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涉华问题频繁见诸报端和电视评论节目，足见日本各界对中国的关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目前日本国内一些涉华问题的讨论出现政治化、情绪化的倾向，干扰了社会大众的对华认知，恶化了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氛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和一些国家政局振动周期相叠加，客观上放大了各种敏感问题的负面效应，中日关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难免受到影响。中日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是由两国地理相邻、经济深度融合的客观事实决定的，任由当前舆论风潮发酵显然不利于两国关系和双方各自利益。我愿向大家介绍看待当前涉华问题的几个角度，详细说明时下热点问题的经纬，以便大家更全面、立体地把握中国和中日关系，共同思考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应有之义。
——中国强大起来后是否会对外扩张？
近年来中国保持快速发展，10年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为解决人类共同课题发挥作用，同时关于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就有“中国威胁论”。这是困扰中日关系的症结之一，也是我在工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个人认为，怎么判断对方是伙伴还是威胁、是机遇还是挑战的问题，观察问题的视角十分重要。
从历史看，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精神传承至今，近现代中国人民长期饱尝战乱之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致力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内情况看，中国尽管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在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后还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等现实课题。这不仅需要全国人民继续付出艰苦努力，也更加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侵略扩张不是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政策选项。
中国的军力发展历来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内容，我同样希望日本社会能够结合中国国情和政策实践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有2.2万公里陆地边界、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发展军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外扩张、争夺霸权，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核心思想就是要克服零和冷战思维，摒弃以结盟对抗求安全的排他性安全政策，实现本地区的普遍安全。
许多人将对中国发展走向的疑虑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完全可以和平共存。我们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我们尊重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也希望各国人民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发展和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
近来，一些日本友人向我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担忧。确实，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各领域交流合作均受到严重干扰。这不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看到的局面，也不符合包括美国、日本在内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经过双方几代人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开放合作促进了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不断成长也为美国等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中美经贸关系支撑美国260万个就业岗位，在华投资兴业的美国企业累计超过7万家，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是盈利的。中美交往几十年，成果不能否定。
为什么中美关系会迅速恶化？有人说，中国政府对美国太强硬了，应该多让一些。但从对华加征关税到霸凌华为等中国企业，再到操弄香港、台湾、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美国对中国持续发难，破坏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损害自由的全球市场环境，威胁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中美之间这些纷争，没有一项是中方挑起的。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出于对华偏见和仇视，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编造各种谎言恶意抹黑中国，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美之间的正常往来与合作。
中美国情不同，传统不同，谁都不能把对方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着眼未来，美方必需认真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是否愿意并准备和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的大国和平共处。
——中美关系出路何在？
当前全球正面临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双重冲击，未来还将长期面临经济发展、移民管理、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跨越国家、民族、种族、代际的治理问题。我们今天享有的繁荣，建立在人类技术进步、历史智慧的基础上。国际社会不应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在存量中内斗自耗，而应打开视野、共谋和平、共促发展，在增量上开拓进取，把更多关注和资源聚焦到关乎人类长远发展、关乎子孙后代福祉的重大问题上来。这是世界各国普遍愿望，也是中方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美关系极具战略性、复杂性、敏感性，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一味把责任归咎于人，甚至指望通过所谓“脱钩”来解决问题，最终只会伤害自己。中方愿意堂堂正正与美方开展坦率有效的沟通，愿意与美方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与美方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中方也敦促美方履行《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与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和平共存，接受世界走向多极化的现实。中国对美政策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做好了中美关系爬坡过坎、经历风雨的准备，必将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国初期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成效如何？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义务，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积极开展国际防控合作。