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习马会”即将在本周六登场。一直以来，两岸最高领导人是否有机会会晤，始终是两岸关系中一项重大的话题，也被国际及两岸各界高度关注，但囿于种种原因，这样的会面被延迟了太久。
两岸现职领导人已暌违66年
很多人相信，只要双方最高层级的领导人能够见上一面，即使在他们相互握手的那一刻，就已可嗅出彼此可以和平相处的气氛。更不要说接下来双方有可能达成共识，或联合发表公报，势将影响到两岸未来发展。其中涵盖的“和平共存”与“和平发展”，一直就是两岸目前积极争取的目标。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交流除了党派互动外，在官方层面交流的级别并不特别高。大陆的“国台办”和台湾的“陆委会”是两地官方的对口机关，交流频繁自不必说，半官方性质的“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流也是常态。此外，两岸各城市“首长”的互访也很普遍。但任现职的两岸高级别领导人的会面却从未有过，比如萧万长和吴敦义在未担任公职和候任“副总统”时曾参加过博鳌亚洲论坛(萧万长参加过多次)，见过胡锦涛、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但一旦正式担任公职，就不再与大陆领导人见面。实际上，囿于各种现实条件，在此次即将登场的习马会之前，两岸始终维持着一种现职最高领导人不见面的状态。
虽不能见，双方却皆“心向往之”
虽然一直没能相见，但两岸领导人都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表达过相见的愿望。
1985年9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就请李光耀为他向蒋经国传话。邓小平说：“请你为我向经国先生传个话，告诉他我愿意与他见面，谈谈解决台湾问题。我同经国先生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是同学嘛，有什么不可以谈的。”（1926年前后邓小平和蒋经国都曾在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然而，当时蒋经国考虑的似乎比邓小平更复杂，错失了和大陆的老朋友邓小平 “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机会。这一错失，也阻断了两位老同学、两岸当时最高领导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探讨解决台湾问题的渠道，使两岸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至今仍然令人惋惜。
而台湾这边，到了李登辉时代，他在1995年发表“李六条”时，也建议两岸领导人不妨可以见面，特别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日本神户举行时，李曾表达能在高峰会上与江泽民会晤的愿望。即使陈水扁时代，他也有这样的想法，2001年他发表“大胆讲话”里，曾经喊话邀请江泽民前来金门喝茶，而同年在上海举行的APEC，陈也呼吁北京不要阻拦他参加领导人高峰会，期待与江泽民能见上一面。
当然李陈两人的愿望，最终均没能实现，究其原因，固然是当时的两岸关系并非是十分融洽，双方的互信基础也相当薄弱，而且更重要的就在于台北当时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可能动机是想要凸显两岸是两国的关系，逐导致北京强烈的质疑。
场合和身份始终是见面的“坎”
而在探讨两岸领导人见面的可能性时，“场合”与“身份”的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坎。
首先是“场合”的因素，的确让北京十分在意。1993年的海基海协两会领导人首次见面，场地就是选在第三国的新加坡，当时吸引了上百家的国际媒体前往采访，固然这是说明了两岸问题的“国际性”，但也踩到北京最敏感的神经。从此，等到两岸两会开始恢复会谈，场地不是选择大陆就是台湾，就是避免给外界有错误的解读。所以，APEC的场合，更是国际场合，就北京立场来说，当然很难说得清楚两岸领导人在此会晤，是基于两岸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不是像与APEC其他成员的领导人见面，是两国元首的商谈，因此不如不见。
即使2008年起，曾担任过“副总统”的连战，一连五年都代表台北参加APEC成员领导人高峰会，期间也五度会晤过胡锦涛。但必领提醒的是，“连胡会”在APEC的举行，与北京与其他APEC成员的领导人会晤，在性质上是有点不一样，前者是被定位在国共两党的政党领袖见面，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王毅，往往取代国务委员戴秉国的位置，以期后者是两国元首的会谈有所区别。
其次，是“身份”的问题。北京当然希望在APEC对台北能参与国际空间开了一条通路，不要造成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所以尽可能“限制”台北派出有“主权意涵”职务的政治人物前往出席，1993年APEC首次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之前，就已通过北京对台北出席领导人高峰会成员身份有所限制的备忘录。所以台北现任的“总统”、“副总统”、“五院院长”，甚至于主管国防、外交、两岸业务的“首长”，如果代表台北出席，可能北京都会有所戒心。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担任过李登辉副手的李元簇，即使退休多年，在被陈水扁建议代表他出席高峰会时，都被APEC秘书处拒绝。
时机与气度造就“习马会”
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66年暌违却选择此时，必有其深意。
台湾2016“大选”在即，马英九即将卸任，仅剩几个月任期。同时，民进党目前优势明显，未来如果民进党上台继续“台独”路线，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为零。况且在马英九“执政”的7年多时间里，两岸的良性互动已经建成，和则两利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看来，选择在此时开创两岸领导人会面先河，既是把握了微妙的时机，也是对既有成果加以巩固，防止两岸和平发展的势头逆转，给未来指出方向。
合适的时机之下，场合与身份的“坎”也被气度与魄力化解。大陆直接宣布以“领导人”身份会面，可谓处大事者不拘小节，拿出了应有的气度与魄力。在相见时以“先生”互称，则很好的规避了最敏感的问题，体现出“搁置争议，对等尊严”的原则。
新加坡这个多次担任两岸“中间人”的地方，则解决了场合之困。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第一次“汪辜会谈”就在新加坡举行，建立了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进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制。有此历史渊源，习马选择在新加坡会面，可谓顺理成章。
