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的独裁者”、“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新加坡国父”、“西方认识中国的领路人”以及“家族政治威权统治者”等等。国际舆论哀悼新加坡前总理时都给予这样的定位。中国大陆舆论更是将李光耀称为能与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对话的北京同情者，一位能冷眼批评自由价值观的人物。但是，作为一名华裔政治家，他从政生涯当中的反共与亲华立场，又让这位具有东方气息的政治强人多了几分神秘。李光耀游走于东西方政坛，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用理想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东西方特色的政治强人，外界很难将其以鹰派或鸽派来对其进行划分。李光耀自称既非鸽亦非鹰，而是一只猫头鹰。现在，这只“智慧型”猫头鹰已经远去，作为新加坡建国一代，他的模式能够复制，他给新加坡留下了什么？
让美国人既爱又恨的独裁者
作为一个“小国的大政治家”，李光耀是少数几位被美国政府所倚重的国际智囊之一。他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安顾问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一样，都是非常注重对华务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流之道的人。在这些美国政治家或政客眼中，李光耀是一名“中国通”，能够在关键时期给予美国人特殊建议。在中国领导人眼中，他又是一位“了解西方的人”。有时，他甚至能够在美国人面前为中国的立场辩解。作为一个“中间人”或“沟通者”，李光耀不能被简单定性为亲美或亲华，只能说能够做到互不得罪。
李光耀亲西方但又不照搬西方。新加坡政治体制是英式议会民主制，即政府是由选民用选票选举产生的。自1959年以来，李光耀和他创立的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但是，在英国宪法的基础上，李光耀根据新加坡国情将官僚、国会和政治领导层分割开来。然后，通过每5年的选举，不论政党如何更替，政府运作的制度都不会改变。所以，相比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新加坡的政府效率高、议会也更高效多产，立法更注重细节。可以说，通过法律的制定维稳社会、规范社会行为，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相关法律条款的严苛程度令西方侧面，尤其是其新闻管制制度，曾令美国怒不敢言，吃哑巴亏。1993年，新加坡对一个美国留新学生迈克菲(Michael Fay)因涂鸦而执行鞭刑，引起美国舆论哗然，时任克林顿为其说情都没有用，足见李光耀对新加坡法治的重视。
1989年2月24日,李光耀与老布什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官邸会见
2010年3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Apology”的声明，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及其儿子、现总理李显龙以及在父子二人之间担任总理的吴作栋致歉。道歉声明中说：1994年，该报国际版子报《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版编辑鲍林（Philip Bowring）向李光耀父子“承诺”，不在任何文章中“说或者暗示”李显龙是通过其父亲李光耀的“裙带关系”而当上新加坡总理。而在2010年2月一篇评论中，鲍林把李氏父子加入“亚洲王朝政治”名单，“这有可能使得读者认为李显龙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功劳当上新加坡总理的”。10天后，《纽约时报》很不甘心，在题为《新加坡的审查制度》（Censored in Singapore）的文章抨击了新加坡的新闻管制做法，称新加坡统治者李光耀16年前就以诽谤罪起诉过《国际先驱论坛报》，该报最终支付了67.8万美元作为赔偿并承诺不再有此类暗示。
《纽约时报》当时对“谷歌退出中国大陆”事件欢呼雀跃之余，却被李光耀告上法庭，心里很是不爽。该报抱怨，如果将一个政治家族称为一个朝代是诽谤的话，这在美国看起来是很荒谬的，因为美国就有肯尼迪家族和克林顿家族。李显龙1996年说：“如果没有针对诽谤罪的法律，你可能就会像美国。因为，在美国，谁都可以说一些关于总统的无法证实的糟糕事情”。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2002年担任《纽约时报》国际版编辑时曾评价李光耀是他在25年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最聪明的政治家。当年，李光耀律师还打算起诉《彭博社》关于他家庭的报道。伊格内修斯采访李光耀，问他为何对这种批评如此在意，何不置之不理，比如像老布什那样，完全可以对针对时任总统小布什得益于其裙带关系的批评置之不理。李光耀回答时坚称二者不同，称“反对外界将其比作小布什家族。在新加坡，徇私舞弊和腐败的指控可不是闹着玩的。每个人都知道，一旦有人抨击你的正直，我们必须要为自己寻个清白。如果一个人过火，可能就会有很多人效仿，效果不堪设想”。2015年3月22日，李光耀去世后，伊格内修斯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评价李光耀是一位富有远见、令人畏惧的政治家、儒学领导人。
