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申文
在日本媒体的揣测与不安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2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实现会面。本次“习安会”不仅握手合影，还正式座谈半个小时，超出了日方预期。从中日两国反响和国际社会的欢迎程度来看，中日首脑会面，谈比不谈好，坐着谈比站着谈好，有预期比没预期好。
本次，中日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庆祝万隆会议60周年聚会，参加了亚非会议。雅加达会面，是自去年11月北京会面以来，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第二次见面。与日本媒体的聚焦和关注相比，中方媒体事先未提会面，事后报道强调会面是在日本要求下举行的，似有淡化意义之嫌。当前，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仍然冷淡，但习安会得以实现还是发出了积极的信息，为中日改善关系提供了象征性的顶层示范。
最近，中日关系尽管大波不兴，却也是小浪不断：日美制定新防卫指针，多个目标指向中国；有关战后70周年谈话问题，安倍公开表示不会继承“村山谈话”使用的“殖民统治与侵略”等关键词；日本在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问题上缺乏默契与配合，至今依然站在圈外指指点点，冷嘲热讽；4月15日，日本推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单独通过海洋安全问题声明，涉及南海和东海局势，施压中国；4月21日，就在会谈前一天，百余名日本国会议员借春大祭参拜了靖国神社，安倍也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献上“真榊”祭品——这一切，都让外界对于中日实现首脑会谈不抱热望。
不过应该看到，日本为了实现日中领导人会晤，近期也做了大量外交公关。3月23日，执政自民党和公明两党干事长访华，被告知中日韩首脑会晤能否实现，将视安倍战后70周年如何谈话而定。4月14日，亲中派政治家、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访华。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强调，日本领导人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责任，只有这样两国关系才能长足发展。4月21日，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隆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会面，据称日方提交了首相在雅加达会议上的演讲稿，让中方预先了解安倍的讲演内容和态度口径。
如此，在中日关系整体走向缓和的进程中，在两国外交展开原则伸张和事务交涉的进退攻防中中，中日领导人终于在国际会议场合实现了又一次会谈，既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习安会坐下来谈了30分钟，展示出“一回生、二回熟”的姿态。习安会确认了保持改善关系的势头，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双方认为，去年11月举行“习安会”以来，两国关系保持了改善的势头；二，双方同意回到中日互惠关系的原点，不搞对抗不搞对立，尽快启动“海上紧急联络机制”；三，在历史问题上，中方要求日本必须注意亚洲邻国的感觉，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安倍首相积极回应，表示遵循“村山谈话”精神；四，中方欢迎日本加入亚投行；日方将予以积极研究，与中国保持协商沟通。
观察分析认为，雅加达习安会谈，中方把重点放在了容易敲打的历史问题上，双方都没有提及一时难以改变现状的领土纠纷。中方欲拉动日本加入亚投行，给出了中日关系“政经分离”的可能性，彰显大国视野和大国气度。本次，中日领导人再次实现会谈表明，中方处理中日关系问题开始主动应对，掌控主导权；其次，中方愿意保持经常对话态势，通过接触来了解对方和影响对方，消除相互疑虑；其三，中日领导人在亚非会议期间坐在一起，实践了万隆会议“求同存异”的精神，表明积极对话与交流才是改善双边关系的主流。
当然，冰冻三次非一日之寒。正如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形容经历了一场大病的中日关系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中日关系离真正友好还差得很远，也不会因领导人的一次会谈而瞬间消除隔阂，信任如初。目前，对于习安会的作用有几种解读：一是认为中日领导人实现二次会谈标志着两国关系彻底解冻；二是中日之间虽然存在隔阂与猜忌，领导人会谈就是要推动难以搬家的中日两国如同左手握右手，实现吴越同舟；三是指安倍晋三赶在月内访美之前，实现了日中首脑会谈，意在向奥巴马展示改善日中紧张关系的姿态，用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制造麻烦者。
有关于未来的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日本外务省的有识者会议“20年后亚太地域秩序和日本作用研究会”在4月24日发表了日本中长期的外交政策报告书。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究竟是走向和平与繁荣，还是因为偶发的冲突而导致战争结局，将极大影响世界秩序的走向。中国以经济实力为背景，必然会形成并维持有利于自身安全与发展的环境，走向地域霸权的可能性很高。如果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日益变小，面对中国的支配性地位，日本会面临极大困难。为此，日本自身展开积极行动变得不可或缺——可见，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对中国强大的忧虑和警惕将长期存在。
对中国来说，发展与繁荣是自身面对的最大机遇。中国希望日本能成为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合作伙伴，至少不能成为对手或绊脚石。为此，中日自最高领导人以下保持各种层级的交流与沟通十分重要，不仅用耐心话语，更要以实际行动来增信释疑，才能消除隔阂与疑虑，才能有效管控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回归正常轨道。
