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占堂

去年十一月，刚刚从日本住院治病归来，接到老同学郎国才的电话，聊了几句，他高兴地告诉我，近来得到了我们恩师张德文老师的近况消息：在厦门休养。我一听万分高兴，在中学读书时，各科老师甚多，因为自己从小酷爱文学，又得到张老师的特别教导，所以十分怀念这位温文尔雅、以身作则、谆谆善诱的恩师，时时想起老师。可是，自己在日本一混三十年，只听说老师从张北一中回了湖南老家教书……

张德文老师。

郎国才还说，张老师给他寄来一册打印的自传体文集，写的是他22年来“右派”和文革中的苦难遭遇。我一听，就说我很想拜读。国才说，我寄给你吧。我说，不用，北京到保定才一个多小时车程，我去取吧。而且中国现在的邮局，平信往往会丢失，而且无法查找，挂号又特慢。

到了保定，住在外甥家，第二天下午郎国才便将张老师的“沉浮”书稿送来了。郎国才告诉我，张老师已从湖南到了厦门女儿家居住，已经84岁，身体很差，还因摔了一跤只得坐轮椅了；老伴儿也患了老年脑障碍病。老师虽然体弱多病，但仍在辛勤耕耘，前几年还出版了几部国学方面的专著，反响很好。

郎国才告诉了我老师的电话，我立即给恩师去电话，我说：“张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殷占堂，您还记得我吗？”张老师声音显得很激动地说：“记得，非常清楚地记得，你还在日本吗？……”聊了一会儿，我怕老师太激动太累就说：“您少说话吧，好好休息，我过两天给您写信。”

张德文老师的著作。

晚上，看过新闻联播之后，便在灯下捧读老师的《沉浮》。我当过兵，性格还挺刚强的人，但是读着老师这本《沉浮》，，不由得泪流满面。张老师青年时代也曾是新中国解放军的一员，他热爱国家热爱党，热心忘我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在北师大中文系攻读时，就因为说了几句真心话，就被戴上了“极右”的帽子，再加上“文革”中的苦难遭遇，22年!人生中的四分之一宝贵岁月，在孤独、鄙视、艰辛的压抑中“夹着尾巴”度过。这是何等的可怜、可悲、可叹含冤中生存着，没有这般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我的好朋友，张家口老乡，原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春元，在天津美院上学时，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打成了右派，发配到保定农村放牛（现在成为著名的画牛大家）。另一位亦师亦友的徐光耀老兄，13岁当兵，打过100多次仗，就因为借给丁玲几百元钱，就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想不开，差点气疯。于是一头扎进了写《小兵张嘎》的世界里，才免了自杀，……

我有时想，如果中国人有一半右派的话，中国早就实现”中国梦“了。所以我在几次讲演中说过，中国有三种人最棒：一是当过兵的、二是下过乡的、三是当过老右的（当然是指这三种人中的大多数）。

从保定回到北京的家，我立即给张老师写信，并寄去我刚出版的《图说太平洋战争》一书和我的画集。张老师很快来了回信（是老师的口述，他女儿打印传到我的电子邮箱中），张老师的《沉浮》只打印了十来部，赠送了想要这部书的友人和学生。于是，我决定自己出资出版这部用心血和泪水写成的书。因为，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知道那段刻骨铭心，非正常的历史。让我们的党和国家铭记教训，以防止再搞什么“引蛇出洞”的阴招……

当年的张北坝上，是十分落后贫瘠的不毛之地，夏天少雨干旱，冬天白毛风雪打在脸上生疼。把“右派”老师发配到张北来，就如同林冲被发配到沧州草料场一样。记得，一位从南方来的高老师发配到张北一中，在欢迎会上说：我来张北之前，听说在这里小便时，要拿着个棍儿，一边尿一边得敲冰棍儿。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爱看报纸，当时什么大作家丁玲、王蒙、刘绍棠、张伯驹、罗隆基等等都是右派，我就心里想：这右派们可是名人、能人，都是学问高深，知识渊博的人，发配到我们校的有五六个人，都是大学毕业时被打成右派的优秀学子。他们有清华的、北师大的、东北大学的、外国语学院的，这些人都倒霉 了，寒窗苦读十几年，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却落得个边塞发配。但是，我们可是沾了大光。由于这批老师教的好，我们学的也好，那些年几批毕业生，考上清华、北大、北师大、天津南开、科技大学、外语学院的学生大有人在。为什么？全是这批右派老师教得好呀！张德文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虽然只有25岁，身体清瘦，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衣服很旧但十分清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虽然少言寡语，但是讲起课来却十分生动深刻，引人入胜。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低沉而清晰，昂扬顿挫，十分传神。记得讲述“白毛女”节选时，他那很带感情的朗诵，特别是喜儿那几句：“乡亲们呀，救救我，死也不进黄家门！”全班的同学们全都掉下了眼泪。