中国的抗疫行动对全世界公开，经纬清清楚楚，事实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有一些人对中国抗疫提出质疑，称中国在疫情发生初期有所隐瞒、应对不力，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中方应对疫情的时间线是清楚的、公开的：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首先上报了接诊的3个可疑病例。29日湖北和武汉相关疾控中心和医院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30日武汉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展现场调查。2020年1月3日，中方开始正式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及时主动通报信息。8日初步确定了疫情病原。11日中国疾控中心将5条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上传网站，同全球和世卫组织共享数据。23日中国政府采取了关闭离汉通道等空前全面、严格、彻底的措施。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果断、及时、有力，最大程度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阻止疫情在世界蔓延争取了宝贵时间。
——新冠病毒源头真的是中国吗？
病毒溯源和疫情防控都是科学问题，应该充分听取专家意见，而不是靠政治立场下结论、作判断。中国也是病毒受害国，中国人民为应对疫情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应该得到公正对待。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接受采访时表示，现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不是来自中国实验室，这种病毒不可能是人为或被故意制造。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霍顿曾撰文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早在1月份就解释了正在发生什么，用阴谋论去指责世卫组织或中国是不对的。
在铁的事实和专业判断面前，为什么还有人企图将疫情扩散归咎于中国？《柳叶刀》主编霍顿恐怕已经给出了答案：将这次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的言行，是要重写新冠疫情的历史，忽视某些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失败作为。更有甚者，一些西方政客还企图将这些本就由谎言和诬陷构成的“罪名”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头上，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不少人的生命和健康正遭受威胁。各方当务之急是放下偏见、团结合作，积极共享疫情信息，共同开展药物和疫苗研发，为早日控制疫情、尽早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生活贡献力量。也真诚希望个别国家能够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停止无端攻击抹黑中国，把精力放到改进自身抗疫工作和维护本国人民生命健康上去，为国际抗疫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于香港国安法事实真相是什么？
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得到不折不扣的践行，香港也因此保持了长期繁荣和稳定。在此情况下，仍有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心有不甘。特别是在去年“修例风波”中，他们频频进行大规模违法暴力活动，大肆打砸抢烧，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损害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各国企业在港正常运营；他们投靠外国和境外势力，充当其政治代理人，协助其干涉香港事务，对中国进行分裂、颠覆、渗透和破坏活动。
为了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有关法律针对的是那些分裂国家、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反中乱港分子，对绝大多数在港爱港、遵纪守法的香港居民和外国人士而言，他们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会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有人说香港国安法覆盖范围太广，甚至包括外籍人员在中国境外的行为，事实上这并非中国首创。日本也通过刑法及有关专门法律就维护国家安全作出规定，香港国安法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规定都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没有谁比中国更珍惜“一国两制”，更在乎香港的发展前景。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后，“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特区法律制度不会变，基本法赋予的特区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也不会受到影响。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会侵犯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相信假以时日，外界会看到香港产生的积极变化。
——华为和TikTok被美国封禁是因为安全问题吗？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借口国家安全，频繁动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华为和TikTok等中国企业，纯属赤裸裸的霸凌行径。
美方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华为产品存在安全问题。过去30年里，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1500多个网络，为228家全球500强企业提供了服务，服务全球超过30多亿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开示华为产品存在“后门”的证据。华为已多次公开向世界宣示，愿意同任何国家和组织签署无后门协议，通过法律约束力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透明。TikTok美国公司中高管理层全部聘用美国人，其服务器在美国，数据中心在美国和新加坡，运营团队全部实现了本地化。公司还对外公开了审核政策和算法源代码。可以说，TikTok几乎满足了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就连美国中情局有关评估报告也显示，没有证据证明中方拦截了TikTok数据或利用TikTok侵入用户手机。美国有关智库也表示，仅仅因为某款应用软件属于中国企业就将其禁用的做法绝不是出于安全理由。
有关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美开展商业活动，遵守美国法律法规，但美方却以“莫须有”的安全问题为由进行设限打压，这完全是政治操弄。其目的既不是因为国家安全，也不是为了公平对等，真实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中国企业，而且是有关行业的领先者。这种当其他国家企业取得领先优势时就捏造借口，不惜动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进行打压的做法，不仅违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也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此举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任由其肆无忌惮行事也必将损害其他国家利益。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我们希望各国都能致力于维护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像坚决抵制种族歧视那样，坚决抵制全球科技产业合作中的国别歧视，为各国市场主体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中印边境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近期中印在边境地带发生冲突，引发舆论关注。