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纯

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理事、国际笔会会员。曾发表小说《沙漠风云》、《茉莉小姐的红手帕》和散文集《诗的诱惑》等，多次获重要文学奖项。

纪念战后70周年日本华文专辑之一

东京郊外连接湘南海岸的版图上，有一个承载历史之重的海滨小城藤泽。1935年，一位年轻人背着小提琴来到日本，完成了谱写《义勇军进行曲》的使命。不幸的是，这位才华横溢、为中华民族谱写时代强音的音乐家，却于同年7月17日在藤泽海边弱水而亡。享年23岁。岸上竖一块刻有郭沫若手笔的大理石，“聂耳终焉之地”赫然入目。

今年7月17日是聂耳逝世八十周年忌日。我起早出门，前往纪念会场。夏季有台风肆虐，从前夜起东日本地区大雨如注，拂晓时分才渐渐减弱。往藤沢方向的电车不似有平时满载海水浴场旅客的拥挤。天气闷热，黑色衣裙粘上湿气和汗水，在冷飕飕的电车空调下变得难受。从鹄沼海岸车站出站后我加快步伐向海边的聂耳广场走去。仪仗队开始演奏管弦乐，藤泽市市长铃木恒夫和各界来宾在临时搭建的雨棚下鱼贯入座，神情庄重地注视前方。广场中间矗立一座石碑，聂耳年轻英俊的脸清晰可见。背后天穹底下，海水吞吐着白色泡沫，舔舐沙滩，发出哗哗的声响。使会场更增一层肃穆的气氛。

左起，王智新、华纯、中国大使馆公使参赞薛剑、田伟等在聂耳广场合影。

前不久田汉的侄女田伟女史，向中日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加藤直一介绍了田汉、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作词谱曲的历史经纬。当时在座的我深受感动,寻找到一些资料整理如下：

田汉是中国早期戏剧改革的先驱者，在留日期间曾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后来去上海创办“南国社”， 领导戏剧、电影音乐等创作活动。1934年应电影公司之约，开始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但剧本尚未完成，田汉被国民党拘捕。他在香烟盒背面写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初稿，由夏衍和孙师毅抄录下来，交给聂耳谱曲。

聂耳出生于云南云溪，从小对音符有很强的辨别能力。1933年，年仅21岁的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短短两年里与田汉合作多次创作电影插曲。田汉和阳翰笙相继被捕后，聂耳接受党组织的保护措施离开上海赴日本避难，定住下来后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定稿，用挂号信寄回上海。后来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在全国公开上演，这支斗志激昂的插曲，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号召人民抵御外侮，共筑新的血肉长城，很快传遍了全中国。

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会员、田汉侄女田伟在聂耳广场放歌。

为纪念聂耳逝世八十周年，田伟女史特意从神户赶来。上午十点，藤沢市代表、日中友好团体和华侨、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作家等，在聂耳广场全体肃立默哀，倾听田伟女史引亢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市长铃木恒夫箭步上前，向聂耳纪念碑献花鞠躬。就在这时突然下起了暴雨，迅急的雨水浇向排队献花的行列。但人们并未逃离躲避。风雨似乎象征着中日关系跌宕起伏，见此情景，我不由得感慨日中友好的涅槃主要来自民间的草根交流。藤沢市早在1954年建立第一座聂耳纪念碑，之后每年自发举行追思活动。1981年，藤泽市又与聂耳的家乡—云南省昆明市结成友好城市，进一步推动民间交流，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出力。

聂耳在日本民众心中的形象，也许更具有人情味，不像中国那样通常被当成传奇性的“圣人”。这一点于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长叶山峻的碑文说明中可见分晓，其大意翻译如下：

“聂耳在此处下海成为不归之客，如今他梦一般的身姿在这里甦醒。聂耳出生于1912年春，在中国云南省昆明湖畔呱呱落地，在清澄雄壮的大自然怀抱中成长，他天生的音乐才华得以开花结果。作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他为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留下了阔步前进的脚印。聂耳离开故国时正值青春年华，在日本行旅中甚感慰籍和魅力所在的地方，必是藤沢的鹄沼海岸无疑。我们时时感受这个因缘关系而深觉与之有缘。……我们确信，在波浪壮阔和时间的永恒中，歌颂和平的聂耳将永远向人们微笑，成为中日友好的一个基石。”

