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家住西城南礼士路的北京居民杜建平得知街坊被法院实施强制搬迁，遂站在警戒线外观望事情进展，不料却突然遭到数人围攻，头部严重受伤，虽然经多方抢救，但仍于2月12日死亡。
　　“我爸是被人打死的”，杜婉乐用低沉的声音吐出这几个字。直到今天她都不知道，那些歹徒为什么会对父亲杜建平下毒手。
　　
　 搬迁现场聚集围观者

　　杜建平一家住在南礼士路二条附近一幢4层楼房的3楼。2004年9月，这家人和周围的200多户居民的房子被列入“南礼士路19号危房改造项目”的范围，该项目开发商是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博瑞星房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负责拆迁。在拆迁工作启动后，这里大部分居民陆续搬走，但是，还有60多户居民因为不满意拆迁安置条件等原因拒绝搬迁，杜建平一家也在其中。
　　去年7月，杜建平等4户居民被建工集团诉上法庭，理由是他们签下了拆迁协议，却没有按时搬走。西城区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这4户居民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搬迁。之后，居民们不服判决，上诉至市一中院，最后的判决是维持原判。今年1月11日，西城区法院向4户居民下达了强制执行通知书。
　　李荣雯（化名）是4户居民中第一个被“强制执行”的。1月23日，她接到通知，法院将在第二天上午对她所住的房子进行强制搬迁。这一消息引起街坊们的关注和议论。因为平时熟识，杜建平还特意找到李荣雯，叮嘱她不要做出过激举动。
　　出于对街坊的关心，1月24日早上7点多，在家吃完早饭后，杜建平带著女儿杜婉乐以及他的两个妹妹来到李荣雯家门外。这时李荣雯已经将房门紧锁，在屋子上方一根用于加固的钢筋上系上绳套，她自己则站在桌子上。
　　见此情景，杜建平十分著急。由于无法进屋，他只能和其他几个街坊站在窗户外劝说李荣雯：“已经到这步了，能跟他们谈就跟他们谈，不能谈的话也没有办法，你快下来吧，要注意安全。”但是他们的劝说并没有收到效果。
　　执法人员到达后不久，就在现场拉起警戒线，他们试图驱散围观者，但没有成功，居民们都退到马路对面，却不愿离开。很快，马路对面聚集了数十名居民，杜建平和杜婉乐也站在人群中。
　　警戒线内，李荣雯隔著门与建工集团项目负责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11点30分左右，双方终于达成口头协议，在李荣雯付7万元的前提下，建工集团给她一套一居室的住房。随后，李荣雯打开房门，坐上警车离开现场。搬家公司的工人开始将李荣雯的家具等物品搬上货车。

　　毒打不治身亡

　　看到“谈判”圆满解决，部分围观居民逐渐散去。杜婉乐见时间不早了，就对父亲说：“咱们回家吃饭去吧。”杜建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看一会儿。”于是杜婉乐便和下班路过现场的母亲一起回家了。
　　杜婉乐到家后刚把外套脱下，一个邻居就气喘吁吁地跑来敲门：“你爸被打了！”杜婉乐闻讯，急忙下楼……当她跑回现场时，发现父亲仰面躺在地上，已不省人事，眼睛和鼻腔内不断渗血，左耳和后脑流出的鲜血更是浸湿了地面，额头上还有一个带血的鞋印。
　　杜婉乐无法相信，自己离开不过几分钟功夫，父亲就变成了这样。她扑到父亲身上，想把他唤醒，但杜建平毫无反应。过了快半个小时，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把杜建平送进复兴医院。
　　经紧急处理，医院诊断杜建平为脑挫裂伤，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膛出血，颅底骨折，颅骨骨折，头皮下血肿。下午1点，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患者昏迷状态，颅内高压，随时有脑疝致呼吸循环停止的可能。”
　　下午6时许，复兴医院对杜建平实施了第一次开颅手术，以清理脑部血肿和减轻颅内压力，手术医师还观察到杜建平的“脑组织广泛挫伤”。这次手术后，杜建平住进了ICU病房。由于术后情况不好，颅压仍然很高，１月25日下午1点，杜建平接受了第二次开颅手术，医生发现他的脑组织已经开始出现坏死。这次手术后，杜建平很快丧失了自主呼吸的能力，完全靠呼吸机、升压药及强心剂来维持心脏的跳动。2月12日中午11点30分，杜建平的心脏停跳。