政治家族还是家族政治？
任何一个被西方形容为独裁者的亚洲领袖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华莱士曾经问江泽民是不是独裁者，后者矢口否认；邓小平曾因六四事件而被西方冠以“独裁”的帽子，李光耀对此则不屑一顾，甚至替邓辩护称：“有些措施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1999年，李光耀接受《纽约时报》的沙菲尔（William Safire）采访时曾对自己被称作“独裁者”一笑置之。他说：“我可以参加自由选举并胜出，这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因为我们带来了成效和成绩，人民知道我说到做到并且很有成效”。李光耀当时还告诉纽报，相比纪律、发展和善政廉政，民主是第二位的。新加坡首先要关注人民的生存、生计和福利，然后才是民主准则和进程。为了缓冲西方此种负面舆论，李光耀从90年代开始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强调儒家治国的重要性，和他政治及战略视野的东方性。也正是这一点，让李光耀成为一名非西式也非东方式的威权强人。
从状告《纽约时报》事件可以看出，李光耀非常痛恨涉及他家族政治当中裙带关系的声音，不希望外界将其同西方家族政治利益链联系起来。在现代政治及国际关系框架下，家族政治在东西方均存在，比如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以及台湾的蒋介石父子、日本的小泉家族、安倍家族和福田家族等。但是，对于李光耀父子来说，恰当一点应该被称作政治家族，而非家族政治。
“家族政治”的重心是“政治”，即权力和利益的传递和家庭纽带难以剥离。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家人可以依赖出身、人脉和资金等资源积累政治资本，至于实际治国能力则没有实际考验或硬性要求。总体上呈现“世袭”的特征。“政治家族”的核心是“家庭”，即权力和利益“偶然性”地出现父女、父子或隔代传递的现象。这种“偶然性”一部分来自家庭纽带，但大部分还是来自对接权者“能力”和“意愿”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是说，政治家族不需要人脉和出身等先天优势，而是政治家族更侧重实际才能。更确切说，家族政治和政治家族相比，前者是后者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西方家族政治的主要特征都是将“权力”与“财富”集结于一身，和旧时代的封建贵族别无两样。但李光耀发展新加坡特色民主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善政廉政。“反腐倡廉”也符合儒家治国的原理。如果说李家父子现在已经通过权力积累巨额财富，并用这些财富辅助家族权力的延续与发挥，这才能称得上“家族政治”。
李光耀是东西方沟通的其中一个桥梁
另外，在东西方看来，李光耀这样一个矛盾、多元和睿智的政治家不能轻易用“独裁”来定性。毕竟，任何一个国家在建立伊始都少不了个别人以独裁的形式稳固国内社会秩序和推进国家建设。最重要的是，他将一个不同族群和种族的城市变成了有凝聚力的国家，这种国家认同感是亚洲多种族国家是罕见的。作为一个痛恨腐败和裙带主义的国家，新加坡当政者非常不希望这种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受到影响。如果家族政治在新加坡猖獗，势必会走下坡路。
随着李光耀离世，西方有关“李家新加坡”或“李家王朝”的说法暂会告一段落。而从目前来看，李光耀模式很难在李显龙身上复制。李光耀主导的新加坡政治体制，既不是西式的也是东方专制的。虽然政府由一人一票选出，但政客竞选和履行公职的方式和美欧都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奥巴马可以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政策，但李光耀则是以自己主见推动执政党的相关政策制定。所以，综合了“中央集团、东方专制、西方自由主义、廉洁善政和打压言论自由与反对派”的新加坡模式，在李光耀执政生涯中都是成功的。就当前而言，李显龙只能说是在李光耀打造好的“政治框架”下执政。李光耀模式能否持续或复制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尚难完全用“家族政治”定性李光耀时代。
