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2017年3月末引爆大陆舆论场的山东“于欢案”，于北京时间5月27日，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涉案各方切割处理
从5月26日集中释放的信息来看，山东官方针对曾经围绕在于欢案周围的争议，尤其是“官”（当地警方）、“黑”（当地黑社会组织）、“民”（于欢及其母姐）分别作了“切割处理”。
针对“官”，山东检察院5月26日调查结果，称两名出警民警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因为出警民警“对现场十余名讨债人员采取口头制止和警告措施，针对现场人员众多、警力不足的情况，及时拨打电话请求增援”。
针对“黑”，即当时胁迫于欢及其母亲的当地和社会组织，同样在5月26日，山东讯聊城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将“冠县吴学占等人涉嫌违法犯罪案件,山东省公安厅于2016年5月25日挂牌督办,由聊城市公安局指定东昌府分局异地立案侦办,现吴学占团伙涉案的18名成员除杜志浩死亡外,其余17人全部落网”。
针对“民”，仍然是在26日，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称，该市公安部门破获苏银霞（于欢母亲）、于家乐（于欢姐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称该案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
而5月26日二审审理的“于欢案”，则是整个事件的风暴眼。
通常而言，威权国家难以产生高度的信任，但是中国却恰恰相反。不过这种高信任感正在被“于欢案”一类案件消磨（图源：VCG）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于欢案的判决显然与人们所秉持的基本基本伦常相违背，尽管从法律技术角度，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罔顾犯罪行为是在绝望情况下的人性自然反应，冷血生硬地予以判决，显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判决。对此，大陆网络上多数民众感到不忿和不安。
2016年4月14日晚10点，山东聊城母子苏银霞、于欢二人在苏银霞经营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厂区内，被十余位高利贷催债者侮辱、并被阻止离开。冠县警方到达现场后，迅速离开，双方再度冲突，于欢刺死一人、刺伤三人。11月21日，检察院对于欢提起公诉。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于欢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3月，《南方周末》首先报道此案，25日即引爆中国大陆舆论，称之为“辱母杀人案”。
如何应对“不信任”的挑战
尽管因为山东省高层甚至中央层面的介入，让于欢案后续的调查结果相比之前更让人有了信服力，但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是——中国民众仍然不相信，从舆论的宏观面上讲，因为“于欢”一类案件所造成的巨大鸿沟，中国民众对待政府的不信任感正在与日俱增。
“于欢案”之所以在3月份能够引发关注，在于案件中强烈释放的两个信息——其一警察不作为，甚至涉嫌失职。面对暴力催债团伙的非法行为，警察现场的不干涉等同于“纵容”。其二是当地法院的判决无法服众。
警察和法院，作为国家的执政机器，一旦失去大陆民众的信任，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作为一个没有普遍选举制度的国家，中共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源于中国民众的信任。
在社会学者的研究中，“普遍信任”经常被拿来作为政权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所谓“普遍信任”，是指对特定社会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一般化信任，非因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定；一个社会中普遍信任的水平高低通常被认为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社会学者通常认为，具有成熟公民社会的民主国家中，普遍信任水平会较高，威权国家则难以产生高度的普遍信任。
然而，中国始终处于一个让研究者尴尬的境遇，因为诸多相关调查显示：中国人有着相当高的普遍信任水平。不仅中国人的普遍信任水平呈现例外，中国人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也远高于其他威权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调查中往往获得令人惊异的正面评价。
对于普遍信任的来源，学界通常认为，最终要的是制度来源，认为可靠的国家机构能加强信任感，促进合作，提高人们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承担风险的意愿。简而言之，就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带来的发展红利和政府的执行力，让民众对中共充满信任感。
但是，这种用了数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却在网络社会，伴随“于欢案”一类的案件整被渐渐消磨。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庞大的中共政权面前，“于欢案”不是一个大案件，中国的官僚们，从来未将这个案件视为“挑战”。
历史总是带来警示，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联民众并未表现出过度的高兴和悲伤，因为在苏联末期，民众已经对政府不感兴趣，对领导人不寄予希望，已经完全厌倦了政府的“空头承诺”。用中国一句古语就是“哀默大于心死”。
同样，在中国，“于欢案”一类事件导致民众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这种不信任感叠加之后在舆论场上就体现为出现大量对于中国命运和未来的哀叹，这种“无能为力”带来哀叹最终或许会带来“苏联式沉默”，导致政权瓦解之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当经济增速进入平稳期后，如何通过作为赢得更多的“信任感”，是摆在中国政府前的挑战。
