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
安倍当局依靠自民党的多数党优势于16日通过安保法案后，中国随即表示了不满。正在北京说项的安倍亲信谷内正太郎在7月17日就面对着杨洁篪、常万全等要人的紧急约见，中国防长常万全不惮以“敦促日方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等语加以警告。就在7月17日晚些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更已展开与谷内正太郎的对话，要求日方“着眼大局，在历史问题上信守承诺”。北京的这种声音在日本人对战争印象已经淡漠，对战争威胁视而不见的当下显然是有几分振聋发聩的。
安倍希望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以修复领土争端和对历史的分歧看法所造成的破坏。而中国则敦促日本作出道歉，并且希望安倍通过参加中国举办的活动，让中日关系迈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新台阶。中日之间的诉求显然大有差异。分析认为，谷内访华是只是前去探寻中方的“真实想法”，从而慎重判断安倍访华与否。因为中方的纪念活动是以阅兵式为中心，所以安倍是否参加阅兵式，或者缺席整个纪念活动而在此前后访华，都是日本试探中国的办法。
当下，日本社会的表现显然令中国不满。安倍法案通过当日，日本民间、学界反对声浪很大，可到了实施抗议的17日，东京街头就只有几千到一万名老迈的活动家走上街头，即便是相对乐观的BBC或者《华尔街日报》记者也只在街头估测了“一两万人”的势头。他们高喊口号，大呼“安倍下台”云云，但这并没有什么效用。日本的民意在此刻正变得难以琢磨起来。这比起1960年时13万人反“日美安保”的“安保斗争”大游行已经是很颓唐了。
日本的民众几百年来一直有着“骚动”的传统，这种民众自发的活动震撼过幕府和天皇，也让隔海相望的中国各界人士们赞叹起“人民的力量”来。值得讽刺的是，伴随着日本迎来1945年的帝国落日，开始真正的“民主开化”起来时，这些骚动正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当各大野党只剩下心怀鬼胎、离席抗议时，面对基本达成改宪目标的安倍晋三内阁，日本的民意虽然有些反对，但默许的显然更多些：战争既然不会轻易爆发，那么同意首相想来也就没错。
对1945年后享受和平红利的日本来说，这个国家自从将国防与美国绑定，伴随着东京接受GHQ制定的法统，日本接受战争教训制定了废除战争权的和平宪法，得到了周边国家的理解，使自身最终获得发展的契机。当历经了战争烧尽日本的一切后，这就有了1960年东京第一次因为“日美安保”的问题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安保斗争”，导致13万东京各界人士包围国会议事堂，逼迫安倍的祖父，时任首相的岸信介拿出个交待来，并最终导致了岸信介内阁的倒台。65年后的今天，情况恐怕就大不一样了。1964年奥运会和“神武景气”让此前沉浸在战后昭和抑郁情绪中的日本人开始变得富裕起来。当战后的普遍贫困变成“一亿总中流”，日本国民也大多具备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后，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不会选择太激进的路线，附和政府就成了一种理想的选择。
必须承认，这种盲从的心态恐怕是大大的有些不妙。就在二战期间，日本百姓为“皇军”癫狂，以为紧跟军旗冲出列岛拼杀，就能跟着赫赫皇威一并发财。但他们的结局往往是可悲的。要么只能带着不超过五美金的行李回到小岛，要么就在盟军的枪炮炸弹下抱拳舒腿，变成齑粉，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过挨打经验的老一辈知道其中利害，这才一听战争色变，有了战后的“安保斗争”。但没经历过战争，对打仗毫无概念的年轻一代就不一样了。这代人虽然彼此诉求各异，但他们对于政治的诉求反而显得越来越不突出，当经济问题成为日本各界关注的核心时，一个能给经济打点强心剂的人就能轻易攫住他们的大多数。在有着从众特征的日本社会中，既然野党武力盘诘，自民党也难以说个“不”字，那么，纵然安倍的政见在日本算是“少数派”，在他的经济政策还算有力之际，又何妨继续跟随呢？
于是，普通日本人面对安倍改宪，把日本拖上战争之路时，也恐怕只会耸耸肩：世界有大国主宰，日本又没有卷入地区冲突，如此修正一下又何妨呢？他们终究没有想到，当明治维新后日本“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后，最后日本换来的只有孤儿寡母抱着骨灰盒的哭嚎和东京在轰炸后的白地。虽然还有这么一些亲历战后惨况的老人站出来喊话，但更多人显然就没想到这么多了。这对于日本来说，恐怕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当北京在这个时间点上加以当头棒喝时，这对于记忆淡漠的日本，也许就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了。如果在李克强、常万全等人一番当头棒喝后，中日领导人能一起出现在“9·3”阅兵式上，这无疑将是中日和解的重要信号。如果这一幕出现不了，就证明两国关系的改善情况，尤其是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思程度还支持不了这样的信号。如此，北京恐怕还得多来几次这样的行动才行。
(茅岳霖 撰写)