在日本媒体的揣测与不安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2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实现会面。本次“习安会”不仅握手合影，还正式座谈半个小时，超出了日方预期。从中日两国反响和国际社会的欢迎程度来看，中日首脑会面，谈比不谈好，坐着谈比站着谈好，有预期比没预期好。
本次，中日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庆祝万隆会议60周年聚会，参加了亚非会议。雅加达会面，是自去年11月北京会面以来，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第二次见面。与日本媒体的聚焦和关注相比，中方媒体事先未提会面，事后报道强调会面是在日本要求下举行的，似有淡化意义之嫌。当前，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仍然冷淡，但习安会得以实现还是发出了积极的信息，为中日改善关系提供了象征性的顶层示范。
最近，中日关系尽管大波不兴，却也是小浪不断：日美制定新防卫指针，多个目标指向中国；有关战后70周年谈话问题，安倍公开表示不会继承“村山谈话”使用的“殖民统治与侵略”等关键词；日本在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问题上缺乏默契与配合，至今依然站在圈外指指点点，冷嘲热讽；4月15日，日本推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单独通过海洋安全问题声明，涉及南海和东海局势，施压中国；4月21日，就在会谈前一天，百余名日本国会议员借春大祭参拜了靖国神社，安倍也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献上“真榊”祭品——这一切，都让外界对于中日实现首脑会谈不抱热望。
不过应该看到，日本为了实现日中领导人会晤，近期也做了大量外交公关。3月23日，执政自民党和公明两党干事长访华，被告知中日韩首脑会晤能否实现，将视安倍战后70周年如何谈话而定。4月14日，亲中派政治家、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访华。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强调，日本领导人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责任，只有这样两国关系才能长足发展。4月21日，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隆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会面，据称日方提交了首相在雅加达会议上的演讲稿，让中方预先了解安倍的讲演内容和态度口径。
如此，在中日关系整体走向缓和的进程中，在两国外交展开原则伸张和事务交涉的进退攻防中中，中日领导人终于在国际会议场合实现了又一次会谈，既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习安会坐下来谈了30分钟，展示出“一回生、二回熟”的姿态。习安会确认了保持改善关系的势头，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双方认为，去年11月举行“习安会”以来，两国关系保持了改善的势头；二，双方同意回到中日互惠关系的原点，不搞对抗不搞对立，尽快启动“海上紧急联络机制”；三，在历史问题上，中方要求日本必须注意亚洲邻国的感觉，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安倍首相积极回应，表示遵循“村山谈话”精神；四，中方欢迎日本加入亚投行；日方将予以积极研究，与中国保持协商沟通。
观察分析认为，雅加达习安会谈，中方把重点放在了容易敲打的历史问题上，双方都没有提及一时难以改变现状的领土纠纷。中方欲拉动日本加入亚投行，给出了中日关系“政经分离”的可能性，彰显大国视野和大国气度。本次，中日领导人再次实现会谈表明，中方处理中日关系问题开始主动应对，掌控主导权；其次，中方愿意保持经常对话态势，通过接触来了解对方和影响对方，消除相互疑虑；其三，中日领导人在亚非会议期间坐在一起，实践了万隆会议“求同存异”的精神，表明积极对话与交流才是改善双边关系的主流。
当然，冰冻三次非一日之寒。正如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形容经历了一场大病的中日关系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中日关系离真正友好还差得很远，也不会因领导人的一次会谈而瞬间消除隔阂，信任如初。目前，对于习安会的作用有几种解读：一是认为中日领导人实现二次会谈标志着两国关系彻底解冻；二是中日之间虽然存在隔阂与猜忌，领导人会谈就是要推动难以搬家的中日两国如同左手握右手，实现吴越同舟；三是指安倍晋三赶在月内访美之前，实现了日中首脑会谈，意在向奥巴马展示改善日中紧张关系的姿态，用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制造麻烦者。
有关于未来的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日本外务省的有识者会议“20年后亚太地域秩序和日本作用研究会”在4月24日发表了日本中长期的外交政策报告书。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究竟是走向和平与繁荣，还是因为偶发的冲突而导致战争结局，将极大影响世界秩序的走向。中国以经济实力为背景，必然会形成并维持有利于自身安全与发展的环境，走向地域霸权的可能性很高。如果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日益变小，面对中国的支配性地位，日本会面临极大困难。为此，日本自身展开积极行动变得不可或缺——可见，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对中国强大的忧虑和警惕将长期存在。
对中国来说，发展与繁荣是自身面对的最大机遇。中国希望日本能成为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合作伙伴，至少不能成为对手或绊脚石。为此，中日自最高领导人以下保持各种层级的交流与沟通十分重要，不仅用耐心话语，更要以实际行动来增信释疑，才能消除隔阂与疑虑，才能有效管控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回归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