有关事件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就是印方一线部队多次打破双方共识，在加勒万河谷、班公湖、热钦山口等地非法越界，公然挑衅，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事件发生后，中印两国军方进行了多轮军长级会谈，两国外交部门也就边界问题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双方同意严格遵守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双方签署的一系列协定协议，通过双边对话磋商和平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进一步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建设，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目前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总体趋稳可控。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直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国14个陆上邻国中，我们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同12个邻国的陆地边界划定，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边界合作，使陆地边境成为友好合作的纽带。中印双方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精神的指导下，有能力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历史源远流长。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朝着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不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近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安全关系没有与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同步，安全领域的疑虑导致双方政治互信缺失，成为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突出短板。
尽管如此，我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仍有信心。首先，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因任何人喜欢或讨厌对方国家而改变，这一点在两国社会已形成广泛共识。最新民调显示，两国各有七成左右的民众认为中日关系重要。其次，中日交流合作的规模处于史上最大量级，具备进一步提质升级的良好基础。截至去年两国人员往来比邦交正常化之初增长1000多倍，双边贸易额增长300多倍。今年虽受新冠疫情影响，但两国贸易额已于6月止跌企稳，7月起日本对华出口恢复正增长。第三，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新形势，两国共同维护外部经济环境、携手应对国际地区课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两国领导人已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既应该加强对两国关系内在价值的新发现、新思考，同时也应以国际和地区视野看待两国关系，增强对其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充实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内涵。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两国建设性安全关系，把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切实转化为具体政策，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交流对话，加强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双边合作，不断增进双方互信。同时双方应着眼后疫情时代，继续拓宽双边务实合作渠道，引领亚洲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作出应有贡献。
——中方对日本新一届政府有何期待？
中国和日本互为重要近邻，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本地区重要国家，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当前形势下，双方保持良性互动，持续深化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有利于为本地区和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因素和正能量。9月25日晚，习近平主席与菅义伟首相通电话，这是菅义伟首相刚刚就任10天后两国领导人首次通话，这次通话充分体现了双方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一致确认要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我们期待日本新政府同中方一道，将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携手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让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钓鱼岛问题的症结和出路何在？
中日双方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各有主张，立场不同。1972年中日双方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钓鱼岛问题一度成为两国复交障碍。当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就“把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这为中日关系重建、发展以及钓鱼岛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创造了条件。
中方基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围绕钓鱼岛问题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钓鱼岛维权保持了克制态度。然而，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打破了钓鱼岛的“现状”，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应，包括派遣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日方指称中方此举是“以实力改变现状”，但事实上首先打破现状的不是中方，而且日本公务船早已在钓鱼岛海域活动多年。
目前日本社会舆论的焦点是钓鱼岛海域的公务船巡航问题。双方对待该问题最大的区别是，中方出于妥善管控钓鱼岛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大局考虑，并未对日本公务船在该海域活动进行炒作。任何一国政府都会全力维护本国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刻意无视双方立场存在分歧的事实显然不具建设性。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正视双方立场不同的客观事实，坚持按照2014年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精神，妥善管控该海域局势，通过对话协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重要的是，要防止该问题绑架两国民意，不使之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如何让中日关系摆脱涉海问题的干扰？
