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卫（公司职员）：物质条件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我们公司有一个日本同事，他在北京工作过，妻子也是中国人，他对中国有一定感情。在“郑永善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非常关切地问我，这件事对在日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坦率地说，我感觉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社区的孩子都是自家接送。华人犯罪对在日华人的冲击又不是第一次，日本同事却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如果郑永善觉得日本生活不舒服，那就回国好了，如回国了也不至于做出如此傻事。后来消息陆续出来人们才明白，郑永善不回去的原因是，她的老家在黑龙江农村，那个地方连交通都很不方便，还要乘坐驴车，可以说是穷乡僻壤。她与丈夫也不是自由恋爱，是日本丈夫到中国“挑媳妇”挑中的，缺乏精神沟通。来到日本后，又到了一个缺乏和华人社会交流的地方——滋贺县长滨市。虽然丈夫给了她一个富足的家庭，但没人了解她的精神世界。
我来日本13年，我感觉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的日语虽然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我始终不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如果真像新闻报道的那样，这件事无论给华人还是日本人都敲了一个警钟：中国女性不能仅为物质上的需求就嫁到日本；日本男性更不宜在没有感情基础，不了解对方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时，就草率到中国“挑媳妇”。
这件事影响最大的是孩子，阴影将伴随孩子的一生。估计郑永善也会后悔她的行为，如果明白“物质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这个道理，如果不为物质生活来到日本，如果感到精神压力大早点回国，就不会出这样的事。
侯红叶（中国语讲师）：昨天我在“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女人的犯罪》，结尾是我在电车上看见车窗上的雨珠，下了车感到寒风凛冽，于是想到春寒也很刺骨，但是不能因为春寒的刺骨我们就忘记了春天的温暖，我们同样不能因为女人的犯罪就否认了女人的爱心。
女人犯罪不取决于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日本人融入不了社会，同样会造成犯罪。我想说一点，日本人既然搞了家长轮流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制度，日本人把孩子交给一个中国人去送，说明日本人对你是信任的，但郑永善辜负了这种信任。家长没有说担心你开车会不会出事故，语言不通会不会有其他麻烦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要多看到别人的好处，不要总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好，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其实日本幼儿园和日本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太不灵活了，没有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其实可以个案个别解决，何必勉强郑永善最后走向犯罪呢？幼儿园也要从中吸取教训，日本社会也要吸取教训，不要把大家整齐划一，而要因人而异。这次事件的发生，不是日本人与中国人的问题，哪里都有坏人有好人。国际婚姻中的夫妇每天都应该记著一句话：“他（她）是外国人！”要时刻理解对方。世界多姿多彩才是真实的，所有人都一样就没意思了。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环境，那么就必须适应环境。虽然郑永善生活的地方很闭塞，但毕竟还生活著那么多人，你不能适应是你的问题，你不能适应社会你会被社会淘汰。强者应该同情弱者，但弱者也要知道强者没有同情自己的义务。你丈夫对你不好，那就说明你没魅力，比如他欺负你，说明他敢欺负你，为什么不是你欺负他呢？必须用你的实力去影响别人，而不是别人影响你。我建议《中文导报》成立一个热线，华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恼，都可以通过中文热线进行谘询。中文热线不光要语言沟通容易，还有观念的理解问题，要理解她，走过来的人可以将亲身经历讲给她听。
邻居说：“你女儿钢琴弹得真好！”中国人一定说：“谢谢！”但日本人一定会说：“对不起，我女儿弹钢琴吵到您了！”这就是你很难理解的异国文化，必须认可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同时也没有必要勉强和别人一样，弘扬自己的文化同样重要。做人要做自己，不要总被别人左右著，快乐地生存就行了。另外，我建议中国主妇们要积极找事情做，无事才会生非，无事就会在意别人。如果按自己兴趣所在找一个事情做，忙自己的事就顾不上这些了。
