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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君波:高风亮节 诲人不倦:回忆与高式熊先生交往的点滴
日期: 19年03月2期
作者:祝君波
作者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兼朵云轩总经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高式熊先生近年工作照

1978年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份,周志高先生等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书法》杂志。当时,日本已有200多种书法读物,我们才创办第一本,差距不小。所以,急需调入专业人员,将杂志质量提上去。被调入杂志社时,高式熊先生已58岁了,之前他曾在一家电影器材厂当工人。

高老当时主管杂志的篆刻版,引进他后,使杂志质量明显提高。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前几十年他的才能被耽误了,他想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记得当时杂志举办全国书法大奖赛,每天来稿几百份,用黄鱼车从邮局拉回来。高老负责初选,拆信、登记,有很多初级的工作要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不上,总是不厌其烦,尽可能发现来稿中的优品,再推荐给评委。那时,全国写书法的人很多,但很少有类似的机会,大奖赛办得非常成功,沙里淘金,选出了一批优秀的深藏民间的书法家。其中,南汇的百岁老人苏局仙就是高老发现推荐上来的。

高老入社那年,我才20多岁,但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交,他退休后,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下去。所以,我们之间有过很多次的深谈,令我刻骨铭心。

高老晚年风光无限,但很多人不知道他曲折的经历。公私合营以前,高老本来是在家里伺奉父亲、前清翰林高振霄先生,帮父亲打理方方面面的事,并未在社会供职。他的一个朋友当时正经营一家电影器械厂,生意很好,可能是厌倦了商场,于是,让高老到厂里代他做“老板”。由于情面难却,高老就去厂里上班了。不久,公私合营,高老就成了资方代理人。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文革”时期,高老就被下放到翻砂车间做工人。沉重艰苦危险的翻砂活,他一声不吭地扛了下来,最可贵的是,他也融入了车间群体中,而且关系非常融洽。他告诉我,几次在厂里挨批斗,工人都向他通风报信,并在暗中保护他。这段漫长的曲折经历,使他对人生看得很平淡。他出身书香门第,结交上流,但又能融入群众,这是极为少见的。在单位,他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和人说说戏话。也许是长期在工厂劳动和刻版的缘故,他手劲很大,喜欢与人掰手腕,很多年轻人都败在这位六旬花甲的文人面前。每当这时,高老特别高兴。由于高老的随和,单位看门的、扫地的,都敢向他求墨宝,高老也是有求必应,让这些勤杂工也深感快乐。

高老的刻印和书法都属上乘,而且在上海属于人书俱老、德高望重的前辈,但他似乎没有润格,不少书家后来都标一万、二万一方尺,就是他似乎不爱惜自己的羽毛,随便写、到处写,不在乎每尺多少银子。很多书家怕自己的书法流出去多了不值钱,惜墨如金,很坚持价格原则,高老却很好商量,不论有钱没钱,不论地位尊贵低下,只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他都愿意做、愿意写。这样,在上海、在长三角,他成了最忙最受欢迎的书家之一。很多人喜欢他的印章,他最多时一天刻了十多方,大多是免费的。对此,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记得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父亲本事比我大,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民国度过的,不被重视。我退休以后,方方面面的人尊重我,向我求字、求印,我的福气超过了父亲,碰到这样的时代,我有什么理由不多写一些呢!”

记得有一年,高老随我带的朵云轩展团一起去东北办朵云轩书画展,在外半个月,高老也和我们一样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为了与当地加强交流、联谊,到了长春和沈阳,他为当地领导、群众写了无数的书法,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这些作品没有报酬,但他毫不计较,令当地领导十分感动!