中日两国在东海围绕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存在矛盾分歧，这些分歧无须讳言，但应看到这只是两国关系的局部问题，同时也是两国海洋事务沟通合作中的局部问题。中日双方除通过外交渠道就涉海问题保持接触外，还在安全对话、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等机制框架下保持着有效沟通。近年双方启动了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签署了海上搜救协定，东海局势保持稳定，未出现突出紧张情况。双方应维护好这一总体平稳的氛围及已经取得的合作成果，多开展正面互动，循序渐进落实两国领导人关于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重要共识。我也希望日本社会各界能够正确看待这一问题，为两国政府围绕落实2008年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的对话沟通创造更为有利的氛围。
一段时间以来南海问题不时受到日本国内舆论关注，事实上南海局势一直保持向好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中日之间的问题。我们知道日本70%以上的海上运输途经南海，注意到日方对南海航行安全和自由的关切。我想强调的是，即使在南海局势紧张的那段时间里，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自由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中方一直主张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近年中方与有关当事方签署或发表了多个联合声明、备忘录等文件，就解决有关争议保持着顺畅的沟通，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参与的“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也在扎实推进，希望日方尊重并支持地区国家的努力。需要强调的是，近年个别国家不远万里打着“航行自由行动”的旗号前往南海显示军事存在，实则故意使南海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任由其挑衅滋事甚至推波助澜只会使南海局势更加紧张，南海的航行自由才真正受到威胁。希望日方明辨其中的是非利害，真正从南海的和平安宁出发看待这些动向，并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后疫情时代中日务实合作应怎样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中日双方一些既定的双边交往安排，两国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也受到较大影响，业已深度结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但我认为眼下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由市场驱动形成的两国互利合作格局没有出现变化，两国经济依然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举全国之力防控疫情取得显著成果，大力推进复工复产使经济社会活动较快恢复正常，第二季度GDP恢复正增长，逐月复苏的态势不断稳固。这一成果也惠及经济与中国紧密联系的日本，据日方统计，日本对华出口于7月恢复正增长，8月同比增长5.1%。我相信今后中国经济将继续为日本经济提供增长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
双方应继续分享抗疫信息和经验，加强联防联控，继续支持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此同时，循序渐进恢复双边人员往来，着眼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和数字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推动中日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两国领导人已就加强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作达成共识，双方近年还就科技创新、第三方市场、地方发展合作等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和平台。希望双方落实好领导人共识，充分用好各种合作机制，为双方互利共赢创造更多新增长点。
令人担忧的是，中日经贸合作也面临一些新的干扰因素。一些国家为了打断中国发展进程，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捏造所谓“中国威胁”，将涉及技术、经济的议题泛安全化，推动同中国“脱钩”，还明里暗里胁迫他国选边站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强行拆分世界市场，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注定一损俱损，给本就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世界经济再次造成严重冲击。希望日本从本国利益和维护国际秩序出发，正确处理有关经贸问题，尊重市场规律，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主体，为中国企业在日正常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中国强大起来后是否会对外扩张？
近年来中国保持快速发展，10年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为解决人类共同课题发挥作用，同时关于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就有“中国威胁论”。这是困扰中日关系的症结之一，也是我在工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个人认为，怎么判断对方是伙伴还是威胁、是机遇还是挑战的问题，观察问题的视角十分重要。
从历史看，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精神传承至今，近现代中国人民长期饱尝战乱之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致力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内情况看，中国尽管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在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后还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等现实课题。这不仅需要全国人民继续付出艰苦努力，也更加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侵略扩张不是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政策选项。
中国的军力发展历来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内容，我同样希望日本社会能够结合中国国情和政策实践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有2.2万公里陆地边界、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发展军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外扩张、争夺霸权，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核心思想就是要克服零和冷战思维，摒弃以结盟对抗求安全的排他性安全政策，实现本地区的普遍安全。
许多人将对中国发展走向的疑虑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完全可以和平共存。我们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我们尊重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也希望各国人民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发展和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
近来，一些日本友人向我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担忧。确实，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各领域交流合作均受到严重干扰。这不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看到的局面，也不符合包括美国、日本在内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经过双方几代人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开放合作促进了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不断成长也为美国等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中美经贸关系支撑美国260万个就业岗位，在华投资兴业的美国企业累计超过7万家，年销售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是盈利的。中美交往几十年，成果不能否定。