沈洁（浦和大学综合福祉学部教授）：我想这是一个在异文化冲突中发生的典型案例。郑永善虽然起了日本名字，住独栋楼，在生活上和日本人没有太大区别，但文化根底却使她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她总觉得自己应该和日本人一样生活，自己努力去适应这种生活。实际个人的文化根底是不可能改变的，郑永善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发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在日华人要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增强自我调节能力首先就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对异文化有谦虚吸收态度，对本国文化有正确的认知。法政大学搞了一个关于在日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在社区生活层面遇到了什么问题的社会调查，我参与了一些工作。中日两国70年代交流以政治为主题，80年代以经济为主题，进入90年代中期到现在则是以生活层面的交流为主题。但是迄今为止，不管是日方的社会政策还是中国的侨务政策，都没有注意从生活层面去调整各种对策。现在大部分华人已经定居化了，定居后在社区里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份调查报告反映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值得两国进行政策调整时加以注意。另外，无论日方还是中方，在政策制定上都只说“中国人”，但“中国人”还有“男人”和“女人”之分，不能一概而论。“男人”和“女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家庭中的女人和在公司工作的男人相比，在心理上、情绪上的需求会更大一些，这就非常需要有一条帮助热线。
虽然日本的一些团体也都开设有热线，但由于语言等因素中国人很少去用。所以，在日华人自己可以组成一些志愿团体。我看了一些报道，我认为其实郑永善就是被孤立起来了，遇到问题没地方说，也没人给她出主意，没人给她援助。
此外，身为外国人不能总是抱怨日本社会封闭、排外，我们自身也要尝试做各种努力。政府在政策上没有注重“女性”这一点。其实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受到的是双重歧视，第一是作为外国人受到来自社会的歧视，第二是作为女性受到来自男人的歧视，她们受到的压力比一般的在日华人更大。调查反映，许多走进国际婚姻的人都是将婚姻作为一种买卖，这样的婚姻基础很薄弱。如何让那些国际婚姻的中介机构更有良心地经营，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限制。调查中也反映出，在日本与周围环境最不融合的就是中国人，我认为根源就是中国男女平等的教育等等。其实郑永善是一个偶然的个别例子，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突发事件，在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潜藏，只是没有爆发而已。
田村贺敏（司法翻译、中国语讲师）：我先生曾经在长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地区，郑永善不幸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国际婚姻往往存在期待和现实相差太大的问题。中国的农村妇女渴望离开农村，向往富裕的生活，没想到嫁到日本后现实和理想差距过大，再加上许多日本男人因为自身条件不够好，被迫到中国找妻子，这种现实对充满野心的女孩子来说是一个没有准备的打击，也是造成郑永善犯罪的最终原因。但我认为这还是一个个案，不能说因为郑永善是中国人，所以她犯罪。两年前，文京区也有一个母亲把另外一个孩子杀了，她也是从乡下来到东京，融入不到新的社会环境中，在心理上出现一些问题。案件的发生其实和中国人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她个人问题。
其实从报道上来看，郑永善的爱人是关心她的，为她盖了房子等等，但仅从物质上来满足她而不理解她的处境，没有把握好中国女性特殊心理情绪的变动。我先生是日本人，去中国留过学，会讲一些中文。当初我们要结婚的时候，他曾对一个中国律师朋友说起过，国际婚姻一定要理解双方的文化背景，如果婚姻“一边倒”的话是不容易长久、幸福的。目前许多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这就为日后种种矛盾和纠纷埋下了隐患。建议国内媒体对于已经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的现实生存状态要有一个真实的反映，让那些准备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有一个精神准备。
张亦依（风车影视制作、企划人）：我认为地方政府应关心外国人。郑永善的日本丈夫应该是最早发现她精神有问题的人，丈夫如果早发现早关心，就不会出现如此悲剧。对于国际婚姻，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我有一个朋友，来日本时也不会讲日语，嫁到京都乡下，日本丈夫对她非常好，生活得也非常幸福。
日本社会长期自诩是单一民族，只是出于对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担忧，也因为偏远地区存在农民结婚难的现实，而不得不打开国际婚姻的大门。随著近30年每年高比例引进国际婚姻，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对应，国际婚姻已成为日本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
