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亦夫
   我自小长在偏僻的西北乡村，四周都是终年在黄土里刨食的农民。乡亲们无论男女，不分老少，要么两眼一抹黑，大字识不得一个；要么勉强上过几年学，念封家书都直打磕巴。我对“文化人”的最初印象，来自村办小学的那些教书先生们。尽管那时的乡村教师几乎都是半蛾半蛹的“老民办”，但毕竟脱去了自家织的粗布老棉袄，穿上了哔叽制服。毕竟洗去了脸上的泥巴，梳光了粘得打绺的头发，兜里别了发亮的钢笔，举止做派也立即和农民们分开了阵营。那时先生们是让幼小的我非常眼热的：农忙时节，当村人们四脖子汗流地在地里挥镐舞锹时，先生们却悠闲地漫步在田头，双手倒背，坦然地接受着老乡们谦恭的问候！
   我那时是个生性反叛的少年。当家人让我好好念书，指望家里日后出息下个先生时，分明对做先生梦寐以求，却将头一别，不屑地说：“那看看那些先生们，男的细皮嫩肉，干不得重农活。女的长相丑陋，嫁不得好人家。只好拼命背几首古诗，才能混口吃喝。”家人大声呵斥道：“人家那叫混口吃喝吗？我们整天在土里挣命，见了人家还得低三下四，这才叫混口吃喝。”这是无情的事实，我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一下子哑了口。我固然从骨子里欣赏男人力可盖世、?G悍伟岸，女子美若仙女、贤淑端庄，但他们也就能比别人多打几石粮食，比别人易寻个富足些的夫家，怎么比得了风光八面、受人敬重的先生们？
   无疑这样的家训在我少年的心田里播下了一颗生命力旺盛的种子，并在后来的岁月中成长为一棵大树，将我对人生的理想全部屏蔽在它巨大的阴影下。我是以理科生的身份考上北大的。但在我看来，整天在实验室或微机房做机械的实验，和农民在地里伺弄庄稼一样枯燥无味。而文科院系的那些同辈，总是读着小说，谈着恋爱，悠闲洒脱，高论满口，实在是让人难拒的羡慕啊。这样的心态让我对自己的专业只剩下了敷衍。我拼命偏文疏理的结果，使我从学科对职业的局限中摆脱出来，如愿成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如愿出版了几本无聊的闲书，当然也如愿领略了一些虚幻的风光。一段时间里，我也曾游走在文人的圈子之中，看着同行们用貌似深奥的话语谈论司空见惯的平琐人生，拾古人的牙慧以装点自己本来平淡无奇的语言，以清高和孤傲来伪装在现世中的无能和脆弱……文化没有称斤论两的绝对标准，所以你完全可以把盲目的孤傲转变为夸张的自信，可以做任何让人愕然的狂妄宣称。一时间，我真觉得像过去倒背双手走在田头的先生们一样，在农人一片谦恭的问候声中，身心飘然，觉得世界不过如此之大，早已被我尽收眼底……
   好在我不是个沉溺于纯粹的幻想而自娱自乐的人。在短暂的喧嚣之后，我忽然听到了一声不易觉察的冷笑。这声冷笑让笼罩在我周身的雾气渐渐散尽，我从越来越清晰的一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虽然洗去了脸上的黄泥，却无法改变糙硬的皮肤；虽然穿上了笔挺的洋装，却是如此的不伦不类；虽然听见了来自乡亲们的齐声拜问，内心深处却感到一阵阵害臊发虚……我不由又想起了小时候所眼热的村小的先生们：面对农民，可以用文化来炫耀高人一等的身份；面对城里人，为了表白纯朴又可自谓农民。其实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里人。他们是仰仗土地却又背叛了土地的人，只能在模糊的虚荣中，用零星作响的掌声填充自家空荡荡的粮仓。文化的名号有时真的有如鸦片，你可以无一技之长，甚至可以卑劣猥琐，但却能在瞬间自觉凌驾于万人之上，妄想自己那点轻薄的文字足以不朽……
   前不久回国，在老家的乡集上看到一出猴子的表演：两只猕猴争邀观众之宠，竟为一件用做道具的华丽袈裟差点打了起来。在围观人群前仰后合的笑声中，那只获胜的猴子身披袈裟，完全沉醉于它所扮装成圣僧的角色中，猴脸上竟显出了一丝乱真的肃穆……想想自己曾经游走其中的那个圈子，我心虚地笑了。袈裟是好东西，但并不是谁披在身上即可近佛。亦如文化，不是任何人冠以其名便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