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国家大礼，万无一失。
就像这条挂在阅兵村里的标语，少将常丁求亲自驾驶长机，带领规模最大的战斗机编队米秒不差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48岁的常丁求也成为受阅部队中最年轻的将军。
对于像常丁求这样的特级飞行员来说，毫无战术动作的受阅飞行似乎并无难度，然而他带领的飞行团队的队形距离严苛到厘米。为了达到这种“震撼效果”，百余名飞行员在北京周边的四个阅兵村“集训”了三个月，这才有了天安门广场的空中惊艳。
如果将空中梯队的通过时间平摊到每个飞行员身上，每人在天安门上空的停留时间仅有几秒，被电视镜头抓取的时间更少。可为了实现“精准精细”，从飞行员、机械师到地勤保障，一个庞大有序的系统支撑着整个空中梯队有条不紊地运行，在这处体系中，甚至还包括训练有素的鹰隼和猕猴的贡献。
阅兵村的“大数据”
渤海湾，空军A场站。
受阅的183架飞机，有三十余架在此驻训，包括首次亮相的轰6K编队。
刚进入场站，即可感受到浓厚的阅兵村氛围。“纪念抗战伟大胜利，弘扬抗战伟大精神，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字幅围绕在花坛外，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半身像以及“首战必胜，打个漂亮仗”巨型标牌格外醒目。往里走，各种阅兵和抗战纪念标语鳞次栉比，被花坛围簇的一块倒计时牌摆在广场中央：距阅兵还有23天。
在生活区，装饰花拼出一幅一人多高，三四米长的八一军旗，“争创全军第一阅兵村”九个字镶在军旗中央。
这是场站政委韩兵的创意，目的是提升参阅官兵的士气。在他看来，与全军9个阅兵村相比，A场站的优势明显：营区规划整洁，保障任务重，进驻机型多，单日保障时间最长，实现四家单位同场组训。
为了阅兵保障，场站站长王悦建连春节都没过踏实。2015年春节前，就有了可能阅兵的消息。“如果阅兵，我们场站肯定是阅兵村之一。”王悦建说，A场站所处的位置，使之成为受阅飞机起降、集合、编队的最佳机场。从历史来看，建国后的历次阅兵，A场站都未缺席过。
3月底，场站正式接到阅兵保障通知：5月20日之前一切保障设施要准备就绪。“怎么办？”王悦建面露难色。A场站常驻机型是二代机，受阅飞机均为三代机，保障设施和人员都要重新改造和调配。与一些空军场站不同，A场站为军民两用，这意味着在改造施工的同时，不能影响民航起降。
首先开刀的是停机坪。受阅的12架轰6K和3架轰油6都将在此驻训，一架轰6K所占的停机坪面积是原常驻飞机的数倍。场站千余名官员齐上阵，把原有防护墙彻底凿掉，加宽了110米，加长七百余米。“光挖出的土都有六万多方。”王悦建指着场站外堆起的土山说。
三代机的保障车与场站的也不同，为此新修了保障车辆停车坪、加油坪、600平方米的休息棚以及与三代机匹配的微波着落系统和相关台站。台站需要建在场站之外，从征地、补偿款发放到最终建成只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理解肯定是完不成的。”王悦建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
为赶工期，台站基建24小时连轴转；为确保导航设备正常运转，通信所准备了6条供电线路。设备本身都是双路供电，通信所还备有2台发电机，1台油机供电，1台电瓶供电，外加2个不间断电源。
8月2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预演活动在北京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空军飞机方阵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飞机方阵拉出彩色烟带。图|CFP
工程量远不止这些。
因为原来跑道条件所限，要进行灌缝维护，把跑道面板之间的空隙的填充物抠出来，再重新进行灌筑，光这一项总长度就有7万6千多延米。除此之外，更换了六十多块标识牌、标识线画了三万多米。
需要更换的还有燃料库。将原有喷气燃料全部排空，腾出的容量，换成受阅飞机使用的喷气燃料。“油料都是一列一列地卸，24个小时不停。”
