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岛
随著机长报告，飞机开始降落。大地倾斜，安第斯山脉缓缓流动，彷佛再现亿万年前地壳的变迁。安第斯山纵贯南美洲，全长90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圣地亚哥机场。与其他国家旅客不同，持美国护照的一律要缴100美元的“买路钱”，我琢磨这是在为美国政府赎罪。
10月下旬是智利的春天，路边鲜花怒放。高楼大厦隐隐闪现在地平线上。在旅馆办登记手续时，有个戴红围脖的人一边跟我打招呼，一边用微型摄像机对准我。他自我介绍他叫哈罗德（Harold），哥伦比亚诗人，90年代在北京当过外国专家。他的过度热情外加摄像机的围追堵截，让我无处躲藏，只好倒退著上楼梯。他大声说，在他办的文学网站上有我的诗，让我上网查查。
参加本年度智利诗歌节的诗人来自20多个国家，主要是西班牙语世界，美国、日本、中国各一，装点门面而已。第二天早上我们乘大轿车去聂鲁达故居。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兹（Tomaz）和我同座，邻座是智利诗人萨吉欧（Sergio），我们以前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见过。国际诗歌界是个大家庭小圈子，走亲串户，低头不见抬头见。
海的气息，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海的激动。诗歌节主任何塞(Jose)突然站起来宣布：“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我们马上要路过帕拉的家，他在等著我们。”什么什么？我连忙问旁边的托马兹，是哪个帕拉。他说：“当然是他，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只有一个。”可我明明记得，至少有3本国内出版的外国诗选，都提到帕拉于1973年政变后被关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编者还在帕拉的生卒年月一律标明1914年—？这问号深深印在我脑袋里。帕拉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54年出版诗集《诗与反诗》轰动了拉美文坛，是继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后最重要的智利诗人。
大轿车在一栋石头房子前停下。帕拉身穿黄色旧棉衣，在门口跟大家一一握手。他个儿不高，帆布帽下的眼睛锐利如鹰；即使微笑，都有一种帝王的威严。掐指一算他今年91岁了，却如此健硕，真是生命的奇迹。轮到和我握手，他突然用中文说“北京饭店”。我知道他多年前去过中国，那年头老外别无选择，只能住北京饭店。
穿过客厅来到后花园。他的房子坐落在山坡上，临海，巨浪拍岸，溅起白色水雾。我和他合影时，他又蹦出几个中文词“茅台”、“乾杯”、“周恩来”。这几个中文词，大概能拼出他在北京的生活场景：那准是70年代初，所有活动都是官方安排的，范围仅限于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之间。转念一想，这其实就是他的诗学：把单蹦的词并置在一起，不需要什么连缀。
帕拉和聂鲁达是好朋友。他的《诗与反诗》首次朗读就是在聂鲁达圣地亚哥的住所，还有不少诗作是在聂鲁达的黑岛别墅写成的。他俩相差10岁。聂鲁达代表了南美现代主义抒情诗时代的高峰，而帕拉则是这一时代的终结者。这种背景复杂的友情，也许恰好证明了南美诗歌链条环环相扣的传承关系。在《新英格兰评论》一篇访谈中，问及怎么看聂鲁达，帕拉坦然回答：“毫无疑问，聂鲁达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或许达到诗歌所能企及的高度。而他则是个19世纪的人。”
帕拉的“反诗”多少与他的职业有关。他年轻时在布朗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后来回智利教书。科学上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他意识到诗歌应该和真问题，诸如文化、政治与宗教的现实打交道。他的诗歌原则是简洁，以俗语口语入诗，避免隐喻象徵，反对欧化倾向。帕拉这样阐释他的“反诗”：“反诗不过是超现实主义的活力强化的传统诗歌□□即所谓本土的超现实主义□□来自我们所属的国家及大陆的心理与社会的观点，做为真正的诗歌理想，它应是日与夜婚姻的孩子，反诗范围所庆祝的，并非黄昏的新形式，而是新型的诗歌黎明。”
