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继堀江活力门崩溃之后，惯于在股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村上基金又轰然倒地。在IT时代弄潮儿加金融资本主义操盘手的冠冕之下，还有谁会卷入这场负的连锁反应，或未可知，但日本社会正试图以抛出甚至消灭这些本身事业根基不牢、经营手段不正、社会背景不深的新时代风云人物为代价，来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落差社会可能引起的怨气和怒气，已是不争的事实。
　　与堀江贵文粉饰决算的恶意犯罪相比，村上世彰虽自诩为资本运做专家中的专家，但他的内线交易同样也脱不了违法之嫌。在重视经营伦理和社会层级的日本，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经营理念和操作手段受到过分敌视和排斥，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意，更何况堀江和村上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由堀江和村上带来的新世代经营者的多米诺骨牌之倒塌，已使充满了时代光环和炫耀色彩的“六本木Hills族”概念，由引领时代和市场的社会先锋沦为一个危险的灰暗世界。村上世彰在被捕前举行记者会责问社会：赚钱盈利有什么错？事实上，错不在赚钱盈利这个结论成立的时点上，而在此前的如何赚钱与此后的赚钱为何。
　　从资产增值的基本过程来看，以赚钱盈利为中间点，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如何赚钱，表现为炼金术；后期是如何用钱，体现为实现金钱的价值。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从来没有怀疑过赚钱盈利本身有错，但对如何赚钱与如何用钱却有严格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在如何赚钱阶段需要遵守经营伦理，在如何用钱阶段应该肩负社会责任。从明治时代的涩泽荣一撰写《论语与算盘》，提出经营上的“义利统一论”至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式的儒家经营理念，以富国强民为目的而取得“无垢的利益”的社会价值，始终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堀江、村上等新世代的所作所为，恰恰挑战了个主流：他们的违法手段践踏了经营伦理，他们为赚钱而赚钱的单纯目标抛弃了社会责任，由此在该失足的地方自然失足，毫不奇怪。
　　有趣的是，村上世彰本人有华裔血统。与他相似，著名的软银总裁孙正义是韩国华侨的后代，如日中天的USEN社长宇野康秀也是华侨二世。在以信息和金融为代表的新兴行业中，这些华裔经营者的活跃姿态不啻表现出某种共同的特徵：一方面，在他们多少不一的华裔血统中，确乎流淌著中国人勇于创业、勤于理财的秉赋天份；另一方面，他们也继承了华人善于抓住机遇，或者说热衷投机的性格特性。无论是村上世彰还是孙正义，尽管早已完成了脱离华人传统、进入日本主流的过程，但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和经营洪波中，以上这些潜在的华裔特性既是助他们成功创业，迅速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也可能成为少数人失足落脚的性格陷阱。华人身在日本而有创业冲动者不在少数，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足以为训。
　　日本是以制造业称雄世界的国家，其技术水平和国家实力大都体现在看得见摸得著的成熟的商品上。但在21世纪全球化信息时代，日本当然也不会在信息服务和金融交易等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自甘落后，所以即使像堀江和村上这样的时代弄潮儿在赚钱手法和赚钱目的上纷纷失足，却不是毫无意义的。从时代转型和社会成长角度来看，他们的个人牺牲，正成为日本社会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完成资本主义由生产型向虚似型转变过程中应付学费的一部分。日本将藉此更快更早地建立起有效的监管制度、合理的游戏规则，好让同行者和后来人能在良好而公平的市场环境下继续冲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