虽然国家管不了家庭生活，但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和责任担起这项工作。我住的那个区，从搬过去开始，政府就会告诉你当地的市民团体、外国人团体如何联系。当地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会经常搞活动，我们中国人教大家包饺子，韩国人、越南人、印度人教大家做各自国家的菜，通过交流，各自的心情得到放松，视野得到扩展，文化得到认知。所以我认为，随著国际婚姻数量增加，日本家庭与社会走向多元化。而连接著父母血缘的国际婴儿的出生，更成为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原动力。在所有的国际婚姻家庭中，不仅夫妻互相了解和掌握对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已成为家庭和睦、生活安定的重要基础，社区间的交流也是极为重要的。日本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区、村、町的地方政府应该重视这项工作。
于保田（日本女子文化大学教师）：华人团结就不会出现悲剧。看到这个事件，我想事情的发生是和日本社会及在日中国人社会分不开的。我在NHK工作时，认识一些五、六十岁的残留孤儿，他们没有融入这个社会，不想也不能融入这个社会。在日本工作这么多年，我感觉日本社会对中国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从动作和神情都能表现出来，感觉日本社会有强烈的“岛国根性”。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隔阂感是很强烈的。
2月17日的报道还称谷口（郑永善丈夫的姓），当时还没有把中国国籍作为重点报道。在以后的报道里就突出了中国国籍，谷口的日本姓就完全看不到了，变成了郑永善。现在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加害者（郑永善）称自己受害，实际上加害者没有受害”，“外国人的犯罪逐渐在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外国人排斥的表现。
另外，我对中国人社团非常悲观。美国的亲戚告诉我，在美国如果有一个韩国人孩子受欺负，韩国人则全出来，把欧美人吓得不得了。如果问韩国人喜欢吃什么菜，韩国人则答喜欢吃韩国泡菜，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但是要问中国人喜欢吃什么，回答则五花八门。
我自己有亲身经历，我的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还在和日本人打官司。韩国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坐在旁听席上声援你的中国人没几位，反而韩国人、欧美人比中国人多。”我不知如何回答。在日本，老华侨有钱，新华侨有地位，但是老华侨不关心新华侨，新华侨也不尊重老华侨。这让我想起横滨孙文会馆门前的一句话：中国人一盘散沙。
有一位日本社会学者调查，日本的中国人子女有相当大的比例或者在被欺负、或者有被欺负的经历。我们在日中国人有不少社团组织，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团结的社团组织，在中国人有困难时能帮助早点共同解决，可能郑永善也不会做出如此傻事。
本次座谈会由李春雁主持，孙辉、孙盈整理，周宏摄影。
我来日本13年，我感觉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的日语虽然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我始终不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如果真像新闻报道的那样，这件事无论给华人还是日本人都敲了一个警钟：中国女性不能仅为物质上的需求就嫁到日本；日本男性更不宜在没有感情基础，不了解对方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时，就草率到中国“挑媳妇”。
这件事影响最大的是孩子，阴影将伴随孩子的一生。估计郑永善也会后悔她的行为，如果明白“物质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这个道理，如果不为物质生活来到日本，如果感到精神压力大早点回国，就不会出这样的事。
侯红叶（中国语讲师）：昨天我在“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女人的犯罪》，结尾是我在电车上看见车窗上的雨珠，下了车感到寒风凛冽，于是想到春寒也很刺骨，但是不能因为春寒的刺骨我们就忘记了春天的温暖，我们同样不能因为女人的犯罪就否认了女人的爱心。
女人犯罪不取决于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日本人融入不了社会，同样会造成犯罪。我想说一点，日本人既然搞了家长轮流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制度，日本人把孩子交给一个中国人去送，说明日本人对你是信任的，但郑永善辜负了这种信任。家长没有说担心你开车会不会出事故，语言不通会不会有其他麻烦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要多看到别人的好处，不要总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好，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其实日本幼儿园和日本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太不灵活了，没有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其实可以个案个别解决，何必勉强郑永善最后走向犯罪呢？