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社论
作者：申文
日本战后正统派经济学的继承者和操盘手、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宫崎勇在今年1月3日去世，享年92岁。3月17日，宫崎勇送别会在东京举行，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罕见发来悼词，称赞老友宫崎勇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当前中日关系微妙的背景下，此举被认为具有象征意义，既反映了两国经济交流之深，又寄托了继续交流合作的期待，也表达了中国不会忘记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过重要的引导作用。
朱镕基与宫崎勇曾有深厚交往。悼词称，宫崎勇先生30多年来一贯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对中国的地区发展、企业改革和行政改革等提出良策，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悼词称赞宫崎为中日友好做出的杰出贡献将铭记史册，对拥有这样难得的友人感到自豪。
宫崎勇1947年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入选刚刚组建的“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划厅前身)工作，一直活跃在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研究第一线。1995年，他出任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在战后，宫崎勇是经济恢复期“倾斜式生产”的主要制定者，也是高速发展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更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调结构省能源，推动日本创出条轻薄短小、节能环保的技术密集型发展道路的主导人物。作为日本战后官厅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宫崎勇经历战后经济腾飞的全过程，拥有丰富的政策积累和操作经验。这一切，无疑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路径参考。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受到日本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启发，发出寻求合作的要求。1981年成立了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宫崎作为核心成员参加交流会并结识了朱镕基，并在不断加深交往中就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改革建言献策。宫崎经济学的“中产阶层说、结构效应说、发展阶段说”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而朱镕基与宫崎勇的深厚交情也成为那个时代中日友好互助的典范。
当然，朱镕基与宫崎勇之间的深厚感情，不仅是个人私交和同行间的惺惺相惜，更与那个时代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密切相关。在如此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宫崎勇的无私贡献和朱镕基的从善如流才可能碰撞出思想火花，最终结出中国经济崛起的丰硕成果。可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绝不是单枪匹马、一骑绝尘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众多的国际智慧和献策、积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从技术、资金、管理，到微观经济和宏观政策，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宫崎勇就是杰出的代表之一。朱镕基早在上个世纪就表示，中国很多改革做法，比方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日本受到启发的；他也总是拿宫崎推行的行政改革来激励、督促大家加快机构改革步伐，效果颇佳。
世易时移，故人已去。尽管如今的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的两倍，但宫崎勇的经济思路和日本的发展经验，依然值得中国借鉴；中日互相学习交流，依然是事倍功半的捷径。过去，中日之间是一种追赶式的学习，中国花了30年时间追上日本；如今，中日进入了互助型学习，即互相切磋的学习和借鉴；今后，中日还可能进入引领型的学习和发展。
无论如何，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而改善中日关系现状、为各领域的互动交流消除政治障碍，正是两国政府的使命。本次，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罕见发文悼念宫崎勇先生，展现了中方不忘日本故交旧友的贡献、希望深化中日交流的姿态。据分析，这份情真意切的悼词应该获得了中国领导集体高层的认可，包含了期待与日本加深经济合作的信息。
宫崎勇生前一直关注中日发展的比较。作为战后经济史的亲历者和过来人，宫崎勇的意见依然值得回味。他认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跟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很相似。7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人均GDP都是3500美元，在收入水平﹑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方面，这10年来的中国和日本非常相似。从这方面讲，双方应该互相学习。
宫崎勇还强调：日本不都是成功的，日本的成功和失败都应该参考。日本从经济高度成长到产业结构的转换都是成功的，但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公害现象，以及生产者优先、忽视消费者安全等方面却是失败的。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经济发展都是为了改善国民生活，应该首先保证国民生命安全，不应该只追求经济发展。人们一般认为日本的70年代是成功的，但是存在忽视人性的一面，不希望中国重复相同的错误。
作者：申文
日本战后正统派经济学的继承者和操盘手、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宫崎勇在今年1月3日去世，享年92岁。3月17日，宫崎勇送别会在东京举行，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罕见发来悼词，称赞老友宫崎勇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当前中日关系微妙的背景下，此举被认为具有象征意义，既反映了两国经济交流之深，又寄托了继续交流合作的期待，也表达了中国不会忘记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过重要的引导作用。
朱镕基与宫崎勇曾有深厚交往。悼词称，宫崎勇先生30多年来一贯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活动，对中国的地区发展、企业改革和行政改革等提出良策，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悼词称赞宫崎为中日友好做出的杰出贡献将铭记史册，对拥有这样难得的友人感到自豪。
宫崎勇1947年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入选刚刚组建的“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划厅前身)工作，一直活跃在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研究第一线。1995年，他出任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在战后，宫崎勇是经济恢复期“倾斜式生产”的主要制定者，也是高速发展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起草人，更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调结构省能源，推动日本创出条轻薄短小、节能环保的技术密集型发展道路的主导人物。作为日本战后官厅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宫崎勇经历战后经济腾飞的全过程，拥有丰富的政策积累和操作经验。这一切，无疑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路径参考。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受到日本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启发，发出寻求合作的要求。1981年成立了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宫崎作为核心成员参加交流会并结识了朱镕基，并在不断加深交往中就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改革建言献策。宫崎经济学的“中产阶层说、结构效应说、发展阶段说”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而朱镕基与宫崎勇的深厚交情也成为那个时代中日友好互助的典范。
当然，朱镕基与宫崎勇之间的深厚感情，不仅是个人私交和同行间的惺惺相惜，更与那个时代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密切相关。在如此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宫崎勇的无私贡献和朱镕基的从善如流才可能碰撞出思想火花，最终结出中国经济崛起的丰硕成果。可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绝不是单枪匹马、一骑绝尘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众多的国际智慧和献策、积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从技术、资金、管理，到微观经济和宏观政策，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宫崎勇就是杰出的代表之一。朱镕基早在上个世纪就表示，中国很多改革做法，比方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日本受到启发的；他也总是拿宫崎推行的行政改革来激励、督促大家加快机构改革步伐，效果颇佳。
世易时移，故人已去。尽管如今的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的两倍，但宫崎勇的经济思路和日本的发展经验，依然值得中国借鉴；中日互相学习交流，依然是事倍功半的捷径。过去，中日之间是一种追赶式的学习，中国花了30年时间追上日本；如今，中日进入了互助型学习，即互相切磋的学习和借鉴；今后，中日还可能进入引领型的学习和发展。
无论如何，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而改善中日关系现状、为各领域的互动交流消除政治障碍，正是两国政府的使命。本次，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罕见发文悼念宫崎勇先生，展现了中方不忘日本故交旧友的贡献、希望深化中日交流的姿态。据分析，这份情真意切的悼词应该获得了中国领导集体高层的认可，包含了期待与日本加深经济合作的信息。
宫崎勇生前一直关注中日发展的比较。作为战后经济史的亲历者和过来人，宫崎勇的意见依然值得回味。他认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跟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很相似。7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人均GDP都是3500美元，在收入水平﹑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方面，这10年来的中国和日本非常相似。从这方面讲，双方应该互相学习。
宫崎勇还强调：日本不都是成功的，日本的成功和失败都应该参考。日本从经济高度成长到产业结构的转换都是成功的，但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公害现象，以及生产者优先、忽视消费者安全等方面却是失败的。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经济发展都是为了改善国民生活，应该首先保证国民生命安全，不应该只追求经济发展。人们一般认为日本的70年代是成功的，但是存在忽视人性的一面，不希望中国重复相同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