这些都还不是最为辛苦的。某型飞机的停机坪尾部需要镶多块钢板，光打一个孔就要6个小时，为保障民航飞行，施工只能在晚上。“工程任务量大，有时候战士们困得都睁不开眼。”A场站政委韩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生活设施也要重新配置。场站调配工作计划，将原有几百名官兵拉至外地训练，腾出空间，同时新建活动板房和食堂，新购置桌椅等营产营具和炊厨具。“现在食堂安上了空调，每个连队都有洗澡间，配上了热水器、洗衣机，基本上受阅官兵来了就可以拎包入住。”王悦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6天内，这些改造按计划全部完成。
万事俱备，只待入驻。
如何做到米秒不差
5月底，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宋卫带领飞行员驾驶6架歼11飞抵A场站。按照受阅安排，宋卫与战友驾驶4架歼11，作为运8指通机的护卫机组成编队，剩余两架则在编队进入基准航线之前，作为空中备份机。
除了一名30岁的新秀外，其他飞行员全部为师级或团级干部，飞行时间都在2000小时以上。“都算是‘老油条’了，我们现在开飞机就和你们玩空战游戏一样，”宋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从容，可以说是人机一体。”
阅兵村的飞行员生活没有想象中精彩。重复性训练极为枯燥，哪怕是将军也没有特权，与普通受阅人员接受同样强度的训练以及同样条件的伙食和住宿。飞行员通常早上5点起床，运动一个小时后吃早饭，上午集体技术研究，十点钟集体运动，大约十一点多吃午饭。如果第二天有飞行训练，编队成员再次碰头，散会后再分头准备。
少将常丁求是沈阳军区空军参谋长，由于平时工作繁重，阅兵训练中要比年轻人付出更多的时间恢复体能和复习理论。“我用了两个月将高难科目重新飞了一遍，又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复习，现在不比他们年轻人差。”常丁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早在2005年，他就开始飞歼10，对飞机的性能极为熟悉。
作为空中第七梯队的长机，与常丁求搭档的是原八一飞行表演队成员。虽属于不同飞行大队，但第一次配合就相当默契。“技术好，我们性格又很像，上手很泼辣。”常丁求笑着说。阅兵这天，他带领着其他14架歼10战机以三、五、七的箭头型排列阵形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异型机编队则更难飞得多。宋卫的歼11团队是与运8这样的大飞机混编，左右方的战机与大飞机间隔25米，前后为30米。战机之间的距离则更为密集，只有15米乘20米的空间。“我们训练时会做到10米乘10米的距离，基本上是极限了。”宋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空中做到如此精准并非易事。空军某团团长张剑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通过机载航电设备、领航设备等辅助设备，飞行员可以进行判断，但若要更为精确，还要依靠平时训练得来的过硬基本功。为便于战机在空中判断相互之间的距离，每架受阅战机侧面，特别画了三条标志线，供其侧面和后面的飞行员判断位置，三条线的交叉位置，是编队的最佳位置。
每次训练，地面指挥部都通过相关设备计算出编队间距，精确到厘米。按照打分原则，间隔误差小于1米，才能拿到5分。每次空中训练，指挥部都会给出一条轨迹线，战机必须在空中压线通过，若偏航就会扣分。训练结束之后打分、点评，之后全体通报。“我们的分数一直在4.5分以上，最好的一次4.8分。”宋卫笑着说。
在训练营区，张贴着一张训练质量评估表，其中航迹偏差最大的，仅有12.5米；到达成绩最差的，也只晚了0.4秒。
正零与负零
事实上，与宋卫的歼11编队的运8大飞机并不在A场站驻训。每次训练，3架大飞机都是从B场站起飞，飞至A场站上空时，宋卫与战友起飞与其汇合。这种集合方式被称作“钓鱼”。
从关注度来说，驻训大飞机的B场站更受人瞩目。空警2000、空警200、运8指通机等全部在这个阅兵村中训练，其中包括首次亮相的空警500预警机。
战斗机与大型飞机编队其实是一个“拧巴”的组合。“这就好比法拉利跟重型卡车组成车队。”宋卫打了一个比方。
