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杨文凯）2006年，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也是结束30周年。中国共产党曾在1981年6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定论，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中国官方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一直是“宜粗不宜细”。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引发文革全面爆发40周年纪念。在此前后，除了海外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反思论坛外，中国大陆基本上延续了30周年的低调处理方式，媒体上见不到相关报道，互联网搜索引擎上也查不到“文革40年”的资料，留给世人的印象是“文革”在中国正在被逐渐遗忘。
　　另一方面，2006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一贯重视逢十大庆逢五小庆的大陆官方，将刻意提升党庆和长征纪念的力度，比如计划在7月1日举行大型党庆纪念座谈会，在10月22日举行红军长征胜利纪念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预计都会发表重要演讲，以为明年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定下政治基调。相比之下，文革爆发40周年备显冷落。文化部长孙家正在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官方不会举办反思“文革”活动，并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要鼓励向前看。
　　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巨大灾难，但如今的年轻一代已对此概念模糊，缺乏认识，出现了历史记忆断层。文革爆发40周年的惨痛记忆与中国官方的沉默无语形成了巨大反差，令世人唏嘘。

　　一、“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全面爆发

　　1965年11月，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支持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为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著文革全面爆发。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时候，还亲自加上一段话，指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毛泽东于8月5日也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肯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掀起了大鸣大放大批判狂潮。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8次检阅百万红卫兵，支持他们造反，将全民狂热引向高潮，也把国家带入了灾难的深渊。

　　二、文革十年浩劫损害知多少

　　文革十年，至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而宣告结束。浩劫十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使中国的社会精英和民族脊梁惨遭摧残，使中国的文化传统断裂、道德观念颠倒，贻害至今。中共老帅叶剑英曾将文革劫难概括为：“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以下，冤假错案丛生，死者不计其数。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获平反的冤假错案就达300万宗，还仅是极小的一部分。
　　据了解，叶剑英曾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了文革期间的生命财产损失：1、大规模武斗事件4300多起，死亡12万3700馀人；2、215万干部被批斗，30万2700多名干部遭非法关押，11万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480万城市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68万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及家属受到迫害，12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土改期间22万地富死亡人数的5倍以上；5、全国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政治打击，55万7000多人失踪；6、文革期间被抄家资产价值2500多亿元，后归还及作价赔偿额为1300多亿元，其馀下落不明。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以后，彭真、聂荣臻、习仲勋等曾建议设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受文革伤害国民赔偿基金”，受到了陈云、徐向前等人支持，意在使政治平反与经济赔偿两者合一，在法律上彻底结束文革，但提议没能如愿实现。
　　2006年初，在反思文革爆发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民主党派代表又一次提议设立“国家基金”；4月，民主党派、社会人士和党内人士更建议在40周年之际：1、召开高规格文革反思会议，2、建立文革博物馆、纪念碑，作为国民教育和党史教育材料；3、设立国家赔偿基金，以期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真正宣告文革终结。但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将消解在官方默不做声的低调冷处理中。

　　三、文革的历史记忆中断在哪里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中国进入大动乱时代。至1976年文革10周年，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当年4月5日，北京市民为悼念逝世的周恩来总理而汇聚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敲响了文革走向终结的丧钟。同年9月9日，毛泽东抱著对其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的复杂心情，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安，撒手人寰。10月6日，中央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8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20周年，结束10周年。在此前后，社会形成了反思文革的思想高潮，这也成为当年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邵燕祥在4月的《文汇月刊》上倡导对文革做多层次系列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倡议建立“文革学”，“以史为鉴……庶几不辜负所缴的血泪的学费”；8月26日，巴金在《新民晚报》上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目的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诗人高伐林在《诗刊》8月号上发表诗作建议创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同年，华夏出版社推出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丛书，冯骥才发表口述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严家祺发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等。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对文革的反思，在20周年纪念时达到了迄今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但随著86学运和89学潮兴起，有关文革的反思和纪念在“六四”以后成为不公开的禁区。冯骥才当年慨叹“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结束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于今俱成事实。
　　199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大陆官方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对文革纪念话题实行低调处理。此前的1993年，官方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诞生100周年，相形之下，文革话题则成为报道、宣传和出版禁区。迅速膨胀起来的市场经济转移了社会和个人的视线，5月在中国成为政治敏感，经济放行的季节。这种现象持续至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文革记忆日渐淡漠。
　　在中国，文革后出生的新生代对文革恍如隔世。
　　由于缺少必要的历史教育和道德规范，隐藏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文革习性”随处显露，比如受到新生代网民热烈追捧的网络语言暴力倾向，从全民炒股、全民经商到全民炒房的全民性狂热，敢于挑战法律法规蔑视道德规范的惟我独尊式的横行霸道等等，都是文革习性在新世纪的回响。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罪恶严加封存，意味著无知的下一代可能重走弯路。
　　有鉴于这种现实，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了“筹建文革博物馆”提案。已故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在1986年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和“现代文学馆”的建议，这是他晚年的两桩心愿。如今，现代文学馆已进入二期工程，而文革博物馆在文革爆发40年后依然遥遥无期。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杨匡满在今年向政协大会提交了一份《反思历史，创造历史，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参与联署的全国政协委员共48人，有贺龙之女贺捷生、陶铸之女陶斯亮、张贤亮、赵丽宏、王安忆、张抗抗、陈祖芬、张平、韩美林、濮存昕、叶文玲、何慧娴、冯骥才、叶小钢、梁裕宁、陈竺等。他们呼吁政府建立文革博物馆，“绝不是为了怀旧，更不是展览中国的耻辱，而是为了记取历史，以史为鉴，提醒后人，免蹈覆辙，为了翻过黑暗一页，走向光明，走向中华民族的昌明兴盛”。但文革博物馆及提案本身却成了官方媒体冷落的对象，没有激起应有的社会反响。
　　目前有关文革的研究，仅限于少部分人，比如正统的中共党史专家，少数中青年学者，还有外国文革学研究者和海外中国学人。但限于历史资料的封存和社会气氛的转变，文革研究迄今成果不彰。文革40周年，海外媒体纷纷出版专刊、专著，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浩劫进行回顾、分析、研究，形成了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形成在国外的奇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