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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采取“新现实主义” / ——访参议院议员山本一太
日期: 06年02月4期
   ■ 本报记者 张石

  议院议员山本一太于2月9日,在参议院议员会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山本一太属于日本“新世代”政治家中较有影响的人物,他主编的《如果我当了总理——日本年轻的领袖们》一书2002年11月在日出版,后被翻译成中文,2004年7月在中国出版。
  记者:山本先生主编的著作《我如果当了总理——日本的年轻的领袖们》已经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如果山本先生真的做了总理,面对目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山本:我所主编的著作《我如果当了总理——日本的年轻的领袖》一书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在这一年里,我多次去过中国,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士、政协的人士及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干部见面,大家都知道这本书,这使我很高兴,我没想到这本书被这么多人读过。特别是从事日中关系的人士,很多人读过这本书。这本书中汇集了日本年轻一代政治家的文章,包括自民党和在野党的年轻政治家们的文章,能如此广泛地被阅读,使我感到高兴而吃惊。我参加了这本书的写作,是这本书的主编,但非常遗憾,我大概没有可能当上总理,因此说我要是当了总理怎样处理中日关系,就比较难说了。
  不过我想你也可能知道,在以自民党和民主党为首的朝野政党中,在对日中关系上大约有3种意见,也就是大致分成3个集团: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亲中派”,再一个就是对中的“强硬派”,第三个是对中的“战略派”,正像我在我的网页上所报告的那样,我是对中战略派,也就是一种“新现实主义”。说到“现实主义”,要看到日中的政治系统是不同的,说句失礼的话,中国现在还不是民主主义系统,各方面的体制也不一样。当然,中国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机会,但是正如我在网页报告中所写的那样,我对中国的“军扩”还是有些担心的。因此我的想法是:对中国不抱幻想,不做过高评价,也不做过低评价,而是尽可能地注视一个现实的中国。由于国益不同,也会发生矛盾,但是应该建立不至于产生冲突,不使矛盾升级的危机管理机制。在这样的基础上,该说的话就说,并相互争执,然后现实地找出共存共荣的道路。我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对中政策,也正像我在网页上所写的那样,想封锁中国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非现实的,我们也不能“搬家”,我们一直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因此作为“战略派”,就不要过多地掺入情绪因素,只能考虑建立具有现实性的行动计划,也就是说日中两国只能建立战略性的和平共处的关系。两国间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国益也有相违之处,但双方要超越这些不同,做最大限度的政治交涉,建立双赢关系,除此之外日中关系没有别的立脚点,这也就是“新现实主义”。
  记者:有很多政治家也和山本先生一样,认为中国不是民主主义国家,但是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中日之间的对立和争吵极少围绕著民主主义和非民主主义这个议题展开,相反,一般都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家为过去的非民主主义时代,为过去的军国主义辩护而来的纷争。有人认为:美国确实有在世界上推进民主主义的自觉,而日本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对于这一点,山本先生怎么考虑的呢?