大飞机与小飞机的性能差异大。比如速度上，大飞机的时速是三四百公里，而战斗机的时速一般都在每小时600公里左右，在训练中会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宋卫举例说，在增减速时，大飞机可能需要十多秒，而战斗机仅两三秒足矣；大飞机每调整一度，后方战机就要调整两到三度，最终可能造成十几米的偏差。“所以我们之间要沟通，了解每个机长的驾驶特点和脾气秉性，在飞行中要有预判的意识。”
大飞机的飞行员也有苦衷。由于空警500和运8指通机为螺旋桨飞机，扳桨的力度不好把握。“平时你用20分的力，可现在只能用19.5分的力，这就要全靠经验。”空军某师副政委马学蒂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从操作上说，以最小刻度修正大飞机，也可能偏离航线十几米，而领队机不稳定则是编队飞行的大忌。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付绍银少将是空警2000备份机上的指挥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米秒不差的关键就在于领队机，它稍有变化，后面的飞机就不好跟进。特别是过了基准线之后，更要保持平稳。
在一次空中演练时，作为长机，常丁求快了1秒，僚机马上提醒。常很快调整速度，米秒不差地通过基准线。“一般差一秒，我可能就调十公里的速度，尽量微调，让编队的飞机感觉不到。”常丁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训练中不仅可以达到米秒不差，甚至能够判断过基准线时是正零还是负零，“即便是零秒也有一个趋势，我们发现正零通过对编队更为有利。”
阅兵时空中梯队的变化直接反映着中国空军整体实力的提升。
47岁的宋卫还记得，他参加1999年国庆阅兵时驾驶二代战机的经历。“操纵起来跟打铁似的，领航也不稳定，”宋卫做了一个扳方向的动作，“跟现在的三代机比，就相当于宝马和破吉普的差距，甚至还不如吉普呢。”
16年前，宋卫和战友们提前将近9个月进驻阅兵村，苦练飞行。而如今，他们距阅兵前不足三个月才集中训练。“不仅是装备进步，这说明飞行员的实力和水平也是今非昔比，”宋卫认为这是“练为战”的必然结果，“我甚至觉得集训一个月就够了。”
1985年出生的徐慧恩是宋卫编队里年龄最小的。在他看来，尽管阅兵村的训练量是平时的一倍多，但论起训练强度和难度，平日的训练更胜一个量级。对这一位新一代飞行员来说，参与阅兵带给他的更多是仪式感和使命感，而不是技术性负担。
“连鞋底都是烫的”
与空中百余架受阅飞机对应的，是地面成千上万的后勤保障人员。
在场站里，飞机保障分为20多个大专业，200多个小专业。从气象、油料、航材到警卫、机械、驱鸟，缺一不可。为了保障上午飞行演练，地勤人员凌晨四点便起床，五点进场，一干就是十三四个小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车进入外场时，每辆车首先要经过水池冲洗，由专人检查轮胎，以防小石子等尖锐物被带入跑道。“小石子可能扎破战机轮胎，也有可能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几千万的损失。”一位场站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随时保证跑道的安全，在接受太阳的曝晒是家常便饭。
“享受”太阳浴的还有捡伞员。战机降落后会打开减速伞，之后主动将其切断，站在跑道附近的捡伞员要迅速跑去收拢起来，以免影响后序降落的战机。站长王悦建带着温度计，亲自体验了一把，跑道温度71度，草地温度59度，“连鞋底都是烫的”。
机务人员是除飞行员外与飞机最亲近的人。飞机起飞前2小时，落地后3小时，是例行检查时间。他们需要给飞机充氧、加油、检查外挂设备、进行故障排除。阅兵训练强度大，外加气候炎热潮湿，故障率比日常训练高。一位机械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5月26日入驻训练场站以来，他们只休息过4天。
按照专业分工，机务分为多个不同保障领域，每次飞行员上天前，机械师要将检修内容通报，以便使飞行员心中有数。每个星期，机修人员还要与飞行员开会总结一周以来的工作得失。
但最周密的检修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特别是对于作为长机的大飞机，如果它有故障飞不了，直接影响整个梯队。除此之外，场站地处沿海气候潮湿，座舱显示屏等电子元件易受潮变质。为保障阅兵训练，航材部门要保证在24小时内解决问题。“因气候因素导致的航材损耗增加了20％。”空军某师航材股助理盛睿说。