至此，身份与场合的问题终被化解。“天时、地利”的条件下，二人会面即可谓“水到渠成”，此乃“人和”。
两岸现职领导人已暌违66年
很多人相信，只要双方最高层级的领导人能够见上一面，即使在他们相互握手的那一刻，就已可嗅出彼此可以和平相处的气氛。更不要说接下来双方有可能达成共识，或联合发表公报，势将影响到两岸未来发展。其中涵盖的“和平共存”与“和平发展”，一直就是两岸目前积极争取的目标。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交流除了党派互动外，在官方层面交流的级别并不特别高。大陆的“国台办”和台湾的“陆委会”是两地官方的对口机关，交流频繁自不必说，半官方性质的“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流也是常态。此外，两岸各城市“首长”的互访也很普遍。但任现职的两岸高级别领导人的会面却从未有过，比如萧万长和吴敦义在未担任公职和候任“副总统”时曾参加过博鳌亚洲论坛(萧万长参加过多次)，见过胡锦涛、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但一旦正式担任公职，就不再与大陆领导人见面。实际上，囿于各种现实条件，在此次即将登场的习马会之前，两岸始终维持着一种现职最高领导人不见面的状态。
虽不能见，双方却皆“心向往之”
虽然一直没能相见，但两岸领导人都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表达过相见的愿望。
1985年9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就请李光耀为他向蒋经国传话。邓小平说：“请你为我向经国先生传个话，告诉他我愿意与他见面，谈谈解决台湾问题。我同经国先生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是同学嘛，有什么不可以谈的。”（1926年前后邓小平和蒋经国都曾在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然而，当时蒋经国考虑的似乎比邓小平更复杂，错失了和大陆的老朋友邓小平 “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机会。这一错失，也阻断了两位老同学、两岸当时最高领导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探讨解决台湾问题的渠道，使两岸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至今仍然令人惋惜。
而台湾这边，到了李登辉时代，他在1995年发表“李六条”时，也建议两岸领导人不妨可以见面，特别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日本神户举行时，李曾表达能在高峰会上与江泽民会晤的愿望。即使陈水扁时代，他也有这样的想法，2001年他发表“大胆讲话”里，曾经喊话邀请江泽民前来金门喝茶，而同年在上海举行的APEC，陈也呼吁北京不要阻拦他参加领导人高峰会，期待与江泽民能见上一面。
当然李陈两人的愿望，最终均没能实现，究其原因，固然是当时的两岸关系并非是十分融洽，双方的互信基础也相当薄弱，而且更重要的就在于台北当时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可能动机是想要凸显两岸是两国的关系，逐导致北京强烈的质疑。
场合和身份始终是见面的“坎”
而在探讨两岸领导人见面的可能性时，“场合”与“身份”的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坎。
首先是“场合”的因素，的确让北京十分在意。1993年的海基海协两会领导人首次见面，场地就是选在第三国的新加坡，当时吸引了上百家的国际媒体前往采访，固然这是说明了两岸问题的“国际性”，但也踩到北京最敏感的神经。从此，等到两岸两会开始恢复会谈，场地不是选择大陆就是台湾，就是避免给外界有错误的解读。所以，APEC的场合，更是国际场合，就北京立场来说，当然很难说得清楚两岸领导人在此会晤，是基于两岸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不是像与APEC其他成员的领导人见面，是两国元首的商谈，因此不如不见。
即使2008年起，曾担任过“副总统”的连战，一连五年都代表台北参加APEC成员领导人高峰会，期间也五度会晤过胡锦涛。但必领提醒的是，“连胡会”在APEC的举行，与北京与其他APEC成员的领导人会晤，在性质上是有点不一样，前者是被定位在国共两党的政党领袖见面，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王毅，往往取代国务委员戴秉国的位置，以期后者是两国元首的会谈有所区别。
其次，是“身份”的问题。北京当然希望在APEC对台北能参与国际空间开了一条通路，不要造成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所以尽可能“限制”台北派出有“主权意涵”职务的政治人物前往出席，1993年APEC首次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之前，就已通过北京对台北出席领导人高峰会成员身份有所限制的备忘录。所以台北现任的“总统”、“副总统”、“五院院长”，甚至于主管国防、外交、两岸业务的“首长”，如果代表台北出席，可能北京都会有所戒心。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担任过李登辉副手的李元簇，即使退休多年，在被陈水扁建议代表他出席高峰会时，都被APEC秘书处拒绝。
时机与气度造就“习马会”
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66年暌违却选择此时，必有其深意。
台湾2016“大选”在即，马英九即将卸任，仅剩几个月任期。同时，民进党目前优势明显，未来如果民进党上台继续“台独”路线，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为零。况且在马英九“执政”的7年多时间里，两岸的良性互动已经建成，和则两利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看来，选择在此时开创两岸领导人会面先河，既是把握了微妙的时机，也是对既有成果加以巩固，防止两岸和平发展的势头逆转，给未来指出方向。
合适的时机之下，场合与身份的“坎”也被气度与魄力化解。大陆直接宣布以“领导人”身份会面，可谓处大事者不拘小节，拿出了应有的气度与魄力。在相见时以“先生”互称，则很好的规避了最敏感的问题，体现出“搁置争议，对等尊严”的原则。
新加坡这个多次担任两岸“中间人”的地方，则解决了场合之困。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第一次“汪辜会谈”就在新加坡举行，建立了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进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制。有此历史渊源，习马选择在新加坡会面，可谓顺理成章。
至此，身份与场合的问题终被化解。“天时、地利”的条件下，二人会面即可谓“水到渠成”，此乃“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