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而辛丑年的春节却有点特殊。因为庚子年的疫情还没有彻底消散，这是第一次，不少人在他乡过年。
每年春节之前，中国人面对的最艰难的“春运”问题，第一次消失了。就地过年的倡导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渴望出现的场景，但这会是最后一次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深入地思考了“就地过年”的细枝末节。
为什么要倡导就地过年，因为农村的防疫体系不够完善。
为什么要返乡过年，因为城市户籍没有全面放开。
就地过年倡导与回家过年的传统如何调和？
响应号召的父母与自己留守儿童分离的问题如何解决？
反向过年的变化会不会带来新的潮流？
这个牛年春节，很多漂泊在外的游子，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体验——第一次在远离故乡的工作地过年，没有父母或子女的陪伴，没有团年饭，没有走亲访友的拜年，那个在越来越多人看来已经没有多少年味的春节，反而突然值得怀念了。
国铁数据显示，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在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的背景下，人口迁徙的数量骤然下降。虽然疫情是主要因素，但事实上，它同样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因为随着户籍改革推进，春运人口迁移背后的人户分离状况，正在逐渐改变。
此前，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其中首次提到，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要指出的是，户籍制度设立之初，就是为了通过身份登记管理人口。但在现实中，由于地区和城乡差距的存在，公共福利无法普惠，户籍便成为发放依据。小小的户口本，捆绑了太多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户籍制度偏离了身份登记的初衷。
在一些大中城市，因为公共资源有限，只能高筑落户门槛。于是，这些城市在源源不断地吸收流动人口的同时，以户籍为区隔，形成了巨大分野。很多务工人员无法落户，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还得和父母子女分离，只能过年团聚，衍生出大量空巢、留守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这种户籍分割状态，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毋庸置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从户籍平权、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角度，还是从推动市场要素更自由流通的经济角度，打破户籍坚冰的必要性都不断凸显。
其实，从近些年的城镇化建设任务可以明显看到，户籍改革正在朝着“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的方向不断推进。
以《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为例，其中明确要求，要进一步降低非户籍人口在城市的落户门槛，尤其是“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注意，这里用的是“督促”。而按照2019年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一共只有30个，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城市都需要实现零门槛落户。
对外来人员而言，全面开放落户，在经常居住地可以便利地登记成本地市民，意义当然不仅在于那一纸城市户口，而在于它赋予了流动人口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有户口后，他们的孩子可以随迁高考，不用继续留守故乡，春节也不用奔波折腾，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改变。
事实上，随着老龄化来临，以及人口红利的式微，最近几年，各个大中城市也开始通过开放落户来“抢收”流动人口。尽管对一些城市来说，“抢人大战”可能是出于经济考量，但它同样意味着，流动人口对于一座城市的价值越来越高，必须想方设法留住他们，善待他们。
所谓的“留住”，不仅是用工作机会拴住他们，更是要让他们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变。因为人户分离的状态下，即便外来务工人员年后返工，季节性的大迁移，依然会严重打断人口净流入城市的生产节奏，沿海地区历年春节后的“用工荒”现象便是例子。
所以为了鼓励“就地过年”，杭州等一些城市，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春节不再是空城，城市的生产生活节奏能够更快恢复，消费也能够得到有效刺激。
当然，市场化几十年积累而成的人户分离状态，短期内很难改变。尤其是对大城市来说，彻底开放落户，将给公共服务的供应造成较大压力。对本地人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资源竞争局面，也未必足够公平，因此户籍改革对大城市预留了一定的时间窗口。
不过总的来说，开放落户是大势所趋。随着户随人走成为现实，户口的含金量将不断下降，户籍制度逐渐回归身份登记的原始功能，人户分离有望得到彻底改变。
江苏无锡：就地过年工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加紧施工
其实就春运迁徙而言，不仅户籍改革会产生影响，内陆城市的崛起，也让人口回流成为新的趋势。像四川、湖南等一些劳动力大省，近些年都在陆续回流。也就是说，外来务工人员过去更多是去沿海谋生，但现在在家乡省会就能够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
毫无疑问，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改变，正在重塑中国的人口流动大格局，牛年春节只是一个开始。而从“就地过年”到“就地落户”，善待外来人口的城市，才能真正赢得发展先机。