涉案各方切割处理
从5月26日集中释放的信息来看，山东官方针对曾经围绕在于欢案周围的争议，尤其是“官”（当地警方）、“黑”（当地黑社会组织）、“民”（于欢及其母姐）分别作了“切割处理”。
针对“官”，山东检察院5月26日调查结果，称两名出警民警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因为出警民警“对现场十余名讨债人员采取口头制止和警告措施，针对现场人员众多、警力不足的情况，及时拨打电话请求增援”。
针对“黑”，即当时胁迫于欢及其母亲的当地和社会组织，同样在5月26日，山东讯聊城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将“冠县吴学占等人涉嫌违法犯罪案件,山东省公安厅于2016年5月25日挂牌督办,由聊城市公安局指定东昌府分局异地立案侦办,现吴学占团伙涉案的18名成员除杜志浩死亡外,其余17人全部落网”。
针对“民”，仍然是在26日，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称，该市公安部门破获苏银霞（于欢母亲）、于家乐（于欢姐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称该案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
而5月26日二审审理的“于欢案”，则是整个事件的风暴眼。
通常而言，威权国家难以产生高度的信任，但是中国却恰恰相反。不过这种高信任感正在被“于欢案”一类案件消磨（图源：VCG）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于欢案的判决显然与人们所秉持的基本基本伦常相违背，尽管从法律技术角度，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罔顾犯罪行为是在绝望情况下的人性自然反应，冷血生硬地予以判决，显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判决。对此，大陆网络上多数民众感到不忿和不安。
2016年4月14日晚10点，山东聊城母子苏银霞、于欢二人在苏银霞经营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厂区内，被十余位高利贷催债者侮辱、并被阻止离开。冠县警方到达现场后，迅速离开，双方再度冲突，于欢刺死一人、刺伤三人。11月21日，检察院对于欢提起公诉。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于欢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3月，《南方周末》首先报道此案，25日即引爆中国大陆舆论，称之为“辱母杀人案”。
如何应对“不信任”的挑战
尽管因为山东省高层甚至中央层面的介入，让于欢案后续的调查结果相比之前更让人有了信服力，但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是——中国民众仍然不相信，从舆论的宏观面上讲，因为“于欢”一类案件所造成的巨大鸿沟，中国民众对待政府的不信任感正在与日俱增。
“于欢案”之所以在3月份能够引发关注，在于案件中强烈释放的两个信息——其一警察不作为，甚至涉嫌失职。面对暴力催债团伙的非法行为，警察现场的不干涉等同于“纵容”。其二是当地法院的判决无法服众。
警察和法院，作为国家的执政机器，一旦失去大陆民众的信任，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作为一个没有普遍选举制度的国家，中共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源于中国民众的信任。
在社会学者的研究中，“普遍信任”经常被拿来作为政权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所谓“普遍信任”，是指对特定社会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一般化信任，非因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定；一个社会中普遍信任的水平高低通常被认为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社会学者通常认为，具有成熟公民社会的民主国家中，普遍信任水平会较高，威权国家则难以产生高度的普遍信任。
然而，中国始终处于一个让研究者尴尬的境遇，因为诸多相关调查显示：中国人有着相当高的普遍信任水平。不仅中国人的普遍信任水平呈现例外，中国人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也远高于其他威权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调查中往往获得令人惊异的正面评价。
对于普遍信任的来源，学界通常认为，最终要的是制度来源，认为可靠的国家机构能加强信任感，促进合作，提高人们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承担风险的意愿。简而言之，就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带来的发展红利和政府的执行力，让民众对中共充满信任感。
但是，这种用了数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却在网络社会，伴随“于欢案”一类的案件整被渐渐消磨。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庞大的中共政权面前，“于欢案”不是一个大案件，中国的官僚们，从来未将这个案件视为“挑战”。
历史总是带来警示，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联民众并未表现出过度的高兴和悲伤，因为在苏联末期，民众已经对政府不感兴趣，对领导人不寄予希望，已经完全厌倦了政府的“空头承诺”。用中国一句古语就是“哀默大于心死”。
同样，在中国，“于欢案”一类事件导致民众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这种不信任感叠加之后在舆论场上就体现为出现大量对于中国命运和未来的哀叹，这种“无能为力”带来哀叹最终或许会带来“苏联式沉默”，导致政权瓦解之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当经济增速进入平稳期后，如何通过作为赢得更多的“信任感”，是摆在中国政府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