幼儿园也要从中吸取教训，日本社会也要吸取教训，不要把大家整齐划一，而要因人而异。这次事件的发生，不是日本人与中国人的问题，哪里都有坏人有好人。国际婚姻中的夫妇每天都应该记著一句话：“他（她）是外国人！”要时刻理解对方。世界多姿多彩才是真实的，所有人都一样就没意思了。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环境，那么就必须适应环境。虽然郑永善生活的地方很闭塞，但毕竟还生活著那么多人，你不能适应是你的问题，你不能适应社会你会被社会淘汰。强者应该同情弱者，但弱者也要知道强者没有同情自己的义务。你丈夫对你不好，那就说明你没魅力，比如他欺负你，说明他敢欺负你，为什么不是你欺负他呢？必须用你的实力去影响别人，而不是别人影响你。我建议《中文导报》成立一个热线，华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恼，都可以通过中文热线进行谘询。中文热线不光要语言沟通容易，还有观念的理解问题，要理解她，走过来的人可以将亲身经历讲给她听。
邻居说：“你女儿钢琴弹得真好！”中国人一定说：“谢谢！”但日本人一定会说：“对不起，我女儿弹钢琴吵到您了！”这就是你很难理解的异国文化，必须认可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同时也没有必要勉强和别人一样，弘扬自己的文化同样重要。做人要做自己，不要总被别人左右著，快乐地生存就行了。另外，我建议中国主妇们要积极找事情做，无事才会生非，无事就会在意别人。如果按自己兴趣所在找一个事情做，忙自己的事就顾不上这些了。
沈洁（浦和大学综合福祉学部教授）：我想这是一个在异文化冲突中发生的典型案例。郑永善虽然起了日本名字，住独栋楼，在生活上和日本人没有太大区别，但文化根底却使她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她总觉得自己应该和日本人一样生活，自己努力去适应这种生活。实际个人的文化根底是不可能改变的，郑永善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发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在日华人要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增强自我调节能力首先就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对异文化有谦虚吸收态度，对本国文化有正确的认知。法政大学搞了一个关于在日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在社区生活层面遇到了什么问题的社会调查，我参与了一些工作。中日两国70年代交流以政治为主题，80年代以经济为主题，进入90年代中期到现在则是以生活层面的交流为主题。但是迄今为止，不管是日方的社会政策还是中国的侨务政策，都没有注意从生活层面去调整各种对策。现在大部分华人已经定居化了，定居后在社区里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份调查报告反映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值得两国进行政策调整时加以注意。另外，无论日方还是中方，在政策制定上都只说“中国人”，但“中国人”还有“男人”和“女人”之分，不能一概而论。“男人”和“女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家庭中的女人和在公司工作的男人相比，在心理上、情绪上的需求会更大一些，这就非常需要有一条帮助热线。
虽然日本的一些团体也都开设有热线，但由于语言等因素中国人很少去用。所以，在日华人自己可以组成一些志愿团体。我看了一些报道，我认为其实郑永善就是被孤立起来了，遇到问题没地方说，也没人给她出主意，没人给她援助。
此外，身为外国人不能总是抱怨日本社会封闭、排外，我们自身也要尝试做各种努力。政府在政策上没有注重“女性”这一点。其实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受到的是双重歧视，第一是作为外国人受到来自社会的歧视，第二是作为女性受到来自男人的歧视，她们受到的压力比一般的在日华人更大。调查反映，许多走进国际婚姻的人都是将婚姻作为一种买卖，这样的婚姻基础很薄弱。如何让那些国际婚姻的中介机构更有良心地经营，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限制。调查中也反映出，在日本与周围环境最不融合的就是中国人，我认为根源就是中国男女平等的教育等等。其实郑永善是一个偶然的个别例子，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突发事件，在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潜藏，只是没有爆发而已。
田村贺敏（司法翻译、中国语讲师）：我先生曾经在长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地区，郑永善不幸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国际婚姻往往存在期待和现实相差太大的问题。中国的农村妇女渴望离开农村，向往富裕的生活，没想到嫁到日本后现实和理想差距过大，再加上许多日本男人因为自身条件不够好，被迫到中国找妻子，这种现实对充满野心的女孩子来说是一个没有准备的打击，也是造成郑永善犯罪的最终原因。但我认为这还是一个个案，不能说因为郑永善是中国人，所以她犯罪。两年前，文京区也有一个母亲把另外一个孩子杀了，她也是从乡下来到东京，融入不到新的社会环境中，在心理上出现一些问题。案件的发生其实和中国人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她个人问题。