这么一来，战争与革命，聂耳与日本海边的这个小城，似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微妙关系。从小听国歌长大的我们，对聂耳以普通人度之的生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纪念仪式结束后我和笔会其他作家去参观了藤泽市举办的聂耳生平事迹展览。黑白照片将我们带入聂耳生前的时代。昆明成春堂药店以及聂耳坚强的母亲，年轻恋人的图片等真实地记录了音乐家成长的过程。遗物照片里有一把小提琴和吉他，还有几只乐笛。这就是聂耳在日本的全部财产。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曾从上海作家杜宣那里获悉消息，在小提琴的内壁里发现聂耳藏入的700日圆。当时聂耳租住一间日本屋，月租为6圆40钱，看一场电影票价1圆，坐巴士6钱，足见700日圆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这笔钱的来源是在上海创作电影插曲的不菲的收入。来日之后的聂耳为了开阔艺术视野，多次买票观看日本电影或戏剧歌舞的演出，出手相当阔绰。这一时期日本法西斯变本加厉地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特高课加紧逮捕日本进步人士，血腥镇压日本共产党。1933年2月20日，小说《蟹工船》作者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课逮捕后惨死于严刑拷打。不久中国留日学人胡风也被暗探带走，警察凶狠地打胡风耳光，最后将他驱逐出境。聂耳闻知这些，很清楚自己处于危险境地，随时可能被敌人暗杀。因此在提琴里藏钱是他的一种自卫手段。

下午回到东京，我在书店里寻到了一本介绍聂耳生前日记的书，反复阅读他在藤沢居住期间的日记，隐隐约约找到了入口。

聂耳在1935年7月入住藤沢一位日本友人家，每日流连忘返于鹄沼海岸和江之岛之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海滨小城的纯粹感情。他对未来和日本女人充满了兴致的想往，内心鼓动生命的欲望。这些欢跃的想法，甚至盖过了11日夜间发生一场地震的恐怖。六级以上的大地震是死了好几个人的，日记只字未提，却这样写道：“沿着海岸走到鹄沼海水浴场，一路上看不到任何人影。大声歌唱，蛇起而鸣，啊啊，真没想到，自从来到藤沢以后，这一天最是好玩。”
或许笔者在这里不得不吞咽着人生无常的幻灭感。

尽管身处敌国，痛感家国的失落，勤勉好学的聂耳仍不失孜孜以求的上进精神。因此制定四个“三月计划”。7月16日的日记提及完成了第一个“三月计划”。笔者总结：日语会话、阅读能力大有进步；音乐修养在“听”“闻”的训练下也获得相应提高；平时坚持练习小提琴，却苦于没有老师指教。这一时期没有进行音乐创作，他责成自己，究竟为何来到日本？三言两语带出思考和自我批判。按照笔者自己的安排，7月17日是第二个“三月计划”的开始日。可惜那天日记再也不能够延续，音乐家的生命遽然终止。

日记和老照片是一面明镜，我的思绪飞到了80年前……,终于跟踪出这样的结论：

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长叶山峻在建碑时担任藤沢市市长，这个小城与中国国歌作者有缘，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等身大的聂耳的真实形象，好学上进的一位青年。音乐家被迫远离祖国，但血肉之躯里的爱国之心从未跨出过国境。这样的爱国音乐家,是为和平世界而降生。

聂耳永远的微笑，似乎是起到了以史为鉴、励精治国的作用。在过去与现在的支点上，这个小城的市民在60多年中始终保护着聂耳纪念碑并念念不忘这个中国人。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杂念，与其他民间的草根交流的贡献度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然而这些小小的草根交流在冥冥之中一定会成为促进两国间和平、友好理念的动力，修正“历史意识欠缺”，使中日两国数千年构筑起来的友好往继续传承下去。在这里,我再多记录一笔，聂耳研究家冈崎雄儿教授在着作中写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了解聂耳的一生，实际上也是在重新思考日本的近现代史，日本只有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才能真正回到与周边邻国友好相处的原点。”（引自《以歌曲鼓舞革命的人—聂耳和日本》日本新评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