总之，李光耀以及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他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功绩也不能单靠他生前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还要看新加坡未来的发展。这就像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一样，中国未来发展越好，他的历史功绩反而更会凸现出来。这对于新加坡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让美国人既爱又恨的独裁者
作为一个“小国的大政治家”，李光耀是少数几位被美国政府所倚重的国际智囊之一。他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安顾问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一样，都是非常注重对华务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流之道的人。在这些美国政治家或政客眼中，李光耀是一名“中国通”，能够在关键时期给予美国人特殊建议。在中国领导人眼中，他又是一位“了解西方的人”。有时，他甚至能够在美国人面前为中国的立场辩解。作为一个“中间人”或“沟通者”，李光耀不能被简单定性为亲美或亲华，只能说能够做到互不得罪。
李光耀亲西方但又不照搬西方。新加坡政治体制是英式议会民主制，即政府是由选民用选票选举产生的。自1959年以来，李光耀和他创立的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但是，在英国宪法的基础上，李光耀根据新加坡国情将官僚、国会和政治领导层分割开来。然后，通过每5年的选举，不论政党如何更替，政府运作的制度都不会改变。所以，相比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新加坡的政府效率高、议会也更高效多产，立法更注重细节。可以说，通过法律的制定维稳社会、规范社会行为，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相关法律条款的严苛程度令西方侧面，尤其是其新闻管制制度，曾令美国怒不敢言，吃哑巴亏。1993年，新加坡对一个美国留新学生迈克菲(Michael Fay)因涂鸦而执行鞭刑，引起美国舆论哗然，时任克林顿为其说情都没有用，足见李光耀对新加坡法治的重视。
1989年2月24日,李光耀与老布什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官邸会见
2010年3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Apology”的声明，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及其儿子、现总理李显龙以及在父子二人之间担任总理的吴作栋致歉。道歉声明中说：1994年，该报国际版子报《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版编辑鲍林（Philip Bowring）向李光耀父子“承诺”，不在任何文章中“说或者暗示”李显龙是通过其父亲李光耀的“裙带关系”而当上新加坡总理。而在2010年2月一篇评论中，鲍林把李氏父子加入“亚洲王朝政治”名单，“这有可能使得读者认为李显龙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功劳当上新加坡总理的”。10天后，《纽约时报》很不甘心，在题为《新加坡的审查制度》（Censored in Singapore）的文章抨击了新加坡的新闻管制做法，称新加坡统治者李光耀16年前就以诽谤罪起诉过《国际先驱论坛报》，该报最终支付了67.8万美元作为赔偿并承诺不再有此类暗示。
《纽约时报》当时对“谷歌退出中国大陆”事件欢呼雀跃之余，却被李光耀告上法庭，心里很是不爽。该报抱怨，如果将一个政治家族称为一个朝代是诽谤的话，这在美国看起来是很荒谬的，因为美国就有肯尼迪家族和克林顿家族。李显龙1996年说：“如果没有针对诽谤罪的法律，你可能就会像美国。因为，在美国，谁都可以说一些关于总统的无法证实的糟糕事情”。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2002年担任《纽约时报》国际版编辑时曾评价李光耀是他在25年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最聪明的政治家。当年，李光耀律师还打算起诉《彭博社》关于他家庭的报道。伊格内修斯采访李光耀，问他为何对这种批评如此在意，何不置之不理，比如像老布什那样，完全可以对针对时任总统小布什得益于其裙带关系的批评置之不理。李光耀回答时坚称二者不同，称“反对外界将其比作小布什家族。在新加坡，徇私舞弊和腐败的指控可不是闹着玩的。每个人都知道，一旦有人抨击你的正直，我们必须要为自己寻个清白。如果一个人过火，可能就会有很多人效仿，效果不堪设想”。2015年3月22日，李光耀去世后，伊格内修斯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评价李光耀是一位富有远见、令人畏惧的政治家、儒学领导人。