场站还有一支由鹰隼、猕猴、猎兔犬组成的特别部队——动物驱鸟队。A场站正处在东亚候鸟迁徙中心带上，空中鸟类多，且居留时间长，给战机起降带来威胁。场站训练了11只猎隼和苍鹰，在受阅战机训练之前，先要放飞鹰隼驱鸟。同时，还驯养了6只猕猴，可上树拆除机场附近树上的鸟窝，达到驱鸟的效果。
飞行保障专业的另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互通性。“做气象的修不了飞机，干通讯的加不了油料，谁也代替不了谁。”王悦建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保障受阅部队压力极大，“最怕的就是深夜手机响”。
“餐桌连着战斗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阅兵村的餐饮加工间里，切片机等设备代替了人力，不到10个人，即可保障2000多人的主食供应。加工间旁是检疫室，营养师刘瑰丽正在对食品进行检疫，最重要的是检测新鲜果蔬的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与普通受阅人员不同，飞行员开设有空勤灶。一进厨房大门，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幅机载平衡仪壁画，但其刻度不是数字，而是各种果蔬肉类，象征着平衡营养膳食，下方写着一行字：“餐桌连着战斗力”。
就餐方式均为自助餐，每顿午餐有8种热菜、10种凉菜、2种粥，外加饮品和水果。餐厅左侧用屏风隔开一个区域，里面的一台壁挂电视机正在播放英语节目，这里是专门为飞行员开辟出来的英语角，飞行员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练习英语。电视机旁边有一块许愿墙，记载着每一位飞行员的生日和感言，每当有飞行员过生日，空勤灶便特意提供蛋糕和长寿面。
每当飞行员就餐，刘瑰丽就会穿行期间，为他们提供营养建议。“飞行员自己也会注意膳食平衡，偶尔嘴馋时，我会在旁边悄悄提醒是不是换个菜。”刘瑰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饮食直接关系着受阅飞行员的健康。航医室主任陈月秋，每次都会在用餐期间下意识地观察飞行员的气色，主动给飞行员提出建议。他对每一项飞行动作了若指掌，清楚各个动作对飞行员身体的负荷；他还善于察言观色，从飞行员的一言一行中发现他们的心理波动。
陈月秋指着桌子上的飞行体检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每一次飞行前都要进行飞行体检，能飞或者不能飞都要记录，每个人都要签字。”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29条禁飞规定，包括体温高于37摄氏度，拉肚子等等。
陈月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还有隐藏的第30条规定：“航医不让飞就不能飞”。他说，有时飞行员身体不适，但荣誉心使他们选择隐瞒病情；或者家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情绪产生了波动，这时就考验航医的经验以及与飞行员的熟悉程度。“最重要的是与飞行员建立密切的关系，这样他们有事情也会主动与你交流。”陈月秋说。
阅兵训练期间，陈月秋的工作量加大了。陌生的飞行员入驻后，他几乎翻阅每一名飞行员的健康档案，掌握所有驻训受阅飞行员的身体状况。“每个飞行员都有我的电话，我手机24小时开机，保证他们能第一时间找到我。”陈月秋说。
对于受阅者和无数幕后保障人员而言，参与阅兵代表着责任与荣耀。
1999年国庆阅兵，31岁的宋卫作为年轻飞行员的代表，飞越天安门上空。同为军人的妻子紧紧盯着电视，以便不会错过宋卫驾驶战机在直播中出现的那1秒钟。落地后，宋卫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空中看天安门很热闹吧？”“根本没看着！”宋卫回答，“一直盯着长机的标志线，队形卡得紧紧的，哪能到处乱看呢。”
2015年9月3日，空军某师师长、王牌飞行员、47岁的宋卫再次飞越天安门。这次，他依然紧盯着长机的标志线，就像16年前一样。只不过，操纵自如的座驾和游刃有余的体验是16年前不曾有过的。电视直播中，他的画面仍然一闪而过。“但也值了。”宋卫说。