每年春节之前，中国人面对的最艰难的“春运”问题，第一次消失了。就地过年的倡导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渴望出现的场景，但这会是最后一次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深入地思考了“就地过年”的细枝末节。
为什么要倡导就地过年，因为农村的防疫体系不够完善。
为什么要返乡过年，因为城市户籍没有全面放开。
就地过年倡导与回家过年的传统如何调和？
响应号召的父母与自己留守儿童分离的问题如何解决？
反向过年的变化会不会带来新的潮流？
这个牛年春节，很多漂泊在外的游子，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体验——第一次在远离故乡的工作地过年，没有父母或子女的陪伴，没有团年饭，没有走亲访友的拜年，那个在越来越多人看来已经没有多少年味的春节，反而突然值得怀念了。
国铁数据显示，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在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的背景下，人口迁徙的数量骤然下降。虽然疫情是主要因素，但事实上，它同样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因为随着户籍改革推进，春运人口迁移背后的人户分离状况，正在逐渐改变。
此前，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其中首次提到，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要指出的是，户籍制度设立之初，就是为了通过身份登记管理人口。但在现实中，由于地区和城乡差距的存在，公共福利无法普惠，户籍便成为发放依据。小小的户口本，捆绑了太多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户籍制度偏离了身份登记的初衷。
在一些大中城市，因为公共资源有限，只能高筑落户门槛。于是，这些城市在源源不断地吸收流动人口的同时，以户籍为区隔，形成了巨大分野。很多务工人员无法落户，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还得和父母子女分离，只能过年团聚，衍生出大量空巢、留守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这种户籍分割状态，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毋庸置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从户籍平权、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角度，还是从推动市场要素更自由流通的经济角度，打破户籍坚冰的必要性都不断凸显。
其实，从近些年的城镇化建设任务可以明显看到，户籍改革正在朝着“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的方向不断推进。
以《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为例，其中明确要求，要进一步降低非户籍人口在城市的落户门槛，尤其是“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注意，这里用的是“督促”。而按照2019年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一共只有30个，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城市都需要实现零门槛落户。
对外来人员而言，全面开放落户，在经常居住地可以便利地登记成本地市民，意义当然不仅在于那一纸城市户口，而在于它赋予了流动人口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有户口后，他们的孩子可以随迁高考，不用继续留守故乡，春节也不用奔波折腾，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改变。
事实上，随着老龄化来临，以及人口红利的式微，最近几年，各个大中城市也开始通过开放落户来“抢收”流动人口。尽管对一些城市来说，“抢人大战”可能是出于经济考量，但它同样意味着，流动人口对于一座城市的价值越来越高，必须想方设法留住他们，善待他们。
所谓的“留住”，不仅是用工作机会拴住他们，更是要让他们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变。因为人户分离的状态下，即便外来务工人员年后返工，季节性的大迁移，依然会严重打断人口净流入城市的生产节奏，沿海地区历年春节后的“用工荒”现象便是例子。
所以为了鼓励“就地过年”，杭州等一些城市，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春节不再是空城，城市的生产生活节奏能够更快恢复，消费也能够得到有效刺激。
当然，市场化几十年积累而成的人户分离状态，短期内很难改变。尤其是对大城市来说，彻底开放落户，将给公共服务的供应造成较大压力。对本地人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资源竞争局面，也未必足够公平，因此户籍改革对大城市预留了一定的时间窗口。
不过总的来说，开放落户是大势所趋。随着户随人走成为现实，户口的含金量将不断下降，户籍制度逐渐回归身份登记的原始功能，人户分离有望得到彻底改变。
江苏无锡：就地过年工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加紧施工
其实就春运迁徙而言，不仅户籍改革会产生影响，内陆城市的崛起，也让人口回流成为新的趋势。像四川、湖南等一些劳动力大省，近些年都在陆续回流。也就是说，外来务工人员过去更多是去沿海谋生，但现在在家乡省会就能够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
毫无疑问，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改变，正在重塑中国的人口流动大格局，牛年春节只是一个开始。而从“就地过年”到“就地落户”，善待外来人口的城市，才能真正赢得发展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