我那时人小心大，酷爱文学，偶尔在张北县报、张家口日报发一两首小诗歌和画的剪纸作品等。在大跃进年月，什么都要跃进，要人们一天写七十二首诗。记得我班同学李如彬，想出一首诗歌，写大跃进炼钢铁砸矿石的小铁锤。

小铁锤砸矿石，
叮叮铛铛砸呀砸，
砸不烂矿石就不叫小铁锤。

他让我看改改，我说，你这不叫诗，叫瞎胡编。
记得我写了一首小诗：题目叫“手”
  
   朵朵美丽的鲜花
   开满我的手上
   看一看这颗颗硬茧
   心头无比舒畅
   从前我那软绵绵的细手
   哪能配上我这双刚劲的臂膀
   如有人问我：“你劳动的怎么样？”
   请看我这双长满茧子的手掌。

没想到，张老师看到我这首小诗，竟然大加赞赏。而且还作为乡土教材，在高五、六班语文课上讲授，从立意、词语、结构、韵律，以及从生活中发掘等等，讲得头头是道，分析的那么精细深刻。我真有点儿飘飘然了，我写作时并未想这么多，诗写的并不怎么好，还是老师讲课的水平高。这首小诗在“诗传单”上发表后，我至今保存着，也算对恩师一点点感激和怀念吧。

张老师不但文学修养高，课讲得也好，而且绘画、写美术字、唱歌都很拿手。庆新年的班会上，大家一个劲儿鼓掌让老师唱歌，老师唱了一首湖南民歌，声音低沉、委婉、动听。同学们使劲儿鼓掌，都十分惊奇：平常沉默寡言的张老师还真有两下子。

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课外美术组，记得组员有我、刘太平、刘稚英等爱好美术的同学。因张老师不但会写大大的美术字，还会画画，自然成为我们的“最高领导”。大跃进年月，上课也不太正常，成天到大街上写吹牛大标语，画漫画：一个大南瓜上站着几个小朋友、一棵白菜长得顶到天上的云彩。有时候我们还被邀请到某个单位绘制壁报，内容多为争上游，比干劲儿。谁要是先进者就画个坐喷气式飞机图，谁要是落后就画一个人骑个老黄牛。有时夜里加班画，人家就给每人发一个坝上特产的“红糖月饼”，大家都高兴的狼吞虎咽。可是张老师那一份，常常给饭量’大的同学吃，同学问：老师您怎么不吃？老师笑笑说：“我不饿……”

当时张北一中发配来五六位“右派”老师，张老师是最受同学尊敬爱戴的老师之一。在张老师的指挥下，我们的业余文娱活动搞得红火热闹，经常举办文艺晚会，张老师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所以从编剧、导演、美工、音响全包了。记得，我们演过相声、诗朗诵。在歌剧《三月三》中，我扮演叛徒吴宝才，至今我还记得几句唱词：“吴宝才呀吴宝才，你的运气天上来，红酒白酒喝了一个饱，一百块大洋揣在怀……”一出场，我拿个酒瓶子，要做出酒醉东倒西歪的样子。当时才十六七岁，做不出酒醉的形态，张老师就亲自指导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耐心地教。
最轰动的是张老师编剧、导演的话剧《青春之歌》，从高中几个班里挑演员，主角林道静是高四班安玉兰，林红由崔凤云扮演，卢嘉川是我班的孔庆山，我呢又是叛徒的角色——戴瑜，林道静之父是后来考上清华大学的杨德清。《青春之歌》不但在学校礼堂几次演出，还到县政府礼堂公演过，当时条件较差，服装大都是借来的。记得林道静夜晚与父亲争吵、出逃那场戏，风雨交加，雷声大作，张老师让我削了几种薄竹片，钻个眼儿，再用绳拴牢，几个同学在幕后使劲儿抡，发出嗡嗡、呜呜的声响特像自然界的风声。雷声是找来几块薄厚不一的铁板，几个同学在上边踩踏，有高有低还真像雷鸣之声，闪电是怎么搞的，记不清了。

观众席上有县政府、教育局领导，观众座无虚席，演出非常成功，掌声不断，只是在最后逮捕戴瑜时出了点儿小差错。演出前，我找了一个小橡皮吹子（吹仪器灰尘用的工具），里面吸了不少水，藏在我戴的礼帽中，王凤林同学扮演革命者，他拿着手枪对我演的叛徒大声说：“你这个叛徒，不许动，我代表人民……”他突然禁不住笑出来，原来他拿枪一指，我要配合他一边哆嗦着，一边用左手按压礼帽中的橡皮吹子，原本想着让皮吹子里的水一滴一滴从脸上流下来（表示汗水），没想到一挤压水哗哗地从脸上流了下来。王凤林一看就想笑，说不出我代表人民逮捕你的完整套话。我是一边装着哆嗦，一边悄悄说，你快说呀，我快哆嗦的坚持不住了……