国家大礼，万无一失。
就像这条挂在阅兵村里的标语，少将常丁求亲自驾驶长机，带领规模最大的战斗机编队米秒不差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48岁的常丁求也成为受阅部队中最年轻的将军。
对于像常丁求这样的特级飞行员来说，毫无战术动作的受阅飞行似乎并无难度，然而他带领的飞行团队的队形距离严苛到厘米。为了达到这种“震撼效果”，百余名飞行员在北京周边的四个阅兵村“集训”了三个月，这才有了天安门广场的空中惊艳。
如果将空中梯队的通过时间平摊到每个飞行员身上，每人在天安门上空的停留时间仅有几秒，被电视镜头抓取的时间更少。可为了实现“精准精细”，从飞行员、机械师到地勤保障，一个庞大有序的系统支撑着整个空中梯队有条不紊地运行，在这处体系中，甚至还包括训练有素的鹰隼和猕猴的贡献。
阅兵村的“大数据”
渤海湾，空军A场站。
受阅的183架飞机，有三十余架在此驻训，包括首次亮相的轰6K编队。
刚进入场站，即可感受到浓厚的阅兵村氛围。“纪念抗战伟大胜利，弘扬抗战伟大精神，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字幅围绕在花坛外，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半身像以及“首战必胜，打个漂亮仗”巨型标牌格外醒目。往里走，各种阅兵和抗战纪念标语鳞次栉比，被花坛围簇的一块倒计时牌摆在广场中央：距阅兵还有23天。
在生活区，装饰花拼出一幅一人多高，三四米长的八一军旗，“争创全军第一阅兵村”九个字镶在军旗中央。
这是场站政委韩兵的创意，目的是提升参阅官兵的士气。在他看来，与全军9个阅兵村相比，A场站的优势明显：营区规划整洁，保障任务重，进驻机型多，单日保障时间最长，实现四家单位同场组训。
为了阅兵保障，场站站长王悦建连春节都没过踏实。2015年春节前，就有了可能阅兵的消息。“如果阅兵，我们场站肯定是阅兵村之一。”王悦建说，A场站所处的位置，使之成为受阅飞机起降、集合、编队的最佳机场。从历史来看，建国后的历次阅兵，A场站都未缺席过。
3月底，场站正式接到阅兵保障通知：5月20日之前一切保障设施要准备就绪。“怎么办？”王悦建面露难色。A场站常驻机型是二代机，受阅飞机均为三代机，保障设施和人员都要重新改造和调配。与一些空军场站不同，A场站为军民两用，这意味着在改造施工的同时，不能影响民航起降。
首先开刀的是停机坪。受阅的12架轰6K和3架轰油6都将在此驻训，一架轰6K所占的停机坪面积是原常驻飞机的数倍。场站千余名官员齐上阵，把原有防护墙彻底凿掉，加宽了110米，加长七百余米。“光挖出的土都有六万多方。”王悦建指着场站外堆起的土山说。
三代机的保障车与场站的也不同，为此新修了保障车辆停车坪、加油坪、600平方米的休息棚以及与三代机匹配的微波着落系统和相关台站。台站需要建在场站之外，从征地、补偿款发放到最终建成只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理解肯定是完不成的。”王悦建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
为赶工期，台站基建24小时连轴转；为确保导航设备正常运转，通信所准备了6条供电线路。设备本身都是双路供电，通信所还备有2台发电机，1台油机供电，1台电瓶供电，外加2个不间断电源。
8月2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预演活动在北京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空军飞机方阵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飞机方阵拉出彩色烟带。图|CFP
工程量远不止这些。
因为原来跑道条件所限，要进行灌缝维护，把跑道面板之间的空隙的填充物抠出来，再重新进行灌筑，光这一项总长度就有7万6千多延米。除此之外，更换了六十多块标识牌、标识线画了三万多米。
需要更换的还有燃料库。将原有喷气燃料全部排空，腾出的容量，换成受阅飞机使用的喷气燃料。“油料都是一列一列地卸，24个小时不停。”
