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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启动申遗
日期: 17年07月4期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项持续时间2000多年、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多起点、多航线,具有不同历史年代的地位和作用,其历史遗产自然纳入“世遗”委员会的视野。

1992年,泉州开始筹划申遗,2001年上报国家文物局。2003年,国家文物局同意广州等地递交的捆绑申遗方案。2006年12月,泉州、宁波、广州三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至2012年11月,联合申报城市数度扩增至九座城市,并再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截止2014年,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共计九座城市,50个遗产点。根据申遗日程,2015年完成准备工作,2016年正式送交世遗大会审议。

2016年3月2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泉州、广州、宁波、南京共同推进海丝申遗工作。9月9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的海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上,明确泉州、广州、宁波、南京、漳州、莆田、丽水、江门8个城市共31个遗产点列入首批海丝申遗点,阳江市“南海1号沉船及沉船点”作为关联点。其中,泉州列入海丝申遗的首批遗产点有14个,申遗点数量最多。广州有6处史迹点入选申报名单,数量在国内各申遗城市中位居第二。

泉州: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江口码头和真武庙、洛阳桥、天后宫和德济门遗址、梅岭德化窑遗址、开元寺、清净寺、草庵、清源山、伊斯兰教圣墓、土坑村、九日山摩崖石刻

广州: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光孝寺、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南海神庙及码头遗址

宁波:永丰库遗址、保国寺、天童寺、上林湖越窑遗址

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郑和墓、浡泥国王墓、洪保墓

漳州:南靖东溪窑遗址、平和南胜窑址

江门:大洲湾遗址


海丝主要港口

广州

古称番禺城,自秦汉起,得山海之利,地控珠江三江入海,海陆相交的地缘地理条件,使广州成为岭南乃至两广地区两千年来的地缘中心。地缘中心的地位以及鲜明的海洋属性,让作为中国的“南大门”的广州成为印度洋地区及南海等国家商船到达中国贸易必先到的港口,所以 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古称“广州通海夷道”。

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明清两代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

明清两代,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78年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历史优势和渊源,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招商的大舞台。随着航运业的大船化趋势对深水港的要求,广州港也由河港转为海港,主力港由黄埔港移至珠江口几何中心的南沙深水港。

永定初溪土楼群

泉州

泉州,西方称之外号“刺桐”(zaitun),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峰期(12-14世纪),也是古代中国在中外贸易中居主导地位的时期,泉州作为东西洋间国际贸易网的东方支撑点,占有重要独特的历史地位,是当时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致志寻找东方新航路,在意外发现美洲时还认为终于到了泉州。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主港仍是泉州,但元朝民族等级残酷。元后期,中央朝廷的权力斗争波及到这利益攸关的第一大港,导致长达十年的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港受到重创。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市舶司移设福州,标志着泉州港四百年的外贸港地位的终结。

西方学者在整个19世纪都在争论,那个曾经在12-14世纪无比繁荣为西方所津津乐道的zaitun(刺桐)究竟在哪里。直到1918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问世,zaitun即泉州才成定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2007年轰动一时整体打捞,始发泉州沉没于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南宋沉船,再次验证了当年泉州港的繁荣。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泉州、厦门、金门、钓鱼岛、澎湖及台湾。 古泉州港有“四湾十六港”之称。“四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湄洲湾,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从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海丝名港。

宁波

宁波,古称明州。位于中国南北海运航线的终端,通江达海,辐射内陆。浙东运河将宁波与钱塘江连接起来,隋朝开通大运河后,浙东运河又成为大运河的自然延伸段,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南北水运动脉,宁波则成为大运河出海口。通过钱塘江、长江、大运河等众多水系,使宁波港的辐射力拓展到众多内陆省份。

宁波的海外交通始于东汉晚期。唐长庆元年(821)明州迁治三江口后,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修杭甬运河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明州成为中国港口与造船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跻身于四大名港之列。日本遣唐使先后四次在明州登陆入唐。明州商团崛起,越窑青瓷远销世界各地。中国的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进出港。

宋元时期,明州港是中国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北宋淳化二年(991)始设市舶司,成为中国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同时也始通东南亚诸国。两次受旨打造“神舟”,造船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明代海禁,宁波港衰落,但宁波港仍是中日官方勘合贸易的唯一登陆港,而宁波双屿港一度是浙江乃至江南最大的私商港。

清代设在宁波的浙海关是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之一。

汕头南澳岛


南京

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建康(今南京)为起点的东海航线,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15世纪,南京成为郑和下西洋造船基地和始发港,见证了海上丝路最后的辉煌。


福州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泊地之一,肇始和奠定了对外商贸格局,推动繁荣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扬州

从空间地理上来讲,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因为其在中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长时间成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

扬州则借其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兼得江、河、海运之便。扬州是漕运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8世纪中期商业经济地位跃居全国首位。

蓬莱

蓬莱(登州),唐代以前为天然良港,宋庆历二年(1042)设“刀鱼寨”,明洪武九年(1376)建蓬莱水城。蓬莱水城及蓬莱阁,作为一个整体完整体现了古代登州港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蓬莱(登州)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东北亚交流的纽带,受到历朝历代政府的重视。

连云港

连云港古称海州,西元前219至西元前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等数千,于琅琊郡古朐港东渡日本,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首次航海。隋唐以后,海州成为大唐帝国和新罗、日本交往的重要城市。在清朝统一台湾之后,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与广州、漳州、宁波、四地,于康熙23年被指定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称为“四口通商”。

徐闻

徐闻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发祥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港出海,经过日南郡(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和黄金等物,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

西汉时,徐闻和申遗城市中的北海同属合浦郡,郡治一度位于徐闻。后世由于政策区划变迁,分属广东湛江和广西北海管辖。

北海

北海(合浦)对外开放历史源远流长。北海(合浦)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合浦郡,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海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中外通商往来的重要门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

海丝主要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是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南海航线主要是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宋朝之前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 进出港,南海航线则主要由广州 进出港。

南海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阿拉伯是最关键的缔造者。

丝绸之路的西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或西欧。罗马帝国和汉朝之间也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之间的往来,全通过阿拉伯等中间商进行交易,西欧人想要获得中国丝绸瓷器都要通过阿拉伯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

宋朝中期以后,朝廷出于贸易营收依赖等原因支持鼓励海运,国家和商业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海商成功地参与到被阿拉伯垄断的海洋贸易中。在此后几百多年里,开创出一个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

宋元时代的欧亚大陆展开了前未所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已经形成了“小全球化”的活跃海丝贸易网络。

蒙元兴起,元朝辽阔的版图第一次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接壤,第一次使欧洲人穿过阿拉伯人的帷幕与中国人直接交往贸易。海路陆路全畅通,马可·波罗从陆路来海路回,并不是偶然的。

元朝崩溃,奥斯曼土耳其崛起,再次在欧洲人的东面形成了穆斯林帷幕。这一切阻隔迫使欧洲人热切寻找通往东方新航路、从而引发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大航海。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

东北亚航线

东北亚丝绸之路,是指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水路交往十分方便。

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已成中日佳话。日本古史记载,西汉时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也经海路东渡日本。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最早传到朝鲜,并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东海航线,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中国文化随之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饮茶习俗等。中国文化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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