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综合消息 今年1月3日，日本经济企划厅(现内阁府)前长官宫崎勇逝世，享年92岁。宫崎勇的追悼会，17日在东京都内召开。追悼会上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特发来唁电以表悼念。朱镕基在唁电中写道，宫崎为推进日中友好与经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并表示，“为能够拥有像他这样的友人而感到骄傲”。了解两人之间友好交流的中国研究者表示，“朱镕基在时任总理的最艰难时期，曾参考宫崎先生给出的建议”。
共同社指出：退职的中国前领导人在日本前内阁成员去世时致送悼词并不多见。在日中关系改善不见进展的状态下，这一反映两国经济交流之深的逸事或将引人关注。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内媒体上其实不乏对宫崎勇先生的报道，1987年《管理世界》双月刊就曾登载过宫崎勇的文章《世界经济·美国经济·日本经济》。国内媒体对于这位日本前内阁成员、著名经济学家最为翔实的一篇报道是登载于《日本学刊》的《走进宫崎勇先生》，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云方。
“宫崎先生1923年生于日本九州的佐贺。少年时代在故乡度过。佐贺素朴的人情、古老的文化，对他的成长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许是他的经济学里多了一层他人所少有的福利说和裁军说的一个缘故吧！”文章写道。
从宫崎勇的履历看，从求学到工作，他一直未离开经济实践领域。1947年宫崎勇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便被选拔到刚刚组建的“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划厅前身)工作。其后，除了赴国外深造和工作外，他一直活跃在经济企划厅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研究第一线。1995年，出任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
在日本，论及战后经济学派时，人们习惯把它分为两类：一类属政府部门的，人称官厅经济学派;一类属民间部门的，人称学院派，或理论经济学派。宫崎勇则是官厅经济学派最正统的继承者。
宫崎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倾斜式生产主要制定者，也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这怎么理解呢？战败之后的日本用美国提供的粮食和战前储存的原材料，采用“倾斜经济”的手法，从战败的一片创痍中开始恢复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能力。日本在1953年就已经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接下来的发展战略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经济是不可能永远高速度增长下去的，但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智囊认为如果使用减税和降息的杠杆，抓住技术革新所产生出来的需求，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1%。池田勇人支持和采纳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的这种理论，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到1964年期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1.7%、7.5%、10.4%和9.5%。宫崎勇就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论部分的执笔负责人。
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宫崎勇又适时地拿出调整结构、节省能源的政策方案，令日本经济创出一条轻、薄、小，技术密集型，节省能源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日本经济80年代之所以达到巅峰状态的重要基础。
曾有人总结宫崎的经济学有3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中产阶层说、结构说和阶段说。其中，中产阶层说的具体做法是实施年功序列、终身雇用制度和收入倍增计划。冷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虽然竞争冲击了年功序列和终身雇用制度，但是,其历史的巨大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日本社会成为西方国家中最稳定的社会，其中奥秘正在于此。
宫崎勇参与了战后日本众多的经济决策，宫崎是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出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论部分执笔负责人。中日两国成立了经济知识交流会后，他曾作为核心成员参加，并通过该交流会，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改革建言献策。为从文化大革命混乱，转型走向改革开放，重建中国经济的30多年做出了巨大努力。在交流会上，宫崎结识了此后成为总理的朱镕基，《走进宫崎勇先生》一文写道，1997年，时任日本行政改革代理委员长的宫崎来到北京，他向朱镕基总理详细地介绍了日本行政改革的构想，提出行政改革促经济发展的结构效应说。翌年，宫崎来京，朱镕基总理对他说：“宫崎先生，我总是拿阁下推行的行政改革来激励、督促大家加快机构改革的步伐，看来效果颇佳。”
朱镕基在上述访谈中也曾明确表示，中国很多改革的做法，比方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日本的政策受到启发的。
不过，以宏观经济分析见长的宫崎勇多次强调，中国不能照搬日本的经验。他还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关于中国需要扩内需，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1998年出任朱镕基总理后与朱镕基加深了交往。2000年9月，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共同采访了朱镕基总理，在那次采访中，宫崎勇不仅向朱镕基总理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加强经济合作等问题，还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
采访最后时间段，宫崎勇说，我想问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不知你能否回答：您的政治活动的能量从哪里来？你有没有可靠的保持健康的方法？
朱镕基总理回答说，你的年纪比我大5岁，但是你看起来比我年轻得多。我应该向你请教健身法，而不是你来向我请教健身法。希望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能够像你就很好了，可惜恐怕做不到，没有你这么好。
宫崎勇接道：对不起，总理的生日是10月23日，我是28日，不讲年份，还是我比你年轻。我所尊敬的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抽烟很凶，还喝咖啡，我担心他的身体。我对朱总理献身于工作深受感动，但是你的身体不只是你自己的，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请你多加保重！
朱镕基则答道：谢谢，谢谢你非常诚恳的谈话。