这些都还不是最为辛苦的。某型飞机的停机坪尾部需要镶多块钢板，光打一个孔就要6个小时，为保障民航飞行，施工只能在晚上。“工程任务量大，有时候战士们困得都睁不开眼。”A场站政委韩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生活设施也要重新配置。场站调配工作计划，将原有几百名官兵拉至外地训练，腾出空间，同时新建活动板房和食堂，新购置桌椅等营产营具和炊厨具。“现在食堂安上了空调，每个连队都有洗澡间，配上了热水器、洗衣机，基本上受阅官兵来了就可以拎包入住。”王悦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6天内，这些改造按计划全部完成。
万事俱备，只待入驻。
如何做到米秒不差
5月底，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宋卫带领飞行员驾驶6架歼11飞抵A场站。按照受阅安排，宋卫与战友驾驶4架歼11，作为运8指通机的护卫机组成编队，剩余两架则在编队进入基准航线之前，作为空中备份机。
除了一名30岁的新秀外，其他飞行员全部为师级或团级干部，飞行时间都在2000小时以上。“都算是‘老油条’了，我们现在开飞机就和你们玩空战游戏一样，”宋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从容，可以说是人机一体。”
阅兵村的飞行员生活没有想象中精彩。重复性训练极为枯燥，哪怕是将军也没有特权，与普通受阅人员接受同样强度的训练以及同样条件的伙食和住宿。飞行员通常早上5点起床，运动一个小时后吃早饭，上午集体技术研究，十点钟集体运动，大约十一点多吃午饭。如果第二天有飞行训练，编队成员再次碰头，散会后再分头准备。
少将常丁求是沈阳军区空军参谋长，由于平时工作繁重，阅兵训练中要比年轻人付出更多的时间恢复体能和复习理论。“我用了两个月将高难科目重新飞了一遍，又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复习，现在不比他们年轻人差。”常丁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早在2005年，他就开始飞歼10，对飞机的性能极为熟悉。
作为空中第七梯队的长机，与常丁求搭档的是原八一飞行表演队成员。虽属于不同飞行大队，但第一次配合就相当默契。“技术好，我们性格又很像，上手很泼辣。”常丁求笑着说。阅兵这天，他带领着其他14架歼10战机以三、五、七的箭头型排列阵形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异型机编队则更难飞得多。宋卫的歼11团队是与运8这样的大飞机混编，左右方的战机与大飞机间隔25米，前后为30米。战机之间的距离则更为密集，只有15米乘20米的空间。“我们训练时会做到10米乘10米的距离，基本上是极限了。”宋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空中做到如此精准并非易事。空军某团团长张剑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通过机载航电设备、领航设备等辅助设备，飞行员可以进行判断，但若要更为精确，还要依靠平时训练得来的过硬基本功。为便于战机在空中判断相互之间的距离，每架受阅战机侧面，特别画了三条标志线，供其侧面和后面的飞行员判断位置，三条线的交叉位置，是编队的最佳位置。
每次训练，地面指挥部都通过相关设备计算出编队间距，精确到厘米。按照打分原则，间隔误差小于1米，才能拿到5分。每次空中训练，指挥部都会给出一条轨迹线，战机必须在空中压线通过，若偏航就会扣分。训练结束之后打分、点评，之后全体通报。“我们的分数一直在4.5分以上，最好的一次4.8分。”宋卫笑着说。
在训练营区，张贴着一张训练质量评估表，其中航迹偏差最大的，仅有12.5米；到达成绩最差的，也只晚了0.4秒。
正零与负零
事实上，与宋卫的歼11编队的运8大飞机并不在A场站驻训。每次训练，3架大飞机都是从B场站起飞，飞至A场站上空时，宋卫与战友起飞与其汇合。这种集合方式被称作“钓鱼”。
从关注度来说，驻训大飞机的B场站更受人瞩目。空警2000、空警200、运8指通机等全部在这个阅兵村中训练，其中包括首次亮相的空警500预警机。
战斗机与大型飞机编队其实是一个“拧巴”的组合。“这就好比法拉利跟重型卡车组成车队。”宋卫打了一个比方。
大飞机与小飞机的性能差异大。比如速度上，大飞机的时速是三四百公里，而战斗机的时速一般都在每小时600公里左右，在训练中会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宋卫举例说，在增减速时，大飞机可能需要十多秒，而战斗机仅两三秒足矣；大飞机每调整一度，后方战机就要调整两到三度，最终可能造成十几米的偏差。“所以我们之间要沟通，了解每个机长的驾驶特点和脾气秉性，在飞行中要有预判的意识。”