告别时，我要给他在房前的花丛中拍照。两条狗围拢过来跟他亲昵，他抚摸它们。我发现在他家门上有歪歪斜斜的“反诗”（ANTIPOESIA）字样的涂鸦，问他是谁写的。他耸耸肩说：“那肯定永远是个谜。”
英文流利的克丽斯蒂娜（Kristina）是诗歌节的协调人之一，也是我们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的瞎子领路人。她事后跟我说，帕拉和聂鲁达不同，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和外界打交道，这次能见到他真是幸运。
从帕拉家开车约半小时，来到聂鲁达的黑岛故居。聂鲁达有3处故居，一处在他出生的港口城市帕拉尔，一处在圣地亚哥，一处就是黑岛。黑岛非岛，原是一片荒凉的海滩。1939年底聂鲁达从欧洲回到智利，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于是从一个上校手里买下了这块约半公顷的地皮，连同一栋小石头房子。对面海中有个小岛呈黑色，聂鲁达就把他的领地称为“黑岛”，这一命名延续至今。
房子不够用，聂鲁达在一个泥瓦工的帮助下，边设计边施工，终于在海边建起这栋约300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周围种满各种花草。这是他最喜欢的住处，在此度过晚年。我想起他的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多好的书名，既简朴又寓意深远。可这“居所”的奢侈程度还是让我吃了一惊。要说他外交官出身，怎么可能维持这样的生活？他是一个疯狂的收藏家，包括木雕、面具、工艺品、贝壳和酒具。客厅戳著个渔船上的守护女神，丰乳肥臀，目光如炬，面对著大海。聂鲁达是个旱鸭子，却自幼有个水手梦，不，是船长梦，他的一本诗集就叫《船长之歌》，是写给他第三任妻子马蒂尔德的。这房子就有如一艘搁浅的船，聂鲁达就是那梦想中远航的船长。
(待续)
随著机长报告，飞机开始降落。大地倾斜，安第斯山脉缓缓流动，彷佛再现亿万年前地壳的变迁。安第斯山纵贯南美洲，全长90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圣地亚哥机场。与其他国家旅客不同，持美国护照的一律要缴100美元的“买路钱”，我琢磨这是在为美国政府赎罪。
10月下旬是智利的春天，路边鲜花怒放。高楼大厦隐隐闪现在地平线上。在旅馆办登记手续时，有个戴红围脖的人一边跟我打招呼，一边用微型摄像机对准我。他自我介绍他叫哈罗德（Harold），哥伦比亚诗人，90年代在北京当过外国专家。他的过度热情外加摄像机的围追堵截，让我无处躲藏，只好倒退著上楼梯。他大声说，在他办的文学网站上有我的诗，让我上网查查。
参加本年度智利诗歌节的诗人来自20多个国家，主要是西班牙语世界，美国、日本、中国各一，装点门面而已。第二天早上我们乘大轿车去聂鲁达故居。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兹（Tomaz）和我同座，邻座是智利诗人萨吉欧（Sergio），我们以前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见过。国际诗歌界是个大家庭小圈子，走亲串户，低头不见抬头见。
海的气息，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海的激动。诗歌节主任何塞(Jose)突然站起来宣布：“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我们马上要路过帕拉的家，他在等著我们。”什么什么？我连忙问旁边的托马兹，是哪个帕拉。他说：“当然是他，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只有一个。”可我明明记得，至少有3本国内出版的外国诗选，都提到帕拉于1973年政变后被关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编者还在帕拉的生卒年月一律标明1914年—？这问号深深印在我脑袋里。帕拉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54年出版诗集《诗与反诗》轰动了拉美文坛，是继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后最重要的智利诗人。
