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环球时报》年会“日本重新军事化会走多远？”的议题讨论上，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表示，有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一个文件，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没有一次在文字上写过道歉，一次也没有；第二，日本国会战后70年了没有通过国会决议的形式作为国家意志表示对亚洲邻国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表示认罪道歉，一次也没有，决议也没有通过。
刘江永以较为激进的观点表示，不同的历史观战争观，在不同的日本首相执政期间表现的不同，不能把村山的表现放到安倍头上，也不能把安倍的表现放到村山头上。村山谈话为什么要谈?实际上他当年准备发表国会的不战决议，遭到当时以安倍为事务局长秘书长200多人组成的国会议员的集体反对，导致该决议无法通过，村山不得已发表了讲话，从此20多年来日本历届领导人都继承村山谈话，使得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非常不悦。今年的70年谈话安倍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用他的“安倍谈话”取代20多年来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承认侵略的“村山谈话”。
体制内学者掀起中日关系论战
另外，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马立诚表示，对于战争责任，日本政府的主流和日本社会的主流是有承担的，日本政府领导人就战争责任问题做了25次正式道歉。但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遮掩，不如村山前首相反思的彻底，这个必须对日本展开批评。
对于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马立诚说，我们要警惕要提醒日本，但是不要过度解读新安保法案并没有颠覆中日两国签署的四个文件当中对日本的社会状况的定位。这四个文件是最近几十年来两国关系起伏的一种沉淀和总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外，马立诚提出了相对温和的观点，称现在固然要批评日本一些人对历史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些错误，但要搞好两国关系，两边都有责任。比如中国反日电视剧、反日电影的密集播出，有的是很无聊甚至很不严肃的，这极大降低了中国人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他还提到有传言说明天《贞子》要在中国上映，有人号召不要去看，他说“其实没有这个事”，但是“如果在北京的电影院看一个日本电影就是汉奸，那这个不是义和团的标准吗”。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称按照国际上的公认定义和联合国的公认定义，军国主义是以战争为目标，以军事机构为核心建立整套的国家机器，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并不存在军国主义。
萧功秦称，我到过日本多次，觉得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人自我嘲笑说日本已经患了和平痴呆症。我觉得日本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日本作为高科技国家已经不需要像在20世纪大战以前那样，把国家的领土扩张作为目标。日本法治社会的牢固程度实际上也非常明显，从各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中日关系确实存在紧张，但这种紧张与极少数的右倾人士撬动中日关系的软肋有关系，因此中国人产生长期对日本的不安全感。
萧功秦还表示，中国是两次受到日本欺负的国家，这种不安全感的激活以及做出的反应，合成了恶性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会进一步激化成为冲突，但这个冲突的性质与帝国主义没有太多关系。从总体来说，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重新需要认识对方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双方都可以正确的认识对方中日关系向和平友好发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有论点指出，中日之间当下仍然存在障碍，这恐怕就是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来的历史问题。必须承认，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如鲠在喉。斗争是斗争，合作是合作。不能因为有矛盾，该合作的就不合作了；也不能因为友好，就对历史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伴随着北京在亚太面临更多来自美国而非日本的压力，这就需要中国愈加的实用主义起来。
由此而言，北京的处境颇具讽刺意味。从黄岩岛、钓鱼岛事件开始，部分中国官媒开始利用民意，煽动情绪，把“自古以来”等说辞作为驭众的利器，但遗憾的是，这种情绪正像飞来去器一样反击利用者。以至于直到前不久中国媒体还基于惯性流露出一种贬日媚美的传统态度来。当中日矛盾比起中美矛盾已经完全不是主要矛盾时，中日之间的传统纠葛不至于非要上升到没有战略回旋余地的局面。
刘江永以较为激进的观点表示，不同的历史观战争观，在不同的日本首相执政期间表现的不同，不能把村山的表现放到安倍头上，也不能把安倍的表现放到村山头上。村山谈话为什么要谈?实际上他当年准备发表国会的不战决议，遭到当时以安倍为事务局长秘书长200多人组成的国会议员的集体反对，导致该决议无法通过，村山不得已发表了讲话，从此20多年来日本历届领导人都继承村山谈话，使得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非常不悦。今年的70年谈话安倍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用他的“安倍谈话”取代20多年来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承认侵略的“村山谈话”。
体制内学者掀起中日关系论战
另外，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马立诚表示，对于战争责任，日本政府的主流和日本社会的主流是有承担的，日本政府领导人就战争责任问题做了25次正式道歉。但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遮掩，不如村山前首相反思的彻底，这个必须对日本展开批评。
对于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马立诚说，我们要警惕要提醒日本，但是不要过度解读新安保法案并没有颠覆中日两国签署的四个文件当中对日本的社会状况的定位。这四个文件是最近几十年来两国关系起伏的一种沉淀和总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外，马立诚提出了相对温和的观点，称现在固然要批评日本一些人对历史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些错误，但要搞好两国关系，两边都有责任。比如中国反日电视剧、反日电影的密集播出，有的是很无聊甚至很不严肃的，这极大降低了中国人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他还提到有传言说明天《贞子》要在中国上映，有人号召不要去看，他说“其实没有这个事”，但是“如果在北京的电影院看一个日本电影就是汉奸，那这个不是义和团的标准吗”。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称按照国际上的公认定义和联合国的公认定义，军国主义是以战争为目标，以军事机构为核心建立整套的国家机器，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并不存在军国主义。
萧功秦称，我到过日本多次，觉得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人自我嘲笑说日本已经患了和平痴呆症。我觉得日本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日本作为高科技国家已经不需要像在20世纪大战以前那样，把国家的领土扩张作为目标。日本法治社会的牢固程度实际上也非常明显，从各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中日关系确实存在紧张，但这种紧张与极少数的右倾人士撬动中日关系的软肋有关系，因此中国人产生长期对日本的不安全感。
萧功秦还表示，中国是两次受到日本欺负的国家，这种不安全感的激活以及做出的反应，合成了恶性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会进一步激化成为冲突，但这个冲突的性质与帝国主义没有太多关系。从总体来说，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重新需要认识对方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双方都可以正确的认识对方中日关系向和平友好发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有论点指出，中日之间当下仍然存在障碍，这恐怕就是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来的历史问题。必须承认，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如鲠在喉。斗争是斗争，合作是合作。不能因为有矛盾，该合作的就不合作了；也不能因为友好，就对历史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伴随着北京在亚太面临更多来自美国而非日本的压力，这就需要中国愈加的实用主义起来。
由此而言，北京的处境颇具讽刺意味。从黄岩岛、钓鱼岛事件开始，部分中国官媒开始利用民意，煽动情绪，把“自古以来”等说辞作为驭众的利器，但遗憾的是，这种情绪正像飞来去器一样反击利用者。以至于直到前不久中国媒体还基于惯性流露出一种贬日媚美的传统态度来。当中日矛盾比起中美矛盾已经完全不是主要矛盾时，中日之间的传统纠葛不至于非要上升到没有战略回旋余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