为什么中美关系会迅速恶化？有人说，中国政府对美国太强硬了，应该多让一些。但从对华加征关税到霸凌华为等中国企业，再到操弄香港、台湾、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美国对中国持续发难，破坏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损害自由的全球市场环境，威胁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中美之间这些纷争，没有一项是中方挑起的。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出于对华偏见和仇视，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编造各种谎言恶意抹黑中国，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美之间的正常往来与合作。
中美国情不同，传统不同，谁都不能把对方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着眼未来，美方必需认真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是否愿意并准备和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的大国和平共处。
——中美关系出路何在？
当前全球正面临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双重冲击，未来还将长期面临经济发展、移民管理、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跨越国家、民族、种族、代际的治理问题。我们今天享有的繁荣，建立在人类技术进步、历史智慧的基础上。国际社会不应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在存量中内斗自耗，而应打开视野、共谋和平、共促发展，在增量上开拓进取，把更多关注和资源聚焦到关乎人类长远发展、关乎子孙后代福祉的重大问题上来。这是世界各国普遍愿望，也是中方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美关系极具战略性、复杂性、敏感性，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一味把责任归咎于人，甚至指望通过所谓“脱钩”来解决问题，最终只会伤害自己。中方愿意堂堂正正与美方开展坦率有效的沟通，愿意与美方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与美方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中方也敦促美方履行《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与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和平共存，接受世界走向多极化的现实。中国对美政策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做好了中美关系爬坡过坎、经历风雨的准备，必将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国初期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成效如何？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义务，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积极开展国际防控合作。中国的抗疫行动对全世界公开，经纬清清楚楚，事实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有一些人对中国抗疫提出质疑，称中国在疫情发生初期有所隐瞒、应对不力，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中方应对疫情的时间线是清楚的、公开的：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首先上报了接诊的3个可疑病例。29日湖北和武汉相关疾控中心和医院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30日武汉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展现场调查。2020年1月3日，中方开始正式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及时主动通报信息。8日初步确定了疫情病原。11日中国疾控中心将5条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上传网站，同全球和世卫组织共享数据。23日中国政府采取了关闭离汉通道等空前全面、严格、彻底的措施。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果断、及时、有力，最大程度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阻止疫情在世界蔓延争取了宝贵时间。
——新冠病毒源头真的是中国吗？
病毒溯源和疫情防控都是科学问题，应该充分听取专家意见，而不是靠政治立场下结论、作判断。中国也是病毒受害国，中国人民为应对疫情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应该得到公正对待。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接受采访时表示，现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不是来自中国实验室，这种病毒不可能是人为或被故意制造。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霍顿曾撰文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早在1月份就解释了正在发生什么，用阴谋论去指责世卫组织或中国是不对的。
在铁的事实和专业判断面前，为什么还有人企图将疫情扩散归咎于中国？《柳叶刀》主编霍顿恐怕已经给出了答案：将这次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的言行，是要重写新冠疫情的历史，忽视某些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失败作为。更有甚者，一些西方政客还企图将这些本就由谎言和诬陷构成的“罪名”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头上，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不少人的生命和健康正遭受威胁。各方当务之急是放下偏见、团结合作，积极共享疫情信息，共同开展药物和疫苗研发，为早日控制疫情、尽早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生活贡献力量。也真诚希望个别国家能够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停止无端攻击抹黑中国，把精力放到改进自身抗疫工作和维护本国人民生命健康上去，为国际抗疫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于香港国安法事实真相是什么？
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得到不折不扣的践行，香港也因此保持了长期繁荣和稳定。在此情况下，仍有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心有不甘。特别是在去年“修例风波”中，他们频频进行大规模违法暴力活动，大肆打砸抢烧，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损害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各国企业在港正常运营；他们投靠外国和境外势力，充当其政治代理人，协助其干涉香港事务，对中国进行分裂、颠覆、渗透和破坏活动。