大飞机的飞行员也有苦衷。由于空警500和运8指通机为螺旋桨飞机，扳桨的力度不好把握。“平时你用20分的力，可现在只能用19.5分的力，这就要全靠经验。”空军某师副政委马学蒂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从操作上说，以最小刻度修正大飞机，也可能偏离航线十几米，而领队机不稳定则是编队飞行的大忌。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付绍银少将是空警2000备份机上的指挥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米秒不差的关键就在于领队机，它稍有变化，后面的飞机就不好跟进。特别是过了基准线之后，更要保持平稳。
在一次空中演练时，作为长机，常丁求快了1秒，僚机马上提醒。常很快调整速度，米秒不差地通过基准线。“一般差一秒，我可能就调十公里的速度，尽量微调，让编队的飞机感觉不到。”常丁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训练中不仅可以达到米秒不差，甚至能够判断过基准线时是正零还是负零，“即便是零秒也有一个趋势，我们发现正零通过对编队更为有利。”
阅兵时空中梯队的变化直接反映着中国空军整体实力的提升。
47岁的宋卫还记得，他参加1999年国庆阅兵时驾驶二代战机的经历。“操纵起来跟打铁似的，领航也不稳定，”宋卫做了一个扳方向的动作，“跟现在的三代机比，就相当于宝马和破吉普的差距，甚至还不如吉普呢。”
16年前，宋卫和战友们提前将近9个月进驻阅兵村，苦练飞行。而如今，他们距阅兵前不足三个月才集中训练。“不仅是装备进步，这说明飞行员的实力和水平也是今非昔比，”宋卫认为这是“练为战”的必然结果，“我甚至觉得集训一个月就够了。”
1985年出生的徐慧恩是宋卫编队里年龄最小的。在他看来，尽管阅兵村的训练量是平时的一倍多，但论起训练强度和难度，平日的训练更胜一个量级。对这一位新一代飞行员来说，参与阅兵带给他的更多是仪式感和使命感，而不是技术性负担。
“连鞋底都是烫的”
与空中百余架受阅飞机对应的，是地面成千上万的后勤保障人员。
在场站里，飞机保障分为20多个大专业，200多个小专业。从气象、油料、航材到警卫、机械、驱鸟，缺一不可。为了保障上午飞行演练，地勤人员凌晨四点便起床，五点进场，一干就是十三四个小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车进入外场时，每辆车首先要经过水池冲洗，由专人检查轮胎，以防小石子等尖锐物被带入跑道。“小石子可能扎破战机轮胎，也有可能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几千万的损失。”一位场站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随时保证跑道的安全，在接受太阳的曝晒是家常便饭。
“享受”太阳浴的还有捡伞员。战机降落后会打开减速伞，之后主动将其切断，站在跑道附近的捡伞员要迅速跑去收拢起来，以免影响后序降落的战机。站长王悦建带着温度计，亲自体验了一把，跑道温度71度，草地温度59度，“连鞋底都是烫的”。
机务人员是除飞行员外与飞机最亲近的人。飞机起飞前2小时，落地后3小时，是例行检查时间。他们需要给飞机充氧、加油、检查外挂设备、进行故障排除。阅兵训练强度大，外加气候炎热潮湿，故障率比日常训练高。一位机械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5月26日入驻训练场站以来，他们只休息过4天。
按照专业分工，机务分为多个不同保障领域，每次飞行员上天前，机械师要将检修内容通报，以便使飞行员心中有数。每个星期，机修人员还要与飞行员开会总结一周以来的工作得失。
但最周密的检修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特别是对于作为长机的大飞机，如果它有故障飞不了，直接影响整个梯队。除此之外，场站地处沿海气候潮湿，座舱显示屏等电子元件易受潮变质。为保障阅兵训练，航材部门要保证在24小时内解决问题。“因气候因素导致的航材损耗增加了20％。”空军某师航材股助理盛睿说。