大轿车在一栋石头房子前停下。帕拉身穿黄色旧棉衣，在门口跟大家一一握手。他个儿不高，帆布帽下的眼睛锐利如鹰；即使微笑，都有一种帝王的威严。掐指一算他今年91岁了，却如此健硕，真是生命的奇迹。轮到和我握手，他突然用中文说“北京饭店”。我知道他多年前去过中国，那年头老外别无选择，只能住北京饭店。
穿过客厅来到后花园。他的房子坐落在山坡上，临海，巨浪拍岸，溅起白色水雾。我和他合影时，他又蹦出几个中文词“茅台”、“乾杯”、“周恩来”。这几个中文词，大概能拼出他在北京的生活场景：那准是70年代初，所有活动都是官方安排的，范围仅限于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之间。转念一想，这其实就是他的诗学：把单蹦的词并置在一起，不需要什么连缀。
帕拉和聂鲁达是好朋友。他的《诗与反诗》首次朗读就是在聂鲁达圣地亚哥的住所，还有不少诗作是在聂鲁达的黑岛别墅写成的。他俩相差10岁。聂鲁达代表了南美现代主义抒情诗时代的高峰，而帕拉则是这一时代的终结者。这种背景复杂的友情，也许恰好证明了南美诗歌链条环环相扣的传承关系。在《新英格兰评论》一篇访谈中，问及怎么看聂鲁达，帕拉坦然回答：“毫无疑问，聂鲁达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或许达到诗歌所能企及的高度。而他则是个19世纪的人。”
帕拉的“反诗”多少与他的职业有关。他年轻时在布朗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后来回智利教书。科学上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他意识到诗歌应该和真问题，诸如文化、政治与宗教的现实打交道。他的诗歌原则是简洁，以俗语口语入诗，避免隐喻象徵，反对欧化倾向。帕拉这样阐释他的“反诗”：“反诗不过是超现实主义的活力强化的传统诗歌□□即所谓本土的超现实主义□□来自我们所属的国家及大陆的心理与社会的观点，做为真正的诗歌理想，它应是日与夜婚姻的孩子，反诗范围所庆祝的，并非黄昏的新形式，而是新型的诗歌黎明。”
告别时，我要给他在房前的花丛中拍照。两条狗围拢过来跟他亲昵，他抚摸它们。我发现在他家门上有歪歪斜斜的“反诗”（ANTIPOESIA）字样的涂鸦，问他是谁写的。他耸耸肩说：“那肯定永远是个谜。”
英文流利的克丽斯蒂娜（Kristina）是诗歌节的协调人之一，也是我们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的瞎子领路人。她事后跟我说，帕拉和聂鲁达不同，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和外界打交道，这次能见到他真是幸运。
从帕拉家开车约半小时，来到聂鲁达的黑岛故居。聂鲁达有3处故居，一处在他出生的港口城市帕拉尔，一处在圣地亚哥，一处就是黑岛。黑岛非岛，原是一片荒凉的海滩。1939年底聂鲁达从欧洲回到智利，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于是从一个上校手里买下了这块约半公顷的地皮，连同一栋小石头房子。对面海中有个小岛呈黑色，聂鲁达就把他的领地称为“黑岛”，这一命名延续至今。
房子不够用，聂鲁达在一个泥瓦工的帮助下，边设计边施工，终于在海边建起这栋约300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周围种满各种花草。这是他最喜欢的住处，在此度过晚年。我想起他的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多好的书名，既简朴又寓意深远。可这“居所”的奢侈程度还是让我吃了一惊。要说他外交官出身，怎么可能维持这样的生活？他是一个疯狂的收藏家，包括木雕、面具、工艺品、贝壳和酒具。客厅戳著个渔船上的守护女神，丰乳肥臀，目光如炬，面对著大海。聂鲁达是个旱鸭子，却自幼有个水手梦，不，是船长梦，他的一本诗集就叫《船长之歌》，是写给他第三任妻子马蒂尔德的。这房子就有如一艘搁浅的船，聂鲁达就是那梦想中远航的船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