为了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有关法律针对的是那些分裂国家、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反中乱港分子，对绝大多数在港爱港、遵纪守法的香港居民和外国人士而言，他们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会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有人说香港国安法覆盖范围太广，甚至包括外籍人员在中国境外的行为，事实上这并非中国首创。日本也通过刑法及有关专门法律就维护国家安全作出规定，香港国安法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规定都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没有谁比中国更珍惜“一国两制”，更在乎香港的发展前景。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后，“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特区法律制度不会变，基本法赋予的特区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也不会受到影响。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会侵犯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相信假以时日，外界会看到香港产生的积极变化。
——华为和TikTok被美国封禁是因为安全问题吗？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借口国家安全，频繁动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华为和TikTok等中国企业，纯属赤裸裸的霸凌行径。
美方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华为产品存在安全问题。过去30年里，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1500多个网络，为228家全球500强企业提供了服务，服务全球超过30多亿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开示华为产品存在“后门”的证据。华为已多次公开向世界宣示，愿意同任何国家和组织签署无后门协议，通过法律约束力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透明。TikTok美国公司中高管理层全部聘用美国人，其服务器在美国，数据中心在美国和新加坡，运营团队全部实现了本地化。公司还对外公开了审核政策和算法源代码。可以说，TikTok几乎满足了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就连美国中情局有关评估报告也显示，没有证据证明中方拦截了TikTok数据或利用TikTok侵入用户手机。美国有关智库也表示，仅仅因为某款应用软件属于中国企业就将其禁用的做法绝不是出于安全理由。
有关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美开展商业活动，遵守美国法律法规，但美方却以“莫须有”的安全问题为由进行设限打压，这完全是政治操弄。其目的既不是因为国家安全，也不是为了公平对等，真实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中国企业，而且是有关行业的领先者。这种当其他国家企业取得领先优势时就捏造借口，不惜动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进行打压的做法，不仅违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也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此举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任由其肆无忌惮行事也必将损害其他国家利益。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我们希望各国都能致力于维护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像坚决抵制种族歧视那样，坚决抵制全球科技产业合作中的国别歧视，为各国市场主体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中印边境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近期中印在边境地带发生冲突，引发舆论关注。有关事件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就是印方一线部队多次打破双方共识，在加勒万河谷、班公湖、热钦山口等地非法越界，公然挑衅，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事件发生后，中印两国军方进行了多轮军长级会谈，两国外交部门也就边界问题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双方同意严格遵守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双方签署的一系列协定协议，通过双边对话磋商和平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进一步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建设，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目前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总体趋稳可控。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直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国14个陆上邻国中，我们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同12个邻国的陆地边界划定，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边界合作，使陆地边境成为友好合作的纽带。中印双方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精神的指导下，有能力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历史源远流长。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朝着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不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近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安全关系没有与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同步，安全领域的疑虑导致双方政治互信缺失，成为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突出短板。
尽管如此，我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仍有信心。首先，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因任何人喜欢或讨厌对方国家而改变，这一点在两国社会已形成广泛共识。最新民调显示，两国各有七成左右的民众认为中日关系重要。其次，中日交流合作的规模处于史上最大量级，具备进一步提质升级的良好基础。截至去年两国人员往来比邦交正常化之初增长1000多倍，双边贸易额增长300多倍。今年虽受新冠疫情影响，但两国贸易额已于6月止跌企稳，7月起日本对华出口恢复正增长。第三，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新形势，两国共同维护外部经济环境、携手应对国际地区课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两国领导人已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既应该加强对两国关系内在价值的新发现、新思考，同时也应以国际和地区视野看待两国关系，增强对其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充实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内涵。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两国建设性安全关系，把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切实转化为具体政策，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交流对话，加强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双边合作，不断增进双方互信。同时双方应着眼后疫情时代，继续拓宽双边务实合作渠道，引领亚洲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作出应有贡献。
——中方对日本新一届政府有何期待？