安倍当局依靠自民党的多数党优势于16日通过安保法案后，中国随即表示了不满。正在北京说项的安倍亲信谷内正太郎在7月17日就面对着杨洁篪、常万全等要人的紧急约见，中国防长常万全不惮以“敦促日方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等语加以警告。就在7月17日晚些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更已展开与谷内正太郎的对话，要求日方“着眼大局，在历史问题上信守承诺”。北京的这种声音在日本人对战争印象已经淡漠，对战争威胁视而不见的当下显然是有几分振聋发聩的。
安倍希望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以修复领土争端和对历史的分歧看法所造成的破坏。而中国则敦促日本作出道歉，并且希望安倍通过参加中国举办的活动，让中日关系迈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新台阶。中日之间的诉求显然大有差异。分析认为，谷内访华是只是前去探寻中方的“真实想法”，从而慎重判断安倍访华与否。因为中方的纪念活动是以阅兵式为中心，所以安倍是否参加阅兵式，或者缺席整个纪念活动而在此前后访华，都是日本试探中国的办法。
当下，日本社会的表现显然令中国不满。安倍法案通过当日，日本民间、学界反对声浪很大，可到了实施抗议的17日，东京街头就只有几千到一万名老迈的活动家走上街头，即便是相对乐观的BBC或者《华尔街日报》记者也只在街头估测了“一两万人”的势头。他们高喊口号，大呼“安倍下台”云云，但这并没有什么效用。日本的民意在此刻正变得难以琢磨起来。这比起1960年时13万人反“日美安保”的“安保斗争”大游行已经是很颓唐了。
日本的民众几百年来一直有着“骚动”的传统，这种民众自发的活动震撼过幕府和天皇，也让隔海相望的中国各界人士们赞叹起“人民的力量”来。值得讽刺的是，伴随着日本迎来1945年的帝国落日，开始真正的“民主开化”起来时，这些骚动正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当各大野党只剩下心怀鬼胎、离席抗议时，面对基本达成改宪目标的安倍晋三内阁，日本的民意虽然有些反对，但默许的显然更多些：战争既然不会轻易爆发，那么同意首相想来也就没错。
对1945年后享受和平红利的日本来说，这个国家自从将国防与美国绑定，伴随着东京接受GHQ制定的法统，日本接受战争教训制定了废除战争权的和平宪法，得到了周边国家的理解，使自身最终获得发展的契机。当历经了战争烧尽日本的一切后，这就有了1960年东京第一次因为“日美安保”的问题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安保斗争”，导致13万东京各界人士包围国会议事堂，逼迫安倍的祖父，时任首相的岸信介拿出个交待来，并最终导致了岸信介内阁的倒台。65年后的今天，情况恐怕就大不一样了。1964年奥运会和“神武景气”让此前沉浸在战后昭和抑郁情绪中的日本人开始变得富裕起来。当战后的普遍贫困变成“一亿总中流”，日本国民也大多具备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后，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不会选择太激进的路线，附和政府就成了一种理想的选择。
必须承认，这种盲从的心态恐怕是大大的有些不妙。就在二战期间，日本百姓为“皇军”癫狂，以为紧跟军旗冲出列岛拼杀，就能跟着赫赫皇威一并发财。但他们的结局往往是可悲的。要么只能带着不超过五美金的行李回到小岛，要么就在盟军的枪炮炸弹下抱拳舒腿，变成齑粉，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过挨打经验的老一辈知道其中利害，这才一听战争色变，有了战后的“安保斗争”。但没经历过战争，对打仗毫无概念的年轻一代就不一样了。这代人虽然彼此诉求各异，但他们对于政治的诉求反而显得越来越不突出，当经济问题成为日本各界关注的核心时，一个能给经济打点强心剂的人就能轻易攫住他们的大多数。在有着从众特征的日本社会中，既然野党武力盘诘，自民党也难以说个“不”字，那么，纵然安倍的政见在日本算是“少数派”，在他的经济政策还算有力之际，又何妨继续跟随呢？
于是，普通日本人面对安倍改宪，把日本拖上战争之路时，也恐怕只会耸耸肩：世界有大国主宰，日本又没有卷入地区冲突，如此修正一下又何妨呢？他们终究没有想到，当明治维新后日本“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后，最后日本换来的只有孤儿寡母抱着骨灰盒的哭嚎和东京在轰炸后的白地。虽然还有这么一些亲历战后惨况的老人站出来喊话，但更多人显然就没想到这么多了。这对于日本来说，恐怕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当北京在这个时间点上加以当头棒喝时，这对于记忆淡漠的日本，也许就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了。如果在李克强、常万全等人一番当头棒喝后，中日领导人能一起出现在“9·3”阅兵式上，这无疑将是中日和解的重要信号。如果这一幕出现不了，就证明两国关系的改善情况，尤其是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思程度还支持不了这样的信号。如此，北京恐怕还得多来几次这样的行动才行。
(茅岳霖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