1988年,高式熊先生(左三)随上海书画团去长春交流时的合影

高老对社会极为慷慨,他无偿写字、刻印送人,无偿捐出鲁庵印泥,甚至直接给很多人以金钱救助,但他的生活很俭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住在四明村旧居,在黑洞洞的小楼梯上攀爬,卧室、工作室、会客室都集中在一间房内,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宣纸,桌子堆满了印石、工具,常常放不了一杯茶。但他就是乐呵呵地生活在他父亲住过的老地方,直到爬不动楼梯了,才住到巨鹿路另一处逼仄的小平房里,但由于他达观的性格,使小房间整天充满了欢声笑语。以前读刘禹锡的《陋室铭》,当读到“何陋之有”这一句时,还不曾有什么感受;在看了高老的住房和生活后,这才有了真切的体会。不仅仅是住房,即使在衣食方面,他也极为简朴。

高老晚年没有什么头衔,出席社交活动有时被人疏漏。他告诉我,有一次去参加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的活动,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按头衔安排座席,把他晾在一边。高老也不生气,真正做到了“人不知,我不愠,不亦君子乎?”而日方代表团入场后,日方团长看到了高老,大感失敬,一定要让他坐上座,并且隆重地向日方团员介绍了高老,自始至终都是毕恭毕敬的。事后,外事部门一再向高老打招呼,高老也不责备人家。这样的事,不止一次,高老都能平心对待。真是高风亮节!

2018年的春天,高老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书法终身成就奖。高老获奖的消息发布以后,网上一片点赞,毫无争议。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高老的履历里没有当过全国书协的主席或副主席,甚至也没有当过上海书协的主席或副主席,凭什么获兰亭大奖。我认为,在于他的书艺和人品,在于他的实力和魅力。他不曾拥有过什么权力,但他用人格魅力营造了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氛围,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书法、热爱书法。他的存在扩大了书法的传播。他的影响力和作用超越了权力和机构,而弥漫在很多人的心里,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文化软实力!我理解文化软实力就是人格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审美的力量,而不是别的。

我和高老自1978年相识于书画社、朵云轩整整40年了。我们共同走过了祖国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记得有一次社里开笔会,刚来社的高老给宾客写书法。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曾怯生生地问,“高老师能不能给我也写一幅”,记得他当场就给我写了一幅很大的篆书“谦受益,满招损”,让我十分感动,受益终身。后来,我当了单位的社长,每年去看他,并给他拜年,彼此之间很是亲密。最有意思的是,我从不抽烟,但每次他一定叫我抽他的烟,我们在一起抽着烟嘻嘻哈哈,也谈工作,也忆往事,也扯山海经,共同度过了无数愉快难忘的时光。我当社长只有三十几岁,在工作中也会碰到烦恼、碰到困难,但每次与他见面,我就被他乐观的人生态度所感染,精神也会为之一振。而高老对社里的工作、我分管的工作也很支持,每每有求必应,从不拒绝。2011年,政协文史委在台北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活动,为了在当地文化艺术界扩大影响,我代表政协去请高老和林老(林曦明先生)赴台北,高老当时已过九旬,听闻后二话不说就奔赴台北,与当地政界、商界和艺术界人士见面,并在当地的诚品书店当众写书法,加强了两岸文化交流,为上海争得了荣誉。

高老对年轻人的培养很重视,引导他们走传统的正路子。记得二十多年前,他到外地山区,有个自学成才的书家在当地已很有名了,用高老的话说“摆大王”了,很多招牌、景区对联都请他写。他拿着自己写的字来请教高老,高老一看,由于没有人指点,初学书法就剑走偏锋,一直到现在都是歪路子。高老分析给他听,他起先不服,对高老说,还有一件更好的作品刻在景区的碑石上了,硬是开车拉着高老去好远的路看。高老一看还是不行,便细细地分析给他听。这位“名家”大梦方醒,十几年的功白练,大冷的天急得满头大汗,扑通下跪要拜高老为师。高老看他心悦诚服了,就答应收他为学生并指导他从头开始练字,让他走上了正途。高老收了不少学生,教他们做人、学艺,却从不收他们的学费,真正做到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去年五一节前夕,高定珠大姐给我来电,说高老为我写了一些诗札,让我去取。近10年,我用一些明清旧笺,请一些名家写尺牍、诗抄,已集了20多人,也想请高老写一点准备出本书。这件事说了几年本以为老人忘了。结果高老在病中记起了这件事,为我写了六通之多,每张都是小行楷,在信笺上恭录了古诗词,端庄中不失飘逸,质朴中不乏娟秀。我看了心头一热,内心感动不已。这六通信札,不仅是书法墨宝,更是一段友情的见证。我的人生有幸结缘高老,真是福气!他教育和鼓舞我们从艺和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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