中国和日本互为重要近邻，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本地区重要国家，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当前形势下，双方保持良性互动，持续深化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有利于为本地区和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因素和正能量。9月25日晚，习近平主席与菅义伟首相通电话，这是菅义伟首相刚刚就任10天后两国领导人首次通话，这次通话充分体现了双方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一致确认要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我们期待日本新政府同中方一道，将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携手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让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钓鱼岛问题的症结和出路何在？
中日双方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各有主张，立场不同。1972年中日双方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钓鱼岛问题一度成为两国复交障碍。当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就“把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这为中日关系重建、发展以及钓鱼岛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创造了条件。
中方基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围绕钓鱼岛问题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钓鱼岛维权保持了克制态度。然而，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打破了钓鱼岛的“现状”，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应，包括派遣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日方指称中方此举是“以实力改变现状”，但事实上首先打破现状的不是中方，而且日本公务船早已在钓鱼岛海域活动多年。
目前日本社会舆论的焦点是钓鱼岛海域的公务船巡航问题。双方对待该问题最大的区别是，中方出于妥善管控钓鱼岛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大局考虑，并未对日本公务船在该海域活动进行炒作。任何一国政府都会全力维护本国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刻意无视双方立场存在分歧的事实显然不具建设性。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正视双方立场不同的客观事实，坚持按照2014年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精神，妥善管控该海域局势，通过对话协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重要的是，要防止该问题绑架两国民意，不使之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如何让中日关系摆脱涉海问题的干扰？
中日两国在东海围绕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存在矛盾分歧，这些分歧无须讳言，但应看到这只是两国关系的局部问题，同时也是两国海洋事务沟通合作中的局部问题。中日双方除通过外交渠道就涉海问题保持接触外，还在安全对话、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等机制框架下保持着有效沟通。近年双方启动了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签署了海上搜救协定，东海局势保持稳定，未出现突出紧张情况。双方应维护好这一总体平稳的氛围及已经取得的合作成果，多开展正面互动，循序渐进落实两国领导人关于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重要共识。我也希望日本社会各界能够正确看待这一问题，为两国政府围绕落实2008年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的对话沟通创造更为有利的氛围。
一段时间以来南海问题不时受到日本国内舆论关注，事实上南海局势一直保持向好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中日之间的问题。我们知道日本70%以上的海上运输途经南海，注意到日方对南海航行安全和自由的关切。我想强调的是，即使在南海局势紧张的那段时间里，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自由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中方一直主张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近年中方与有关当事方签署或发表了多个联合声明、备忘录等文件，就解决有关争议保持着顺畅的沟通，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参与的“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也在扎实推进，希望日方尊重并支持地区国家的努力。需要强调的是，近年个别国家不远万里打着“航行自由行动”的旗号前往南海显示军事存在，实则故意使南海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任由其挑衅滋事甚至推波助澜只会使南海局势更加紧张，南海的航行自由才真正受到威胁。希望日方明辨其中的是非利害，真正从南海的和平安宁出发看待这些动向，并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后疫情时代中日务实合作应怎样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中日双方一些既定的双边交往安排，两国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也受到较大影响，业已深度结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但我认为眼下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由市场驱动形成的两国互利合作格局没有出现变化，两国经济依然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举全国之力防控疫情取得显著成果，大力推进复工复产使经济社会活动较快恢复正常，第二季度GDP恢复正增长，逐月复苏的态势不断稳固。这一成果也惠及经济与中国紧密联系的日本，据日方统计，日本对华出口于7月恢复正增长，8月同比增长5.1%。我相信今后中国经济将继续为日本经济提供增长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
双方应继续分享抗疫信息和经验，加强联防联控，继续支持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此同时，循序渐进恢复双边人员往来，着眼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和数字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推动中日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两国领导人已就加强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作达成共识，双方近年还就科技创新、第三方市场、地方发展合作等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和平台。希望双方落实好领导人共识，充分用好各种合作机制，为双方互利共赢创造更多新增长点。
令人担忧的是，中日经贸合作也面临一些新的干扰因素。一些国家为了打断中国发展进程，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捏造所谓“中国威胁”，将涉及技术、经济的议题泛安全化，推动同中国“脱钩”，还明里暗里胁迫他国选边站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强行拆分世界市场，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注定一损俱损，给本就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世界经济再次造成严重冲击。希望日本从本国利益和维护国际秩序出发，正确处理有关经贸问题，尊重市场规律，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主体，为中国企业在日正常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