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本次来日参加第二届东京—北京论坛，在8月3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基调演讲，对解决中日关系当前矛盾，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积极建议。
　　赵启正认为，东京—北京论坛去年在北京举行，今年移师东京，说明这个论坛很有生命力。在当前中日关系背景下，这个论坛的作用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基础性建设。参加论坛的两国有识者都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在一米一米（而不是一公里一公里）地向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关于中日交流，赵启正讲了四方面内容：
　　1、中日关系的基础框架和基本原则，来自两国签署的三个文件。这三大政治文件是经过双方历代领导人慎重讨论一致同意的，是对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利益的维护，而不是仅维护一方的利益。1984年，邓小平先生曾对中曾根首相说，希望进入21世纪也能有良好的中日关系。2002年4月起，日本经济开始走向复苏，但中日关系是否走向复苏呢？在座的都不是局外人，我们相信大家的智慧，相信事在人为。中国政府一直努力想改善中日关系，去年4月中国部分城市发生了涉日游行，政府鼓励媒体正确引导舆论，同时成立宣讲团，到各个城市讲解良好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是建设和谐亚洲的基础。但中方的努力没有引起日本政府的回应。
　　赵启正回忆1992年在上海担任负责外事的副市长，曾与当时的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一起，安排了天皇、皇后陛下访华接待工作。他说，两陛下参访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日本外务省内部给上海的接待工作打120分，我以此为荣。记得两陛下在南京路看上海夜市，沿途欢迎人群5－10万人，天皇陛下十分感动，渡边美智雄外相对上海的接待完全放心。去年，上海发生涉日游行，人数也是5－10万人。我在北京，随时与上海保持联系，掌握情况，心情十分沉重。今天的论坛主题是“亚洲的未来和新型日中关系”，中日是永远的邻居，处理好邻居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良好的中日关系，不仅有益眼前利益，更符合长远利益，对亚洲和世界都很重要，这已经成为中日共识。
　　2、有关中日关系，最近流行“政冷经热”的说法。在“政冷经热”的题目下，有各种认识。有意见认为政经必然会互相影响，也有意见认为政经可以分开。我个人认为，政冷的现实至少使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不能达到应有的理想的高度。所以，尽快克服“政冷经热”，刻不容缓。
　　3、要积极利用两国的文化与历史关联，增进互相理解。在中日近代150年的历史中，有战争历史，更有友好历史。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血脉相连最深，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说过“日本是有缘之国”，一是指佛缘法缘，二是指文化因缘。我看中日两国缘分长存，相同的文化之源使中日分不开，当然还有韩国等。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影响过日本，但在现代史上，中国也从日本学到更多。在1910年有过统计，中国从日本输入了1000个日文汉字，大批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来自日本，如以“化”、“性”为后缀的概念都来自日本。我父亲1904年留学法政大学，我翻看他的成绩表，当时就有刑法、民法、国际法等，这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是有所报答的。
　　今天，在日中国留学生超过8万，占全体外国学生2/3以上。中国文化在日流行也很受注目。今年1月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书法至宝”展览，盛况空前，也吸引了天皇、皇后陛下亲自观赏。我女儿高中毕业，17岁，到日本做Home Stay，认识了日本普通家庭的父亲和母亲。她回去后，对日本赞不绝口，以前就喜欢看日本动漫，现在看得更疯狂。所以，中日加强交流，需要以文化热来促进感情，增进理解。
　　4、加强公共外交，提倡多种渠道的全方位交流。所谓“公共外交”，是指两国领导人、政府外交部以外的所有其他部门和机构展开的交流。公共外交，官方色彩不突出，以民间为主。今年3月底，日中友好七团体会长访中，就是公共外交的突出典范。中日媒体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推手。中日媒体在报道上有差异可以理解，但应该态度平和、立场友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新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两年前提议展开高中生互访，现在也开始了。改善中日关系，加强公共外交，需要抓住机会，眼前至少有三大机会：2007年是中日恢复邦交35周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又是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3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希望中日双方能抓住机会，走出眼前的困难。
　　中日之墙，是历史认识之墙，更是心灵之墙。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希望能打开这一道尚不是太厚、太高、太硬的心灵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