演出结束，我想总得挨导演张老师的批评，因为舞台挺高，除了前排观众，后排是看不到这些细节的，张老师只是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应该事先跟我商量一下。”这事就算过去了。

高考作文是一大项，张老师有多年教语文的经验，又善于分析，所以高考前，给我们出了不少作文练习题。记得高考作文题是：“我最尊敬的人”，一看题目特高兴，这不是张老师让我们练习过的题目吗？于是，轻车熟路，几乎是一挥而就。我们61年那届，上级硬性规定让全部报考理工学科，这一下可抓瞎了。因为，我还有一部分同学不喜欢理工科，酷爱文史。于是就以我为中心，向上写信反映。可是久久不见回音，只好硬着头皮复习烦人的数理化。可是临高考20多天时，可以考文科的消息才来。一下子有二十几名同学又转报文史科，大家抓紧复习文史各科……

我从小就梦想当记者、作家，所以第一志愿是人大新闻系，结果却落到了张家口师范学院中文系。心中非常懊恼，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大学期间也是整天埋在图书馆里看书。就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报名参了军，心想到部队可以体验生活，实现写作梦想。在一次调动工作时，部队首长让我自己拿着档案袋去报到，档案袋的口袋就是高考时的粗糙的大信封袋，一看在第一志愿中，盖着人大新闻专业录取章，又看了各科成绩，我粗略算了一下，各科平均分数是86分，这在当时可算是高分了！为什么从人大一下子掉到“沙大”（张家口师院在沙河路，人民戏称“沙大”）原因是，政审不过关。高考前，我们班主任任老师一再强调：你们家庭、社会关系有什么填什么，千万不能隐瞒，查出来可就坏了……小青年单纯，我便为了表现忠实，搜肠刮肚。听舅舅说，我的舅老爷是“历史反革命”（后来也平反了），我就给填上了。实际上表舅徐亮是38年入伍的老八路，表姨徐玉梅是烈士，我都没填，偏填了一竿子打不着的舅老爷，害得我没上成“人大”。那个极左年代，我算比较幸运的了，我班学习优秀生张富因地主出身，没让参加高考回家种地去了。前文提到的郎国才，很有才，上学时就在《河北文学》上发表过诗歌，就因为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就不让参加高考，回乡当了十九年代课教员。我班的女生钱大章学习品德全优，也是因为父亲当过伪职员而失去高考资格，可是，她这个四川女孩儿，硬是连续高考三年，终于考上了一所医学院，现在没有什么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之类说法，只要你好好学习，凭本事就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要珍惜呀！

一晃五、六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少男少女都已成为老头儿老太太。，学生就像一颗颗小树苗苗，老师就是辛勤热心的园丁，是他们日夜操劳，浇水，修枝，呵护才使我们长大成才，为国家做出贡献。我父亲曾经教导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那一代的学生，真是从心里热爱、敬重我们的恩师。春节前夕在北京的老同学安玉兰，崔风云，赵振纪，保定的郎国才，石家荘的孔庆山，在我家欢聚我将张老师的来信给大家念了一遍，知道老师体弱有病又临近春节，为了表示作弟子一奌孝心大家决定每人拿出一千元，第二天我,便给老师寄去了，老师很快来电说，你们的深情厚谊使我十分感动也很不安。我说，老师就是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子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

为老师策划这本《沉浮》时，我给一些老同学去信去电，请他们写一些回忆老师的文章，向84岁的张老师表示敬意。没想到，一呼百应大家都急忙写了感人的文章，只可惜，我出国多年，很多同学都联系不上，查找了通讯录，很多电话也打不通了，很可能是有变化了，或搬家了。以后如有机会再版时增加吧。作为责编的我，十分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援。可惜的是，本书没有收录到张老师北师大同学的文章。

我的好友李松樟是香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听说我为老师出书，，还特地为此书设计了精湛的封面，在此，一并致谢。

张老师最近来过一封信，让我将书寄往北大、北师大、张北一中、国家图书馆等处，我一定照办，张老师在台湾出版的五六部国学著作，我也尽力设法在大陆或日本活动一下，力争出版。张老师，我们的恩师，您就好好保养身体，发挥余热，再写几本书，将22年损失的岁月，找补回来。我们几位同学已约好，夏天去厦门看望您，给您祝寿！

占堂

2015年2月24日草
2016年夏改抄
照片1: 张德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