在食盐加碘之前，引起的疾病并不少见。但古人无法认知这种疾病，就将其视作一种“圣人异象”。

三星堆的纵目很可能就是将当地人眼睛凸出（纵目）这一特征夸张化。

但是，无论三星堆还是金沙，在遗址中的青铜器上，其实并没有发现“文字”，只是在陶器和玉器上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符号”。

正是因为没有文字，它们没有很好地记录过自己，关于古蜀的记忆在古蜀消失后没多久就开始模糊起来。

晋代《华阳国志》还稍微提了几嘴，而到了唐代，李白就已经在纳闷“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了……

越到后来，古蜀存在过的踪迹就越难寻觅。

【三星堆结论】

最终，还是考古的力量，一一还原了五代古蜀王国的发展历程，历史传说最终全部被证实。

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古蜀传说，到宝墩三星堆金沙青羊宫考古的发现，一一对应了神秘古蜀国2500年的历史进程。

考古+史料，犹如证据链将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断连接起来，揭开了扑朔迷离的古蜀王国面纱。也能够回答关于三星堆的主要根本疑问：

0、三星堆是不是外星人遗址？

——当然不是，是独特的上古区域文明。

三星堆所有出土文物都是当时条件的普通人造品或天然物，石、玉、陶、铜、金、兽骨等是主要原材料。

生产手法上也没有疑义，尚有疑义的地方就是少部分物件的用途和纹饰的意思了。

1、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遗址上古代居民的族属是谁？

2、封闭的四川盆地如何自行产生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

——独立于中原，但又与外界有交流。古代人的跨域联系比我们想象的广得多。

3、三星堆高超的冶炼技术及育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否独立、领先于中原？

——从中原或楚地引进的工匠和技术，并衍生了自己的特色文化。

三星堆的青铜器年代比中原晚了四五百年左右，但是有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甲方有高人。

4、三星堆古蜀国何时产生兴盛，又何以突然消亡？

5、三星堆灭国之后，遗民去了哪里？

——三星堆延续了2200年，涵盖古蜀四个王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其中在鱼凫时期成为国都，至最后一个王国开明废弃。开明王国最终被秦所灭。

古蜀文明历史距今一共4800年，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古蜀也绝非“不与秦塞通人烟”。

古蜀人是从多个方向（北来、南来、东来）进入四川盆地的，整个四川盆地的早期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吸纳了很多外来人群而产生的、具有极强包容性的文化社会群体。

【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

关于色彩神秘的三星堆，除了“外星人遗址”，还有一种传言，声称“三星堆比中原要早，破除了大一统/中原中心论，是更先进的外来文明，再挖下去，会颠覆历史，所以三星堆的研究遭到打压，停止了挖掘”。

这也更属于无稽之谈了。无论是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馆或者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相关的文物都在展出，遗址也对公众开放。相关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挖掘也从未停止过。

中原中心论在考古学术界早就被摈弃了，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早就提出了“满天星斗”理论。现在更强调的是区域之间的互相影响。

简单地说，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今天的中国版图上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

在传统上认为是蛮荒的边疆地区，各区系类型文化重叠并存、碰撞融合，绵绵不绝。三星堆文化如此，金沙文化也如此。

这些文化的内涵丰富程度同中原文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似的还有湖南宁乡炭河里（出过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江西新干大洋洲（各种笑得很诡异的青铜器），都是商周时期，都是发达的文明，都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都不属于中原王朝又受到中原影响。

而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有特殊和领先的地位，但不是绝对的优越地位。

宏观上大家使用的器物有相似性，根据具体的差异可以细分为几个“文化区”，各文化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兴衰起伏，最后形成了中原中心。

最终，碰撞、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在这一过程中，有曲折，有反复，但总的趋势却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单线条的，在中原之外，存在着很多很有特色的地域文明。古蜀，无疑就是其中最绵长、最奇特的一个。

古蜀文明从兴起到并归，在成都平原上不间断地延续了近2500年的时间，直至秦朝才融入中华文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在三星堆遗址原1、2号坑的边上，新发现6座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

最大的3号坑与2号坑就如孪生兄弟一般，大小（长为5.8米，宽2.2米）、方向与2号坑差不多。其余则较小。

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更多的考古器物，将为我们带来古蜀文明第三王国（鱼凫）的更多细节，也体现出了考古学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