即使在退休后，宫崎也几乎每年都会拜访朱镕基，以叙旧交。
共同社报道说,朱镕基的悼词还称赞宫崎为中日友好作出的杰出贡献将铭记史册，对拥有这样的友人感到自豪。
熟悉中国外交的相关人士分析说，悼词“应该获得了中国领导集体高层的认可，可被视作包含了期待今后与日本经济合作的讯息”。
共同社指出：退职的中国前领导人在日本前内阁成员去世时致送悼词并不多见。在日中关系改善不见进展的状态下，这一反映两国经济交流之深的逸事或将引人关注。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内媒体上其实不乏对宫崎勇先生的报道，1987年《管理世界》双月刊就曾登载过宫崎勇的文章《世界经济·美国经济·日本经济》。国内媒体对于这位日本前内阁成员、著名经济学家最为翔实的一篇报道是登载于《日本学刊》的《走进宫崎勇先生》，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云方。
“宫崎先生1923年生于日本九州的佐贺。少年时代在故乡度过。佐贺素朴的人情、古老的文化，对他的成长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许是他的经济学里多了一层他人所少有的福利说和裁军说的一个缘故吧！”文章写道。
从宫崎勇的履历看，从求学到工作，他一直未离开经济实践领域。1947年宫崎勇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便被选拔到刚刚组建的“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划厅前身)工作。其后，除了赴国外深造和工作外，他一直活跃在经济企划厅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研究第一线。1995年，出任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
在日本，论及战后经济学派时，人们习惯把它分为两类：一类属政府部门的，人称官厅经济学派;一类属民间部门的，人称学院派，或理论经济学派。宫崎勇则是官厅经济学派最正统的继承者。
宫崎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倾斜式生产主要制定者，也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这怎么理解呢？战败之后的日本用美国提供的粮食和战前储存的原材料，采用“倾斜经济”的手法，从战败的一片创痍中开始恢复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能力。日本在1953年就已经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接下来的发展战略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经济是不可能永远高速度增长下去的，但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智囊认为如果使用减税和降息的杠杆，抓住技术革新所产生出来的需求，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1%。池田勇人支持和采纳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的这种理论，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到1964年期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1.7%、7.5%、10.4%和9.5%。宫崎勇就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论部分的执笔负责人。
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宫崎勇又适时地拿出调整结构、节省能源的政策方案，令日本经济创出一条轻、薄、小，技术密集型，节省能源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日本经济80年代之所以达到巅峰状态的重要基础。
曾有人总结宫崎的经济学有3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中产阶层说、结构说和阶段说。其中，中产阶层说的具体做法是实施年功序列、终身雇用制度和收入倍增计划。冷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虽然竞争冲击了年功序列和终身雇用制度，但是,其历史的巨大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日本社会成为西方国家中最稳定的社会，其中奥秘正在于此。
宫崎勇参与了战后日本众多的经济决策，宫崎是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出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论部分执笔负责人。中日两国成立了经济知识交流会后，他曾作为核心成员参加，并通过该交流会，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改革建言献策。为从文化大革命混乱，转型走向改革开放，重建中国经济的30多年做出了巨大努力。在交流会上，宫崎结识了此后成为总理的朱镕基，《走进宫崎勇先生》一文写道，1997年，时任日本行政改革代理委员长的宫崎来到北京，他向朱镕基总理详细地介绍了日本行政改革的构想，提出行政改革促经济发展的结构效应说。翌年，宫崎来京，朱镕基总理对他说：“宫崎先生，我总是拿阁下推行的行政改革来激励、督促大家加快机构改革的步伐，看来效果颇佳。”
朱镕基在上述访谈中也曾明确表示，中国很多改革的做法，比方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日本的政策受到启发的。
不过，以宏观经济分析见长的宫崎勇多次强调，中国不能照搬日本的经验。他还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关于中国需要扩内需，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1998年出任朱镕基总理后与朱镕基加深了交往。2000年9月，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共同采访了朱镕基总理，在那次采访中，宫崎勇不仅向朱镕基总理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加强经济合作等问题，还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
采访最后时间段，宫崎勇说，我想问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不知你能否回答：您的政治活动的能量从哪里来？你有没有可靠的保持健康的方法？
朱镕基总理回答说，你的年纪比我大5岁，但是你看起来比我年轻得多。我应该向你请教健身法，而不是你来向我请教健身法。希望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能够像你就很好了，可惜恐怕做不到，没有你这么好。
宫崎勇接道：对不起，总理的生日是10月23日，我是28日，不讲年份，还是我比你年轻。我所尊敬的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抽烟很凶，还喝咖啡，我担心他的身体。我对朱总理献身于工作深受感动，但是你的身体不只是你自己的，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请你多加保重！
朱镕基则答道：谢谢，谢谢你非常诚恳的谈话。
即使在退休后，宫崎也几乎每年都会拜访朱镕基，以叙旧交。
共同社报道说,朱镕基的悼词还称赞宫崎为中日友好作出的杰出贡献将铭记史册，对拥有这样的友人感到自豪。
熟悉中国外交的相关人士分析说，悼词“应该获得了中国领导集体高层的认可，可被视作包含了期待今后与日本经济合作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