其实从报道上来看，郑永善的爱人是关心她的，为她盖了房子等等，但仅从物质上来满足她而不理解她的处境，没有把握好中国女性特殊心理情绪的变动。我先生是日本人，去中国留过学，会讲一些中文。当初我们要结婚的时候，他曾对一个中国律师朋友说起过，国际婚姻一定要理解双方的文化背景，如果婚姻“一边倒”的话是不容易长久、幸福的。目前许多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这就为日后种种矛盾和纠纷埋下了隐患。建议国内媒体对于已经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的现实生存状态要有一个真实的反映，让那些准备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有一个精神准备。
张亦依（风车影视制作、企划人）：我认为地方政府应关心外国人。郑永善的日本丈夫应该是最早发现她精神有问题的人，丈夫如果早发现早关心，就不会出现如此悲剧。对于国际婚姻，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我有一个朋友，来日本时也不会讲日语，嫁到京都乡下，日本丈夫对她非常好，生活得也非常幸福。
日本社会长期自诩是单一民族，只是出于对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担忧，也因为偏远地区存在农民结婚难的现实，而不得不打开国际婚姻的大门。随著近30年每年高比例引进国际婚姻，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对应，国际婚姻已成为日本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
虽然国家管不了家庭生活，但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和责任担起这项工作。我住的那个区，从搬过去开始，政府就会告诉你当地的市民团体、外国人团体如何联系。当地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会经常搞活动，我们中国人教大家包饺子，韩国人、越南人、印度人教大家做各自国家的菜，通过交流，各自的心情得到放松，视野得到扩展，文化得到认知。所以我认为，随著国际婚姻数量增加，日本家庭与社会走向多元化。而连接著父母血缘的国际婴儿的出生，更成为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原动力。在所有的国际婚姻家庭中，不仅夫妻互相了解和掌握对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已成为家庭和睦、生活安定的重要基础，社区间的交流也是极为重要的。日本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区、村、町的地方政府应该重视这项工作。
于保田（日本女子文化大学教师）：华人团结就不会出现悲剧。看到这个事件，我想事情的发生是和日本社会及在日中国人社会分不开的。我在NHK工作时，认识一些五、六十岁的残留孤儿，他们没有融入这个社会，不想也不能融入这个社会。在日本工作这么多年，我感觉日本社会对中国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从动作和神情都能表现出来，感觉日本社会有强烈的“岛国根性”。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隔阂感是很强烈的。
2月17日的报道还称谷口（郑永善丈夫的姓），当时还没有把中国国籍作为重点报道。在以后的报道里就突出了中国国籍，谷口的日本姓就完全看不到了，变成了郑永善。现在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加害者（郑永善）称自己受害，实际上加害者没有受害”，“外国人的犯罪逐渐在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外国人排斥的表现。
另外，我对中国人社团非常悲观。美国的亲戚告诉我，在美国如果有一个韩国人孩子受欺负，韩国人则全出来，把欧美人吓得不得了。如果问韩国人喜欢吃什么菜，韩国人则答喜欢吃韩国泡菜，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但是要问中国人喜欢吃什么，回答则五花八门。
我自己有亲身经历，我的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还在和日本人打官司。韩国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坐在旁听席上声援你的中国人没几位，反而韩国人、欧美人比中国人多。”我不知如何回答。在日本，老华侨有钱，新华侨有地位，但是老华侨不关心新华侨，新华侨也不尊重老华侨。这让我想起横滨孙文会馆门前的一句话：中国人一盘散沙。
有一位日本社会学者调查，日本的中国人子女有相当大的比例或者在被欺负、或者有被欺负的经历。我们在日中国人有不少社团组织，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团结的社团组织，在中国人有困难时能帮助早点共同解决，可能郑永善也不会做出如此傻事。
本次座谈会由李春雁主持，孙辉、孙盈整理，周宏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