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社论/文
别让曹德旺“跑了”的喧扰声中，声明自己没有跑也不会跑的曹德旺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我们应该思考，曹德旺为什么要跑？由于耗资10亿美元在美国设厂，并公开表示“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一向率直的曹德旺这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恐怕他本人也未曾料到。但是他坚持，自己是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设厂，既是市场和客户需求使然，也是这家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一部分。了解清楚这一点并不复杂。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福耀玻璃65%的营收在中国，曹德旺跑不了；同样，对于营收占35%而且有可能逐步提高的海外市场，曹德旺走出去的步伐恐怕也不会停止。然而，一句“别让曹德旺跑了”却挑动了暗涌的社会情绪和敏感神经，曹德旺的“双高”言论也被指为“中国经济悲观论”的证明，上纲上线者不乏其人。不能不令人警醒。
毫无疑问，“曹德旺之问”绝非某些人眼中的“抹黑”。中国企业税负与成本高低，最有话语权的本该是企业，因为企业是市场主体，是税负和成本的直接承担者。曹德旺出自自身商业实践给出的分析和结论有相当的代表性。更何况，讨论中国企业税负问题从来都不能只说税不谈费，综合税费成本而论，“太高”并不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多一些谦卑和反思，能够虚心、耐心地听取来自一线企业家的声音，而不是急着反驳和否定。最近几年，决策部门持续减税清费，从去年开始又将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着力点之一，也可以看做对这种企业税负痛感的积极回应。
福耀玻璃是跨国企业，福耀的目标是“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这决定了曹德旺的视野是跨越国界的，资源匹配和商业决策也必然在世界范围内考量。曹德旺之问提醒我们，经济全球化下的竞争，既是企业层面的，也是体制机制层面或者说是政府层面的。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中，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必须考虑跨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实现成本最低和资源配置效率最佳。由此，政府与政府之间体制机制的竞争也渐趋白热化。谁的产权保护做得更到位，创业创新成本更低，税费负担和各类要素成本更低，谁就更有机会吸引投资落地。从去年起，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大局不可逆。中国企业用全球的优质资源对接中国动力是大趋势，中国经济的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企业，全球布局是这些企业打造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曹德旺之问隐含的问题是，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政府究竟能为企业做些什么？尤其是当我们说，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时候。
曹德旺固然不会跑，也跑不了。问题是，在这样一场全球经济竞争中，如果中国不能更有效地保护产权，轻税清费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企业要么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要么在竞争中就难逃败局。曹德旺对此显然是了然于心的，因此他选择大声地说出来，一遍一遍地说。虽然有人觉得曹德旺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当做曹德旺为自己辩白的托词，甚至也有人忙着辩白和反击。我们倒是认为，对于更多沉默者的社会来说，这种看似逆耳的声音更值得尊重和保护。
我们要说，批评本身即是建设，甚至是更重要更难得的建设。这是“曹德旺之问”的最大价值。决策层多次指出，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我们相信，鼓励企业家们大胆地讲问题、提意见，也是发挥企业家作用，尊重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之一。无论言语温和或者激烈，哪怕有时候不乏偏颇，他们仍然愿意跟这个社会公开而理性地对话，我们都该珍视这种表达背后的拳拳之心。企业家的危机感是最强烈的，所以他们常常是风险预警者。曹德旺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然而企业家也是在困难中坚持乐观的一群人——他们最能发现和把握机会。对于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而言，选择公开大声地讲，应该可以看做他们对中国经济投下的信心一票。
别让曹德旺“跑了”的喧扰声中，声明自己没有跑也不会跑的曹德旺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我们应该思考，曹德旺为什么要跑？由于耗资10亿美元在美国设厂，并公开表示“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一向率直的曹德旺这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恐怕他本人也未曾料到。但是他坚持，自己是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设厂，既是市场和客户需求使然，也是这家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一部分。了解清楚这一点并不复杂。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福耀玻璃65%的营收在中国，曹德旺跑不了；同样，对于营收占35%而且有可能逐步提高的海外市场，曹德旺走出去的步伐恐怕也不会停止。然而，一句“别让曹德旺跑了”却挑动了暗涌的社会情绪和敏感神经，曹德旺的“双高”言论也被指为“中国经济悲观论”的证明，上纲上线者不乏其人。不能不令人警醒。
毫无疑问，“曹德旺之问”绝非某些人眼中的“抹黑”。中国企业税负与成本高低，最有话语权的本该是企业，因为企业是市场主体，是税负和成本的直接承担者。曹德旺出自自身商业实践给出的分析和结论有相当的代表性。更何况，讨论中国企业税负问题从来都不能只说税不谈费，综合税费成本而论，“太高”并不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多一些谦卑和反思，能够虚心、耐心地听取来自一线企业家的声音，而不是急着反驳和否定。最近几年，决策部门持续减税清费，从去年开始又将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着力点之一，也可以看做对这种企业税负痛感的积极回应。
福耀玻璃是跨国企业，福耀的目标是“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这决定了曹德旺的视野是跨越国界的，资源匹配和商业决策也必然在世界范围内考量。曹德旺之问提醒我们，经济全球化下的竞争，既是企业层面的，也是体制机制层面或者说是政府层面的。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中，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必须考虑跨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实现成本最低和资源配置效率最佳。由此，政府与政府之间体制机制的竞争也渐趋白热化。谁的产权保护做得更到位，创业创新成本更低，税费负担和各类要素成本更低，谁就更有机会吸引投资落地。从去年起，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大局不可逆。中国企业用全球的优质资源对接中国动力是大趋势，中国经济的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企业，全球布局是这些企业打造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曹德旺之问隐含的问题是，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政府究竟能为企业做些什么？尤其是当我们说，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时候。
曹德旺固然不会跑，也跑不了。问题是，在这样一场全球经济竞争中，如果中国不能更有效地保护产权，轻税清费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企业要么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要么在竞争中就难逃败局。曹德旺对此显然是了然于心的，因此他选择大声地说出来，一遍一遍地说。虽然有人觉得曹德旺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当做曹德旺为自己辩白的托词，甚至也有人忙着辩白和反击。我们倒是认为，对于更多沉默者的社会来说，这种看似逆耳的声音更值得尊重和保护。
我们要说，批评本身即是建设，甚至是更重要更难得的建设。这是“曹德旺之问”的最大价值。决策层多次指出，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我们相信，鼓励企业家们大胆地讲问题、提意见，也是发挥企业家作用，尊重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之一。无论言语温和或者激烈，哪怕有时候不乏偏颇，他们仍然愿意跟这个社会公开而理性地对话，我们都该珍视这种表达背后的拳拳之心。企业家的危机感是最强烈的，所以他们常常是风险预警者。曹德旺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然而企业家也是在困难中坚持乐观的一群人——他们最能发现和把握机会。对于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而言，选择公开大声地讲，应该可以看做他们对中国经济投下的信心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