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专题报道组
进入冬季以来，由于政府强行推进“GO TO TRAVEL”的促进旅游活动，使新冠疫情急剧蔓延，全国新增感染者大约以每天7000万人的速度增长，也带来的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危机，医疗崩溃，没有客人和销路的企业大量倒产，一些勉强能持续下去的企业大量解雇，贫苦人口剧增，还有病情突然恶化，在家中或其他地方猝死的现象，新冠急剧蔓延正使日本呈全方位危机……
日本医疗体制正在走向崩溃
日本新型冠状病毒单日新增感染者超过6000人。首都圈一都三县已经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第二东京等17个都府县感染人数创新高，医疗体制正在崩溃。
1月7日，东京都确认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大幅跳升，飙高至2447人，自疫情发生以来首次突破2000人，为迄今最高，大幅超过了前一天创出的1591人，连续两天刷新纪录。同时，东京都的重症病人达到121名，也创出新高。
东京都截至6日都政府确保了约3500张床位，住院患者达3090人，病床使用率将近9成。正在协调住院以及在家或住宿疗养的人数也达到35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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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大学医院等长崎市内的4家医院院长7日，发出了长崎医疗圈（长崎市、西海市、西彼长与町、时津町）的医疗紧急状态的紧急声明，强调医疗崩溃已经开始的危机状况，向市民们发出了在防御对策上加强合作
声明指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第3波的感染扩大不能遏止，不但感染症的治疗，感染症治疗以外的医疗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已经在长崎市内的医疗机构发生接纳急救患者的障碍，预定的住院和手术不得不延期，医疗整体可能正处于崩溃状态。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疫情持续蔓延。专家呼吁有必要采取比以往更强有力的对策，但是政府仅出台餐饮店提早关门等有限的措施，感染者激增、患者排队等待住院治疗，医疗崩溃已具有现实意味。
在东京以外的大城市地区，医疗一线的情况也非常严峻。参照根据病床现状及每10万人一周新增阳性人数等6项分为四个阶段的政府指标，在东京、爱知、大阪等地，最大限度确保病床数中患者所占比例已超过第四阶段的标准，即“50%”。关于容易直接导致重症化和死亡的医疗机构及福利设施发生的聚集性病例，截至4日的累计数据显示，上述地区占所有3727起中的约4成。
到1月8日为止，正在治疗和疗养的人数已达46，934人，826名重症患者，现存感染者数已达62,692人，到1月10日为止，病床占有率超过50%的已有10都府县。
新冠病情骤变，日本至少122人医外猝死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导，目前已知至少有122人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因病情突然恶化，在家中或其他地方猝死。专家指出，医疗系统应设法让患者能根据症状变化，尽快住院治疗。
据警察厅调查发现，确诊俗称新冠肺炎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后，在家突然症状急速恶化而死亡者，从3月到12月期间，至少有122人；也有人是健康状况不佳，患者生病后未能及时接受治疗，直到死后才确认感染新冠病毒。
报导指出，日本警察厅调查发现，这122人中有56人是在2020年12月报告的，其中50人是在家或在为轻症感染者提供隔离的处所死亡的。警察厅正对于在医疗机关之外死亡的人，进行检视与解剖，调查详细的死因。
日本前国土交通相、日本立宪民主党参议院议员羽田雄一郎（53岁），于去年12月27日在送医途中因病情急剧恶化而猝死。据透露，羽田雄一郎“直接死因是新冠病毒传染病”，在死亡后被确诊。他是首位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日本国会议员。
又如，去年12月8日，神奈川县一名症状轻微的男性患者入住酒店疗养，2天后猝死，官方公布死因是“新冠病毒造成急性支气管肺炎”。死者为一名50多岁男性，本身没有慢性病，其于8日确诊，9日入住县政府安排的酒店内疗养，11日被发现死亡。据调查，男子死亡前2天起血氧浓度时高时低，11日上午时约86%，达医生诊疗水平。不过，由于男子并未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相关部门当时决定持续观察，未安排就诊。
早在去年4月，日本就出现了“路倒”死亡病例，疑为新冠猝死。4月9日，日本东京都一名60多岁的男子突然倒在路上，对急救人员说“胸口很难受”，之后死亡。男子死后，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确认感染。截至4月20日，日本警方在一个月内至少处理了6起类似案件。
日本传染病协会会长馆田一博指出，有些病例看起来只有轻微症状，但病情却突然出现恶化。他呼吁建立一个定期检查感染者的系统，如果感染者的病情突然发生变化，可以将其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疫情持续 日本新冠解雇累计超8万人
新冠病毒肆虐东瀛近整年时间，日本国内因疫情被解雇的人数持续增加。据多家日本媒体1月7日报道称，经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本月6日，日本全国因新冠疫情被解雇的预估人数达到8万121人。有分析认为，首都圈1都3县于8日再次进入紧急事态宣言，会加剧对雇用形势的不良影响。
厚劳省自2020年2月起针对因新冠疫情业绩恶化企业进行调查，到今年1月6日预计超过8万121人因新冠疫情失去工作。