　　惨案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

　　杜建平的遭遇令人震惊。为什么歹徒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施暴？他们下手为何如此狠毒？惨剧发生在距拆迁现场不到20米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尽管有多名居民在现场目击了杜建平被打经过，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却不足以解开一个个问号。
　　目击者1、我与打人者擦肩而过
　　刘勇（化名）一直称呼杜建平为“大哥”，两人已经相识十来年了。１月２４日那天，刘勇出门较晚，等他来到强制执行现场附近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大约在１１点半左右，刘勇看见“杜建平被几个小夥子簇拥著，从他原来站的地方向西走，其中两个人一左一右搂著杜建平的脖子。他们正好和我打了一个照面。我还问了一句：‘大哥，干吗去啊？’杜建平回答‘没事’。我当时还以为是朋友找他有事呢，也就没在意。”
　　谁知走出去六七米后，刘勇听到背后有动静，他回头一看，杜建平被那几个小夥子围在中间拳打脚踢。没等刘勇反应过来，那帮人已经散开向西走去，“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慌，甚至都没有跑”。事隔一个多月了，刘勇对此仍记得很清楚。　　
　　目击者2、打人者能自由出入警戒线
　　“警戒线外围观的居民没有任何的过激言行，站在人群中的杜建平更是连话都很少说。”杨旭（化名）回忆说，从当天上午８点钟左右，他就一直站在距杜建平不过两三米外的地方关注强制执行的进展。
　　“刚开始时，我并没有注意到杜建平被人带到一边，等听到动静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倒在地上了。”杨旭说，由于他距打人的地方只有六七米远，能看到打人者围著杜建平，猛踹其头部。其中有几个人边踹嘴里还边嘟囔著：“让你脑子好！叫你脑子好使！”
　　杨旭较早就注意到，在现场，除了警察和法官外，其他的工作人员的胸前都挂有证件，凭此证件才可以进入警戒线内的区域。“但是这几个人身著便装，而且没有证件，却能够自由进出警戒线，根本没有人过问，我还看到他们进过开发商的办公室。”这些人的“特权”，一度让杨旭同样认为他们是“便衣警察”。
　　经多名在场居民证实，杜建平被打时，有好几个人向一路之隔的警察求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在居民们的反覆要求下，才有一个警察来到杜建平旁边查看。而这时，行凶者早已扬长而去了。

　　迷离真相初露端倪

　　据杜建平的家人说，３月２日下午，市公安局两名警员来到家中，正式通报了案件的进展情况：目前查明殴打杜建平的有８人，其中５人已被抓获，但包括主犯在内的其他３人仍在逃。
　　这种说法在月坛派出所一位崔姓民警口中得到证实。这名民警一直在调查组与杜建平家之间联络。该民警称：杜建平被害案目前正由北京市公安局的“打黑除恶”部门负责侦破。经过初步调查可知，当时殴打杜建平的8个人系某俱乐部的保安。事发那天，拆迁公司的一名经理的司机将这8个人召集到现场，交代他们“维护秩序”，“谁要是捣乱，不老实，就收拾收拾他”。
　　对于有警察看到杜建平被打却坐视不理，任由行凶者从容离去的说法，崔姓民警表示对此并不清楚。但他透露，公安部已派出督察组调查此事。

　　长期任工会干部很热心

　　今年55岁的杜建平年轻时前往陕西延安地区插队，随后在当地电厂工作，1991年调回北京。在他33年的工作履历中，有长达24年的时间是担任工会干部。
　　街坊邻居们对杜建平最常用的一个评价是“热心”。由于1995年到1998年在市委党校学过法律，杜建平的法律意识比很多人要强一些。在拆迁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后，很多居民都愿意求教杜建平，而杜建平也会给他们出一些主意，但他却一贯反对采取过激手段来解决问题。一位邻居说：“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和谁红过脸吵过架。”
　　“可能就是因为老杜在拆迁问题上主意多，法律知识全面，引起了一些人的憎恨，才会遭到这样的横祸”，有居民这样猜测。他们实在想不出杜建平还有其他得罪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