场站还有一支由鹰隼、猕猴、猎兔犬组成的特别部队——动物驱鸟队。A场站正处在东亚候鸟迁徙中心带上，空中鸟类多，且居留时间长，给战机起降带来威胁。场站训练了11只猎隼和苍鹰，在受阅战机训练之前，先要放飞鹰隼驱鸟。同时，还驯养了6只猕猴，可上树拆除机场附近树上的鸟窝，达到驱鸟的效果。
飞行保障专业的另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互通性。“做气象的修不了飞机，干通讯的加不了油料，谁也代替不了谁。”王悦建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保障受阅部队压力极大，“最怕的就是深夜手机响”。
“餐桌连着战斗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阅兵村的餐饮加工间里，切片机等设备代替了人力，不到10个人，即可保障2000多人的主食供应。加工间旁是检疫室，营养师刘瑰丽正在对食品进行检疫，最重要的是检测新鲜果蔬的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与普通受阅人员不同，飞行员开设有空勤灶。一进厨房大门，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幅机载平衡仪壁画，但其刻度不是数字，而是各种果蔬肉类，象征着平衡营养膳食，下方写着一行字：“餐桌连着战斗力”。
就餐方式均为自助餐，每顿午餐有8种热菜、10种凉菜、2种粥，外加饮品和水果。餐厅左侧用屏风隔开一个区域，里面的一台壁挂电视机正在播放英语节目，这里是专门为飞行员开辟出来的英语角，飞行员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练习英语。电视机旁边有一块许愿墙，记载着每一位飞行员的生日和感言，每当有飞行员过生日，空勤灶便特意提供蛋糕和长寿面。
每当飞行员就餐，刘瑰丽就会穿行期间，为他们提供营养建议。“飞行员自己也会注意膳食平衡，偶尔嘴馋时，我会在旁边悄悄提醒是不是换个菜。”刘瑰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饮食直接关系着受阅飞行员的健康。航医室主任陈月秋，每次都会在用餐期间下意识地观察飞行员的气色，主动给飞行员提出建议。他对每一项飞行动作了若指掌，清楚各个动作对飞行员身体的负荷；他还善于察言观色，从飞行员的一言一行中发现他们的心理波动。
陈月秋指着桌子上的飞行体检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每一次飞行前都要进行飞行体检，能飞或者不能飞都要记录，每个人都要签字。”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29条禁飞规定，包括体温高于37摄氏度，拉肚子等等。
陈月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还有隐藏的第30条规定：“航医不让飞就不能飞”。他说，有时飞行员身体不适，但荣誉心使他们选择隐瞒病情；或者家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情绪产生了波动，这时就考验航医的经验以及与飞行员的熟悉程度。“最重要的是与飞行员建立密切的关系，这样他们有事情也会主动与你交流。”陈月秋说。
阅兵训练期间，陈月秋的工作量加大了。陌生的飞行员入驻后，他几乎翻阅每一名飞行员的健康档案，掌握所有驻训受阅飞行员的身体状况。“每个飞行员都有我的电话，我手机24小时开机，保证他们能第一时间找到我。”陈月秋说。
对于受阅者和无数幕后保障人员而言，参与阅兵代表着责任与荣耀。
1999年国庆阅兵，31岁的宋卫作为年轻飞行员的代表，飞越天安门上空。同为军人的妻子紧紧盯着电视，以便不会错过宋卫驾驶战机在直播中出现的那1秒钟。落地后，宋卫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空中看天安门很热闹吧？”“根本没看着！”宋卫回答，“一直盯着长机的标志线，队形卡得紧紧的，哪能到处乱看呢。”
2015年9月3日，空军某师师长、王牌飞行员、47岁的宋卫再次飞越天安门。这次，他依然紧盯着长机的标志线，就像16年前一样。只不过，操纵自如的座驾和游刃有余的体验是16年前不曾有过的。电视直播中，他的画面仍然一闪而过。“但也值了。”宋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