以往数据显示，失业预计人数在2020年5月时为1万2949人，6月为1万2688人，截至六月时累计就超过2万人，之后以1个月约1万人的速度递增；7月为1万1980人，8月为8935人，9月为1万1298人，10月起有所放缓，为7506人，11月为5193人，12月预计为1018人。截至12月25日，临时工、小时工等非正式员工有3万8009人。
据报道，因新冠疫情失业的人群从行业方面来看，住宿业和运输业在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时受打击最大，夏季后制造业与餐饮业明显增加。
从都道府县来看，大城市地区较多，包括东京都、大阪府、爱知县、神奈川县、北海道等。截至2020年12月25日，东京为1万9318人，居首位；大阪府为6657人；爱知县为4696人；神奈川县为3594人；旅游业遭受冲击的冲绳县等24个都道府县均超过1000人。厚劳省表示，这一数字是通过统计各地职业介绍所的数据得出，实际失业人数或更多。
1月8日，首都圈1都3县进入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餐厅营业时间被限制到晚上8时，这势必会对餐饮业再次造成较大冲击。根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月7日发布的消息称，2020年日本餐饮业的破产数较上年增加5.3%，共计842家，已经创年破产数历史新高。
有分析认为，再次的紧急事态宣言将加速餐饮业破产数上升，以及威胁到从事该业种工作人群的岗位稳定性。分析还指，目前在居酒屋和家庭连锁餐厅打工的外国留学生会最先受到影响；他们会因为顾客人数的减少而相应缩短排班时间，最坏的情况是则直接被解雇。
POSSE外国人劳动支援中心数据显示，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向中心咨询工作问题的案例在3月有98宗，4月陡增至159宗，5月有115宗。这些咨询大都来自在饮食店和零售业打工的外籍人士，他们均被收入减少与被解雇等问题困扰。
据悉，日本政府为避免企业过度解雇员工，推出雇用调整助成金特例措施。在该政策下，企业可申请员工的停止营业津贴，上限为一人一天1万500日元。但有媒体报道，一些企业并未有效利用该制度，而是采取直接解雇员工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
“新冠贫困”，半数以上2年内或感染
在日本政府发布第二次紧急事态之后，受打击最大的除了一直停留在媒体视野中的、需要与大众面对面接触的餐饮业、服务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从业者，还有一个人数激增的人群，就是在2020年因疫情而产生的“新冠贫困” 人群。
在2008年雷曼危机后日本的失业者多为中老年男性，而此次疫情之下，20到40多岁的女性非正式员工、在日就职的外国人等遭到大量解雇，这个新的贫困人群，被称为“新冠贫困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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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0:00，已确认的日本国内疫情状况。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20年底做出的统计显示，日本地方政府的“自立咨询支援机构”在2020年年度（4至9月）接到的来自生活贫困者的新咨询为391,717件，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3倍。10月以后，随着感染人数急剧升高，也正以远高于往年的速度在增长，影响广泛波及到个人事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
自2020年3月日本第一次宣布紧急事态，“食品银行”（由慈善团体从热心厂商处把即将过期但仍用的食物分类处理后送给需要的人）本来只有60名左右的注册用户，8月份以后增加到了270名左右，2021年1月升至327名。原先每月一次发放40户家庭，后来每月两次发放80户家庭但数量还是不足。在LINE上的募集也是在刚开始几分钟内就有超过数量的申请蜂拥而至。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19年)，日本的育儿家庭中“有借款”的占55.8%，每户平均借款额为1119万7000日元，购房贷款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加上疫情带来的解雇潮，处于贫困线下的育儿家庭越来越多。
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相比，日本的工薪层收入并不算高
近年来，日本女性就业率逐步提升超过了50%，但女性劳动力中有超过一半是非正式员工，即派遣和零工。在日本的服务行业、零售、旅游和酒店业等这些行业女性所占比例要高过男性， 而在疫情加剧的残酷环境下，这些行业以及派遣员工都是最先被企业裁员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
去年宣布紧急事态后，失去工作的女性达到70万人，是男性的2倍。收入与疫情扩大前相比大幅减少3成以上的女性为21.9%，是男性15.6%的1.4倍，单身母亲为24.6%，约4人中有1人生活贫困。因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女性自杀潮在下半年达到高峰。
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分析，在疫情期间，较富裕的人可以选择减少工作量和限制外出时间，所以能够降低感染风险。而贫困人口的应急储蓄往往很少，不得不从事一些必要的服务工作和作出一些风险性选择，造成自身更容易受到感染。而通过模型模拟显示，虽然略多于10%的富裕家庭感染过新冠病毒，但超过一半的贫困家庭将在两年的时间内受到感染。这也体现在死亡率上，贫困家庭的死亡概率大约要高出4倍。疫情给人们健康造成的代价，绝大部分是由贫困家庭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