政治家族还是家族政治？
任何一个被西方形容为独裁者的亚洲领袖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华莱士曾经问江泽民是不是独裁者，后者矢口否认；邓小平曾因六四事件而被西方冠以“独裁”的帽子，李光耀对此则不屑一顾，甚至替邓辩护称：“有些措施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1999年，李光耀接受《纽约时报》的沙菲尔（William Safire）采访时曾对自己被称作“独裁者”一笑置之。他说：“我可以参加自由选举并胜出，这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因为我们带来了成效和成绩，人民知道我说到做到并且很有成效”。李光耀当时还告诉纽报，相比纪律、发展和善政廉政，民主是第二位的。新加坡首先要关注人民的生存、生计和福利，然后才是民主准则和进程。为了缓冲西方此种负面舆论，李光耀从90年代开始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强调儒家治国的重要性，和他政治及战略视野的东方性。也正是这一点，让李光耀成为一名非西式也非东方式的威权强人。
从状告《纽约时报》事件可以看出，李光耀非常痛恨涉及他家族政治当中裙带关系的声音，不希望外界将其同西方家族政治利益链联系起来。在现代政治及国际关系框架下，家族政治在东西方均存在，比如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以及台湾的蒋介石父子、日本的小泉家族、安倍家族和福田家族等。但是，对于李光耀父子来说，恰当一点应该被称作政治家族，而非家族政治。
“家族政治”的重心是“政治”，即权力和利益的传递和家庭纽带难以剥离。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家人可以依赖出身、人脉和资金等资源积累政治资本，至于实际治国能力则没有实际考验或硬性要求。总体上呈现“世袭”的特征。“政治家族”的核心是“家庭”，即权力和利益“偶然性”地出现父女、父子或隔代传递的现象。这种“偶然性”一部分来自家庭纽带，但大部分还是来自对接权者“能力”和“意愿”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是说，政治家族不需要人脉和出身等先天优势，而是政治家族更侧重实际才能。更确切说，家族政治和政治家族相比，前者是后者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西方家族政治的主要特征都是将“权力”与“财富”集结于一身，和旧时代的封建贵族别无两样。但李光耀发展新加坡特色民主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善政廉政。“反腐倡廉”也符合儒家治国的原理。如果说李家父子现在已经通过权力积累巨额财富，并用这些财富辅助家族权力的延续与发挥，这才能称得上“家族政治”。
李光耀是东西方沟通的其中一个桥梁
另外，在东西方看来，李光耀这样一个矛盾、多元和睿智的政治家不能轻易用“独裁”来定性。毕竟，任何一个国家在建立伊始都少不了个别人以独裁的形式稳固国内社会秩序和推进国家建设。最重要的是，他将一个不同族群和种族的城市变成了有凝聚力的国家，这种国家认同感是亚洲多种族国家是罕见的。作为一个痛恨腐败和裙带主义的国家，新加坡当政者非常不希望这种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受到影响。如果家族政治在新加坡猖獗，势必会走下坡路。
随着李光耀离世，西方有关“李家新加坡”或“李家王朝”的说法暂会告一段落。而从目前来看，李光耀模式很难在李显龙身上复制。李光耀主导的新加坡政治体制，既不是西式的也是东方专制的。虽然政府由一人一票选出，但政客竞选和履行公职的方式和美欧都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奥巴马可以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政策，但李光耀则是以自己主见推动执政党的相关政策制定。所以，综合了“中央集团、东方专制、西方自由主义、廉洁善政和打压言论自由与反对派”的新加坡模式，在李光耀执政生涯中都是成功的。就当前而言，李显龙只能说是在李光耀打造好的“政治框架”下执政。李光耀模式能否持续或复制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尚难完全用“家族政治”定性李光耀时代。
总之，李光耀以及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他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功绩也不能单靠他生前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还要看新加坡未来的发展。这就像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一样，中国未来发展越好，他的历史功绩反而更会凸现出来。这对于新加坡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