  山本:首先,那场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也是一场损害了日本国益的错误的战争,这是事实。对于那场战争的评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关于我的想法,我希望您能精确地表现——一场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不正当的战争?或是正当的战争?能对此做出客观评价是很难的,正像你能知道的那样,1928年签定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有包括日本在内的63个国家签字的“非战公约”),公约中说对一场战争做出评价和断定是很难的,从大处著眼,只能由历史做出判断。另一方面,日本所进行的战争虽然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东京审判”是不是一次正当的,没有瑕疵的审判呢?这里有许多问题点,我难以承认“东京审判”是完美无缺的审判,波尔(参加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主张日本的甲级战犯全体无罪)所说的话中也包含有他的睿智。我认为,一场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战争,只能由历史来判断。“东京审判”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审判,以此为根据,来判断日本所进行的战争究竟是帝国主义战争?还是自卫战争?或是侵略战争?这从世界性的大视野上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从中国来看,那场战争不能说是自卫战争,那场战争对中国的各位来说确实是侵略战争,政治家在这一点上不能搞错,而且无论“东京审判”有多少不合理的地方,日本是在承认“东京审判”结果的基础上,才得以签署《旧金山和约》,并由此复归国际社会的——作为“新现实主义者”,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在未来的政权中——小泉总理之后还会有各种政权,假如有一个政权宣称,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并复归国际社会是一种错误,日本并没有承认“东京审判”的法律程序,对战争也没有做出定义,让我来说这就是错误的。不管“东京审判”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作为现实主义者,就要把它作为现实来接受。如果日本真的有一个政权这样说了,日中就会争吵下去,100年也好不了。从现实来看,没有这样做的可能,也不应该这样做。从事实确认和战争评价这两个侧面来看,从世界的、国际性的大视野来看,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来决定,但中国人把这场战争看成侵略战争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对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看法,但作为政府,至少是接受了“东京审判”并通过《旧金山和约》复归国际社会的,是在这个基础建立了现在的日中和日韩关系,特别是日中关系,如果破坏了这个基础,就在现实中毁坏以往日中关系的根本,因此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感情化。如果这样做,从战后一直到现在所构筑的日中关系就会从基础上崩溃,这对日中双方都是不好的。
  现在日本和中国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在不断增强,经济上形成了如此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日中关系不好,对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都是不利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日中关系的历史很长,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纷争和不幸的历史是非常暂短的。从整体上看,还是中国有影响力的历史长,战前和战后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本有力量的时代。而现在,中国的影响力又占了上风。中国具有在21世纪重新成为真正的大国的准备与程序,因此从历史长河来看日中关系,是中国经常处于大国的立场,在日中间的力量平衡上,中国多占上风。到了近代,日本的国力和发展程度及影响力渐渐强大,而现在中国又不断发展,有一种“赶上并超过”的趋势,因此现在中日关系正在形成一种新局面,也就是两国渐渐形成了竞争关系。在这种时候,也就出现了各种感情化、情绪化的议论。但是如果在认识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冷静地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不断发展,正在试图加入到经济大国的行列中来,在这样的时期就更需要日本,而日本如果无视影响力正在增强的中国,也就无法去考虑日本的经济与外交,从这一点来说,日中双方是相互需要的。如果这样考虑问题,从战略上搞好日中关系,对两国都有利,对两国人民都有利,对亚洲与太平洋地区有利,对世界有利。
  记者:正像山本先生所说的那样,关于“东京审判”在日本有种种议论,比如说有人认为:日本政府接受的是“东京审判”的“Judgment”,而不是“Judgmets”,也就是说日本接受的只是判决,而对于甲级战犯,日本并没有接受“东京审判”的历史判断和历史评价,只是接受了判决的结果,因此日本没有甲级战犯,也没有战犯,可能安倍晋三官房长官也持有这种看法吧?对此山本先生是怎样看的?
  山本:“东京审判”有许多问题,但是与其对其做出评价,不如认识这样的事实,日本是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果,然后通过《旧金山和约》回归了国际社会,这是日本政府一直持有的见解,没有疑义。而“战犯”这种说法究竟正确不正确,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战犯”,是不是“犯罪者”,可能日本国内的看法和外界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他们对战争负有责任却是很清楚的事实,这也没有疑义。日本政府解释这场战争时,也认为这是错误的战争,而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是这些人,是不是“战犯”另当别论,但我认为通过日本政府的解释,对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结论。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下任日本总理的问题,山本先生希望谁成为下任总理呢?
  山本:现在有各种各样意见,在我看来,从继续自由民主党的政权这一点来看,说得更广一些,为了使小泉改革不至于减速,必须进行“世代交替”。比较老的一代政治家如果当了总理,小泉的改革难以为继,必须来一个彻底转换,因此我希望我们这一世代的总理候补人安倍晋三当总理,这是我一贯的想法。为了使他成为总理,我也将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对小泉总理的靖国神社参拜我是理解的,也支持总理现在所说的参拜理由。
   记者:靖国神社旁边有“游就馆”,“游就馆”所展示的内容说明:他们认为过去的战争是自卫的战争,是不得已而为,对此山本先生怎么看?
   山本:小泉总理在这次众议院选举时曾在电视里出现,他在那里回答有关靖国神社和“游就馆”的战争观时说,那是错误的观点。他清楚地指出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总理的意见。政府的观点和游就馆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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